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衣节”来临，说说宋代人如何安顿“身后”

□孙晓明

11月9日是农历十月初一，在民间被称为“寒衣节”。这个节主要是给逝去的亲人“送寒衣”、扫墓祭祖，也是提醒生者添衣保暖的日子。

如何面对生死，一直是千百来年人类需要直面的课题。古人说，“死生亦大矣”，那么古人是如何面对生死的？我们就以洛阳北宋宋四郎仿木结构砖雕墓为例，看看宋代人究竟怎样安顿死者。

模拟与简省：

宋墓里的“事死如事生”

站在洛阳古墓博物馆宋四郎墓前，最先引人注目的不是随葬品，而是墓室本身。河南、陕西宋墓多用成型墓砖仿照木建结构拼搭而成，墓室内供桌、酒具、门窗、衣柜、女使等刻在砖上，呈浮雕状。这种砖墓由窑主成批生产、配套出售，亲属订购，临时按图拼搭即成。墓中随葬自然不多，往往只有一方墓志或买地券、几枚铜钱、一两只瓷碗或陶罐，常使考古工作者“空欢喜一场”。

可若因此说宋人薄情，便看浅了。宋人把墓室做成厅堂，正是要把“家”搬到地下。妇人启门图尤其如此：那半开的门是内宅界限，是生活空间的延伸，也是墓主在另一个世界仍有家院、有侍奉、有日常的象征。宋人并非不知人死不可复生，却愿用砖雕、壁画和明器，把生前秩序留下一份。“事死如事生”，不是把金玉珍宝尽数埋入，而是把厅堂、门庭、供馔和墓志所记的姓名家风，安排成一个可辨认的人间。正因如此，墓室中的模拟场景越多，随葬实物反而越少——生活场景已用砖雕和壁画“演”出来了，何必再以大量金玉珠玩入圹？门半开，厅堂在，墓志写着是谁，买地券写着归葬之地，碗罐里留着一点人间烟火，死亡被纳入日常秩序，而非被推回边缘。

薄葬成风：

宋人把厚爱放在何处

到宋代，主张薄葬者增多，官府也禁止厚葬，薄葬渐成风气。

宋仁宗时，宋祁撰《治戒》授其子，要求身后三日敛、三月葬，不为流俗阴阳拘忌；棺用杂木，不将金铜杂物放入墓中；坟高三尺，不用石翁仲和石兽。司马光在《书仪》中劝告世人“慎勿以金玉珍玩入圹中，为亡者之累”。朱熹也提出丧事不用冥器、粮瓶，棺椁中不放世俗用物。官府“丧葬令”规定棺椁内不得安放金宝珠玉，不准用石板做棺椁和建造墓室；对墓田面积、坟高、石兽和明器数量，都有品级限制。明器规定五品、六品官准许用三十件，七品、八品二十件，非京朝官十五件。可见薄葬依死者身份、地位和财富不同而有厚薄之分。

晏殊和张耆的墓，就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例子。两人死后都葬在许州阳翟。有人先盗掘张耆墓，得金宝珠玉甚多；后又盗挖晏殊墓，所得仅木胎金裹带一条和金数两，明器都是陶制品，盗者失望，遂用刀斧劈碎遗骨。宋人的选择很清楚：厚爱不必以厚葬证明，金玉入土未必是福，反而招祸。薄葬成风，显示人们追求现实生活的享受，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同时，丧葬礼仪具有阶级性，有着严格的等级内涵。

纸钱如雪：

从金玉到纸张的“送终”

既然“事死如事生”，为何宋墓随葬反少？答案之一，是宋人把“送终”之物从金玉实器转向纸钱和纸质明器。汉代墓葬多瘗钱，以流通钱币入葬；汉代以后逐渐用纸钱代替铜钱。宋人戴埴《鼠璞·寓钱》、高承《事物纪原》都认为唐玄宗时，王玙始在丧祭时焚纸钱。到宋代，丧葬和祭祀使用纸钱已极为普遍。

北宋初，福州东岳行宫人用纸钱“祭神”“乞福”。寒食扫墓，纸钱挂墓旁树枝；离乡远者登高而祭，撕裂纸钱随风飞去，称“掰钱”。司马光、俞文豹记载，民间逢丧事，亲友赠送纸钱、纸绢，“焚为灰烬，于生死俱无益”。只有少数纸钱随墓主入葬。宋孝宗祭祀祖先也焚纸钱，谏官认为圣主不宜，孝宗反问：“难道生人处世，像你能够一天不用一文钱？”这一问，把纸钱的位置问出来了：它既是信仰，也是人情，是生者与亡者之间一种廉价而可流通的“通货”。

纸钱需要量增大，使生产和经销成为专门行业。宋仁宗时，李宸妃之弟李用和流落汴京，以凿纸钱为业；宁宗初年，绍兴府诸暨县陆生也“以打凿纸钱为业”。有人在泰山见一凿纸钱者，叠百张纸凿钱，“运凿如飞”，凿毕，九十九张成钱，最底下一张竟无凿痕。廖刚《乞禁焚纸札子》说：“世俗凿纸为缗钱，焚之以徼福于鬼神者，不知何所据依？”但“积习久远”，送终祭祖者借此表示孝心，东南一带转行做纸工的人不少。朱熹在祭祀亡母或家祭时完全不用纸钱，在当时难能可贵。

宋代还流行纸质明器代替陶瓷明器和实用器。纸质明器始于唐代中期以后。北宋初年，长安民间遇丧葬陈列偶像，外表用绫绡金银的称“大脱空”，用纸并着色的称“小脱空”，有专销“脱空”的店铺，称“茅行”。汴京和临安府都开设纸马铺，除雕印钟馗、财马等外，还能用纸、芦苇扎成楼阁及人物之像。

以陶瓷俑代替活人和牲畜殉葬，是人类社会的一大进步；唐代中期以后，以纸钱和纸质明器代替实钱和陶瓷明器，又是一次不小的进步。纸钱和纸质明器的使用与佛教提倡有关，也离不开宋代造纸业和雕版印刷业的发达。

宋墓里随葬少了，纸钱却在墓外如雪飞舞；实物退了，符号和仪式进了。“事死如事生”的“生”，在这里被宋人改写成更轻、更省、更可流通的人间。

火葬与土葬：

土地、贫富与信仰之间

宋代火葬流行，与土葬并行。火葬古已有之，汉族原视为严惩，所谓“古人之法，必犯大恶，则焚其尸”；佛教传入后，僧侣火葬习惯渐播民间，唐代迅速推广。宋太祖下诏“禁民以火葬”，视为“厚人伦而一风化”，但未认真贯彻。河东路百姓因“地狭人众，虽至亲之丧，悉皆焚弃”；士大夫在外地做官病死任上，子孙也火焚其柩，收骨殖归葬；朝廷准许军人出戍死后火葬，京城郊坛三里外“方得烧人”。二程认为国家实为“明立条贯，原不为禁”，民间遂视火葬合乎礼法，“虽孝子慈孙，亦不以为异”。

南宋高宗时，范同认为“方今火葬之惨，日益炽甚，事关风化，理宜禁止”。户部侍郎荣薿提出，禁止火化确是善政；但吴越地区葬送费用多，贫下之家“送终之具，唯务从简”，相习成风，难以骤改。各地官府也找不到荒地安置贫民遗体。既然埋葬无地，立刻禁火化，恐难安人心。因此不如重申严禁豪富、官员病故火葬，其他贫民和客旅远方者，“姑从其便”。火葬省钱省地，加上朝廷允许百姓照办，就更盛了。周煇说浙右水乡风俗，人死之后，尽管“富有力者”，也“不办蕞尔之土以安厝”，却用火焚烧；僧寺有利可图，代人火化。考古发现，四川、山西、河南、福建、陕西等地都有宋代火葬墓，成都近郊的宋墓多用陶罐收贮骨灰，南宋火葬最盛，多用木盒装骨灰。僧寺在火葬风俗形成中作用大，一面宣传火化，一面办“化人亭”。有些士大夫认为投遗体于火“惨虐之极，无复人道”。朱熹、二程等既反对富人厚葬，又反对穷人火葬，认为火葬“有焚骨扬灰之戮”。但也有少数士大夫赞成，俞文豹指出：“今京城内外，物故者日以百计，若非火化，何所葬埋？”总的来说，宋代火葬虽盛，仍未超过土葬。

火葬与薄葬看似冲击“事死如事生”，其实仍在宋人的秩序里。土葬以墓室、砖雕、墓志安顿“家”的连续；火葬则以骨灰罐、木盒、僧寺化人亭安顿土地紧张、贫富悬殊和客旅远方者的现实。宋人不是一味回避死亡，而是在土地、费用、信仰和礼法之间找可行之路。

世俗滔滔：

佛道、风水与理学家的丧礼之尺

宋代佛、道二教和民间迷信对丧葬影响很深。火葬主要受佛教影响；此外还有七七日、百日、周年之说，择日择地安葬，做道场功德，居丧饮酒食肉，僧寺道观鸣钟等。蔡襄说过，当时“丧礼尽用释氏”，仅三年丧期还像一点古制。

佛教有七七之说：人死后每遇第七天，其魄必经一个阴司受苦，由头七直到七七即第七个七日，过完最后一个阴司，称为“断七”。然后有百日、周年，都要经过一次阴司。百姓出于孝心，请僧徒做道场，或做水陆大会，写经造像，修建塔庙，称为“做功德”。道教见佛教僧侣获利也加以仿效。于是民间遇丧事请僧侣、道士念经、设斋、打醮、做佛事，便成为习惯。

宋代民间信阴阳先生或“葬师”，安葬择年月日时，又信风水，认为子孙富贵贫贱全赖于此。因此多将棺柩寄放僧寺，往往因年月不利，几十年不葬，甚至数代不葬。韩琦安葬其父韩国华，距其去世已三十四年。清人王昶说：“宋时风尚如此，若唐无是事也。”朱熹劝谕“遭丧之家”及时安葬，不要停丧在家和殡寄寺院。

丧葬中民间习惯用乐，初丧奏乐“娱尸”，出殡有僧徒敲打花钹花鼓前导。北宋初曾禁“用僧徒威仪前引”和送葬用乐，但犯禁者“所在皆然”。居丧期间照样饮酒吃肉，司马光说五代时还视为怪事，到宋代士大夫也“无异平日”。宋初京城品官亡故，亲属到佛寺撞钟，多至数百下，不分昼夜，称“无常钟”。真宗景德元年规定，文臣大卿监、武臣大将军观察使、命妇郡夫人以上，亲属才准到天清寺、开宝寺撞钟，余皆禁止。

民间还有避煞之俗，逢辰日不哭，亲属回避。相传吕才《百忌历》载明丧煞损害法，世俗到期必避。今天读来荒诞，但当时是生者解释死亡、安放恐惧的方式。

理学家主张“古礼”，参照世俗丧礼加以损益，反对佛道参与，也不避煞、不信阴阳。但世俗力量顽强。按古礼办，对妻子勉强可以，“施之父母，人不谓我以礼送终，而谓我薄于其亲也”。临川黄安葬父不用僧道，遭“亲族内外群起而排之”，乃采“半今半古”之礼。车若水妻死也举行“施斛”。当时不少。

理学家并非要否定慎终追远，而是要给丧礼立尺子：厚葬伤礼，火葬伤情，停丧伤伦，佛道伤正。但尺子一落到家庭、亲族、乡俗，就要与现实妥协。宋人的丧葬世界因此不是单一的“薄葬”或“厚葬”，而是礼制、信仰、贫富和风俗拉扯的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