河北
主要参考来源：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南京的那年岁月：1949年4月23日》《迈出执政的第一步——南京人民政权诞生》；宋任穷《接管南京前后的回忆片断》；西默·托平1949年4月的南京目击记述；南京市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红日照钟山——南京解放初期史料专辑》；朱天乐《解放初期中国城市的民生建设——以南京为例》；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新中国成立初期动员组织城市妇女参与社会生产的历史考察》；南京市鼓楼区解放初期史料；许燕吉晚年回忆；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央视网关于张灵甫遗孀王玉龄房产案的报道。1949年6月那场家属座谈会的细节，档案中没有完整记录，本文所据为多方口述与回忆整理，涉及争议处已在文中注明。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49年6月下旬，南京已经入夏。
太平路一带的梧桐枝叶连着枝叶，把正午的日头筛成一片碎影。
市政府临街的一间接待室里，长桌后面坐着两个进城才两个月的干部，桌上摊着一本蓝格登记簿，墨水瓶的盖子一直开着。
来登记的人从早上排到中午，多半是问救济粮的，手里攥着户口簿和街道开的证明，说话时腰弯得很低。
临近中午，门口来了一群女人，穿旗袍，头发烫过，脚上是皮鞋，走在穿灰布制服的人群里格外显眼。
最前面那位把一只小皮包放在桌沿，说明来意不是领粮，是找人——找丈夫。
登记簿的备注栏里就这样多了两个字：寻夫。
这桩事在南京传了几十年。
【一】机场上的排序
1949年4月20日，南京方面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终修正案上签字。
消息见报的当天，中央各机关的“疏运委员会”就动了起来，机关先精简一遍，凡不愿随政府迁往广州的，可以自由表态，发给三个月薪金的疏散费；愿意南下的，发三个月薪金的安家费。
火车、轮船、汽车、飞机按系统调度，重要档案和公物排在头里。
这套办法看上去很讲规矩，实际上是一张筛子。
愿意走的人拿了安家费，不愿意走的人拿了疏散费，两笔钱数目相同，含义却截然不同：一笔是路费，一笔是遣散费。
领了遣散费的人，从签字那一刻起就不再是政府的人，此后是死是活，与政府无关。
后来被称作“官太太”的那批女人里，有相当一部分就是这样被留下来的。
她们并没有被谁从飞机上推下来，也没有被押着不许走，她们是被一套文书处理掉的：一张表，一个签名，三个月的薪水，从此两清。
4月22日夜里，代总统李宗仁从杭州开完会飞回南京，下令所有机关第二天撤往上海，再转广州。
他在回忆里写自己“解衣而卧，一夜辗转反侧未能入寐”。
23日清晨，汤恩伯的电话又追过来催起飞。
行政院的秘书储子润守在励志社门口，看着李宗仁、何应钦一前一后上车，往大校场机场去。
李宗仁的专机叫“中美”号，何应钦的叫“追云”号，飞机在南京上空盘旋两圈，向西南飞去。
市长滕杰带着市政府的几个头面人物赶到机场送行，李宗仁见他们一律穿着士兵服装，说了一句“看到你们这种精神，佩服”，紧接着又说“对不起，我先走了”，转身上了飞机。
同一天上午，美国记者西默·托平开着吉普车进了明故宫机场。
他后来记下的场面，比任何回忆录都具体：几十架C-47、C-46和两航的客机正在上货，一个国民党将军扯着嗓子，命令士兵把一架大钢琴和成套家具搬上空军运输机；立法院的委员们排队登机，有人戴着适合南方气候的软布帽，有一两个人手里提着网球拍；另有一批飞机专供高级军官和上层官员的家眷以及她们的财产使用，哭哭啼啼的市民想挤上去，有人当场行贿，士兵把上了刺刀的步枪横过来挡人。
滕杰没有坐那架为他准备的飞机。
他随市政府的队伍沿京杭国道步行撤往杭州，走的时候带了两样东西：南京的地籍图册，和南京银行的全部账册。
这两样东西把撤退的次序说得很透。
地籍图册管的是地，银行账册管的是钱，一个政权走到收摊这一步，仍然清楚什么最值钱。
值钱的东西排在最前面：黄金、美元、机密文件、账册、还能继续使用的人。
人的内部又有一层排序：能带走的家眷、嫡系的子女、尚有利用价值的幕僚。
排在队伍末尾的，是元配、是老母亲、是搬不动的房子、是几箱字画，以及大批靠薪水吃饭的普通职员。
在这张载重表上，元配是负资产：占座位，费油，到了那边还要吃饭。
飞机在南京上空盘旋的那两圈，把这座城劈成了两半，一半在空中，一半在跑道上。
【二】留下来的是些什么人
南京解放后，接管干部清点过一个数字：国民党撤离时，丢下了51648名“留守人员”。
五万一千六百四十八，不是形容词，是一份名册的厚度。
这些人绝大多数是机关里的公务员、工友、教员、护士、电话员，官太太只占很小一部分，却最扎眼——身上还穿着旧时代的制服：旗袍、烫发、翡翠耳钉、皮鞋。
这群人内部也分层次。
站在最上面的是正室，有名分，有娘家，有嫁妆，有的还握着一套房子的地契；往下是姨太太，名分不正，房产多半写在丈夫或管家名下，手里最硬的东西往往只是一只首饰盒；再往下是没名没分的“屋里人”，跟了丈夫十几年，连户口都挂在别人家里。
另有一类不算太太：机关里的女职员、报务员、会计、教员，她们有工作，有薪水，只是丈夫随机关走了。
4月24日，解放军进城。
当天清晨，地理研究所的施雅风从二条巷走到鼓楼，看见街旁梧桐树下坐满了兵，抱着枪靠在树干上，秋毫无犯。
南京第三女子中学的学生许燕吉在渊声巷口见过一个穿黄布军装的军人靠墙蹲着讲政策，说共产党不会共老百姓的产，也不会共妻，还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围着的人打听的是金圆券还能不能用、粮店还开不开、信还能不能寄、学生还能不能上课。
这些打听说明了当时南京人最急的事：不是谁当政，是手里的钱还作不作数。
4月28日，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布告上写着主任刘伯承、副主任宋任穷。
布告贴出去的时候，这两位还在安徽桐城，29日才赶到南京。
布告里最要命的一条掐住了全城的命门：人民币为法定本位货币，金圆券即日起为非法货币。
5月2日，人民币与金圆券的比价和限兑办法公布，几天工夫，金圆券被排除干净。
这一刀对官太太们砍得极准。
她们手里存的，多半就是金圆券，厚厚一沓，用红绳捆着，压在樟木箱底，是丈夫临走前留下的“家用”。
比价一公布，那沓纸的购买力只剩零头。
街上的商店开了门，只收银元。
银元在陪嫁的首饰里，在丈夫留下的保险柜里，在当铺的柜台上。
房子也不作数。
逃亡的国民党官员留下的房产，陆续由政府代管。
张灵甫的遗孀王玉龄在南京二条巷有一栋房子，1949年她去了台湾，房子从此由政府代管。
这件事一直拖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她回来索还，打了三十年官司，末了拿到十七万元补偿。
一栋有契有据的房子尚且如此，一个没有名分的女人更无从主张。
她们手里的资产一夜作废，身上的技能却一样也换不成米。
绣花、插花、弹琴、说几句英文，在1949年的南京换不来一斤粮；能换米的是记账、教书、护理、裁缝、烧饭、跑腿，这些事她们大多不会做，也从未想过要做。
她们受过的教育，把她们养成了一件等着被供养的东西。
【三】先是卖东西，后来是填表
5月到6月，南京街头多了一种新营生：官太太摆摊。
摊上摆的东西很讲究。
钢琴、留声机、唱片、皮草、红木八仙桌、紫檀椅子、翡翠摆件、西洋钟、银餐具、成套的细瓷。
这些东西四个月前还摆在各家公馆的客厅里，是身份的证明；四个月后摆在太平路、三山街、夫子庙一带的旧货摊上，成了换米的筹码。
收货的商贩比卖家清楚行情。
南京城里这类东西太多，买主只有两种：贪便宜的市民，和准备把货倒到上海赚差价的中间人。
货源一多，价钱就往下掉，一架进口钢琴换来的米够吃多久，全看商贩当天的心情；一件上好的皮草，商贩按的已经不是价钱，是重量。
这批人这辈子第一次发现，自己家里的东西这么不值钱。
更难的是她们不会做生意：过去买东西是佣人去的，讲价是管家讲的，如今管家散了，佣人走了，站在摊前跟人磨嘴皮的，是当年在公馆里连茶水都不自己倒的太太。
卖完东西，就得去登记。
解放初期，南京的失业无业人口约五十万，全城人口一百三十五万，每三个人里就有一个没有正经饭碗。
新政权设了一串机构分门别类地处理：失业公教人员知识分子登记处、处理难民委员会、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南京市分会、流散军人处理委员会、社会服务处。
5月23日，南京警备司令部成立“南京市流散军人处理委员会”，按各行政区设了十个收容站，命令凡国民党现役军人、在本市无户籍又无正当职业的，就近报到登记，听候处理。
这几个机构分工明确：登记处管识字的，难民委员会管逃荒的，救济分会管断了粮的，社会服务处管介绍职业的，流散军人处理委员会管扛过枪的。
从1949年6月到1952年6月，单是登记在册的失业知识分子就有一万零八百一十二人。
这一万多人里有教员、会计、记者、演员，也有官太太。
她们中不少人识字、会算、能写，在当年的南京算稀缺资源，可稀缺资源要有人来用，才换得成钱。
登记的表格大致是那么几栏：姓名、年龄、籍贯、学历、原职业、有何专长、家庭人口、现住址。
前几栏好填，难的是“原职业”和“有何专长”。
前者她们大多只能写“家务”，有的写“家庭妇女”，有的干脆空着；后者更无从落笔，会弹琴、会打牌、会说英文，在表格上都不成其为专长。
填不下去的不只是字，是一整套自我评价：容貌、教养、体面、丈夫的官阶，在表格上找不到一格。
6月的南京又添了一层难。
青黄不接，部分地区闹水灾，粮价带头往上走，别的物价跟着涨。
手里那点卖东西换来的钱，一天比一天薄。
钱薄到这个地步，就有人开始想别的办法。
做工要先有力气、有手艺、有人肯要，这三样她们都没有。
她们想到的是去找那个“该负责的人”：丈夫是国民党的官，国民党被打跑了，丈夫跟着跑了，丈夫的下落就该由新政府来管；人找不到，至少得给口饭吃。
这套逻辑今天听着像笑话，放在1949年6月的南京，是一群走投无路的人能想到的唯一一条路。
6月下旬，市里通知街道，要开一场留宁国民党人员家属座谈会，愿意来的都可以来。
通知送到门上，有人把首饰盒擦干净，装进皮包，去了。
【四】一场没有名册的会
6月下旬的南京进入梅雨，会场的窗子开着，屋里仍旧闷。
市里腾出一间会议室，长桌拼成回字形，桌上摆着几只搪瓷茶缸和一叠空白纸。
来的人按街道分片通知，没有正式名册，签到时只写姓名和住址，几十个人，坐了大半间屋。
到场的干部准备得不算充分。
进城两个月，接管、复工、肃特、疏散、粮价，每一件都比一场家属座谈会急。
从后来的处理看，会前定下的口径大致有几条：先听困难，能救济的按程序登记，不能救济的讲清政策，涉及丈夫下落的，一律不作承诺。
来的人却准备得很足。
有人带着户口簿，有人带着房契，有人带着孩子的成绩单，有人把首饰盒整个带来了。
她们穿的仍是旗袍，坐得也很端正，只是脸色比四个月前差了许多，袖口洗得发白，皮鞋后跟磨偏。
会议室里安静得能听见窗外的雨，几十个人没有一个先开口。
会是从生活困难谈起的。
有人报家里的存粮还能吃几天，有人报房租欠了几个月，有人报孩子停学的时间。
这些事在会上说得很有条理，没有哭闹，也没有控诉，像是在向一个新的管事人交接一本旧账。
干部把这些一条条记下，按当时的政策解释：救济要登记、要评议，能做工的优先介绍职业，愿意还乡的发路费、开介绍信。
谈到这里，场面还算稳。
真正的转折出现在有人提到丈夫下落的时候。
先是几个人低声附和，接着有人站起来，声音发颤，说自己从4月等到6月，托人打听了所有能打听的地方，答复一律是下落不明。
有人把首饰盒推到桌子中间，一只一只打开，银元、翡翠、金戒指在桌面上排开，说这些东西都可以交出去，只求给一条准信。
有人把孩子的成绩单摊在桌上，说孩子下学期就要交学费。
屋里的话开始挤在一起，几个人一起开口，干部几次抬手示意，声音才慢慢落下去。
主持的干部没有回避，把能说的都说了：南京解放才两个月，沿海岛屿还在打，港口没有通航，国民党方面的人员去向下落，新政府既无从查证，也不可能替旧政权承担这笔账。
这话说得很平，屋里却彻底静了下来。
刚才争着说话的人一个个坐回去，有人低头擦眼睛，有人把首饰盒慢慢合上，盒盖扣下去的声音在闷热的屋里格外清楚。
会议僵在这里。
按程序，接下来该由干部宣布散会，把登记表留下，各人回街道等通知。
就在主持的干部合上本子的时候，坐在长桌最边上、整场没有开过口的一个女人站了起来。
她穿一件洗得发旧的墨绿色旗袍，手里没有首饰盒，也没有房契，只说了一句很短的话。
记录员的笔停在半空，随后落下去，写完在纸上顿出一个墨点。
会后整理记录的人把那句话数了一遍，一共九个字。
那九个字，把1949年6月南京城里最难办的一笔账，原样摆到了桌面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