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秋收起义六位核心干部,除毛泽东外,另外五人后来为何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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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二七年秋天,湘赣边界的乡村正经历一场剧烈变动。田里的稻子刚收完,许多青壮年就放下农具,跟着队伍进了山。毛泽东在萍乡、浏阳一带打出的旗号,第一次公开写上中国共产党的名字。这场武装行动,后来被称为秋收起义。

  教科书通常只记住毛泽东这一个名字,但当时站在他身边的,还有一批二三十岁的青年军官。他们大多出自黄埔,都是早期党员,起点几乎相同。可短短几年,有人战死,有人脱队,有人投敌,有人守着后勤干了一辈子。同一场起义,为什么走出五种结局,得从起义本身说起。

  那年是革命遭受重挫的一年。年初国共还在合作,北伐势如破竹;到了夏天,蒋、汪先后翻脸,举起清党的刀,大批共产党员和左翼人士被捕杀。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接连失利,很多人对前途失去把握。就在这种低气压里,中央决定在湘赣边境发动新的武装行动,目标之一是攻打长沙。



  这年八月,中共中央在汉口开过一次紧急会议,后来被称为八七会议。会议定下土地革命与武装反抗的方针,也点名批评了以往的右倾退让。秋收起义就是这套新方针的一次落地。理解这一点,才能明白为什么起义的目标定在长沙:当时的主流思路仍是先取城市,再谈乡村。

  为此成立了前敌委员会,书记是毛泽东,委员里有余洒度、卢德铭、苏先骏、余贲民。起义部队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兵员来自国民革命军余部、地方农军和民间义勇,枪械杂、训练少,战斗力有限。指挥层也排得清楚:卢德铭任总指挥,余洒度任师长,余贲民任副师长,钟文璋任参谋长。

  起义并非一路人马同时动手。修水、安源、铜鼓几个方向分别集结,再向长沙推进。战斗打响后,各路都遭遇强敌,损失不小。到文家市会合时,前委开会讨论下一步,最终决定不去硬攻长沙,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山区。这个决定,后来被视为从城市转向农村的关键一步。

  先看卢德铭。一九零五年生于四川自贡,家境普通,靠成绩考入黄埔二期。他在校表现突出,毕业典礼上被孙中山当众点名,要全体学员以他为榜样。这种规格的褒奖,在黄埔历届学生里都少见,不是客套话,而是对军事素养的实打实认可。

  北伐时他在叶挺独立团,常带队攻坚。叶挺治军极严,很少夸人,却公开说过攸县那一仗的功劳不在自己指挥,而在卢德铭的部署与临场处置。能让叶挺说这样的话,说明这个年轻人不只是敢冲,还能独立判断战局。

  南昌起义筹备时,卢德铭率警卫团南下支援,任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团长。因路线与时程耽搁,部队没赶上南昌的战事。局势急转直下,各部只能边转移边等指示。后来中央定下湘赣起义,点名让他带警卫团与毛泽东会合,出任起义总指挥。这个搭配有其道理:毛泽东抓政治方向与大局,卢德铭管整编、战术与一线指挥,两人互补。

  起义打响后,形势很快恶化。地方民团与国民党正规部队一起压上来,农军和新编队伍缺实战经验,扛不住硬仗。长沙攻坚的分歧越来越大:中央原定强攻城市,前线却已伤亡惨重、补给见底,再打下去就是拼光家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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