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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英的资历确实很深，早年参加工运，进过中央领导层，留守南方打了三年游击，后来又成为新四军创建人和主要领导者之一。单看这些经历，他似乎很有资格站进一九五五年的元帅名单。
可同样出身南方游击战争、后来接过新四军重担的陈毅，到一九五五年都因现实岗位问题一度站在授与不授的关口。
两个人究竟从哪里拉开了距离，答案还得从皖南那场大变故说起。
01
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七日，授衔授勋典礼在北京举行，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这十个人的革命经历各不相同。有人长期统兵作战，有人主持军队建设，有人处在战略领导和组织指挥岗位，有人既有创建人民武装的贡献，也有指挥大兵团作战的实绩。不能拿一把简单的尺子，把十个人削成同一个模样。
但有一点很清楚：元帅不是给“参加革命最早的人”排出来的，也不是照着二十年代、三十年代担任过什么职务依次往下发。
一九五五年颁布的军官服役条例，对元帅军衔所对应的功勋有明确表述：在创建和领导人民武装力量，或者领导战役军团作战方面立有卓越功勋。
十位元帅的经历并不相同，有人更突出地体现在建军和战略领导上，有人则在大兵团作战中承担重任。
项英是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者之一，仅从这一点说，他并非同元帅评定的尺度毫无关系。
也正因为如此，讨论项英能不能授帅，才不能图省事。若只看资历，他的确很深。
项英早年投身工人运动，参加过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后来进入中央领导层。到中央苏区时期，他担任过重要党政军职务。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他留在南方，在极端艰苦的环境里坚持三年游击战争。那三年不是在后方守成，而是在同中央失去联系、敌军不断清剿、人员物资极度匮乏的条件下保存革命力量。
许多游击区能够坚持下来，项英和陈毅等人付出的代价非常大。
在中央苏区的经历，也让项英很早就站在军队和根据地领导层。他既接触军事组织，也承担党政工作，后来留守南方并不是临时把一个普通干部推到前面，而是把一名有多年领导经历的人放在最困难的位置上。
正因如此，皖南事变的分量才更重：人们对他的期待不是“尽力就好”，而是一个主要领导人应当在关键时刻作出与职务相称的判断。
红军主力长征以后，留在南方的人面对的是另一种战场。原有根据地大部丧失，公开活动的空间急剧缩小，队伍只能化整为零，依靠山地和群众掩护同清剿力量周旋。
人员减少、粮药短缺、联络困难是常态，有时连上级的方针都无法及时得到。
项英作为留守领导人之一，要做的不只是保存一支枪、带好一支小队，还要维持各游击区的组织联系，让分散的革命力量不至于彻底断线。
这段经历的分量很重。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南方各游击区能够拿出一批有组织、有战斗经验的骨干，改编新四军，根子就在那三年的坚持。项英的功劳不是后来才补上的，而是新四军得以组建的一块现实基础。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南方八省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项英出任副军长，实际上承担了军队建设和军部日常领导中的大量工作。更早在中央苏区，他还担任过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论参加革命的时间，论在党内军内的资历，论长期处于重要岗位的经历，他都不会比许多开国将帅浅。
新四军初建时，各地游击队长期分散，作战习惯、人员构成和驻地条件都不一样。把他们编成统一军队，要确定编制，调配干部，集中人员，解决给养，还要在国民党限制下争取活动空间。
项英处在军部主要领导位置，对这支军队从无到有负有直接责任。
只记住他后来的错误，会看轻这段贡献；只凭这段早期贡献认定元帅军衔已经十拿九稳，又把授衔看得太简单。
所以，项英后来没能走到一九五五年，首先当然是因为生命在一九四一年中断了。皖南事变后，他在突围中藏身皖南山区，最终被身边的刘厚总杀害。
项英去世时四十三岁，距离新中国成立还有八年，距离全军授衔还有十四年。
刘厚总行凶后逃离，项英的生命就此终结。可在他遇害之前，新四军皖南部队已经遭受了毁灭性损失。国民党方面蓄意制造事变，负有不可推卸的根本责任；项英在军政判断和临机处置上的失误，也同样不能回避。
假如项英活了下来，过去的资历不会消失，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和创建新四军的贡献也不会消失。可同样，皖南事变已经发生，军部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将士伤亡、失散和被俘，这一页也不会因为他幸存而自动翻过去。
问题真正难就难在这里。项英面对的从来不是“资历够不够”，而是经历皖南事变后，他还能不能重新取得组织信任，重新走上重要军事领导岗位，并在后面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证明自己。
要弄明白这一点，必须回到一九四〇年末和一九四一年初，看看皖南军部究竟怎样一步步走进险境。
02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对新四军的限制和打压不断加重。皖南新四军军部处在国民党第三战区包围之中，活动空间越来越小，粮食、补给、交通和联络都受到制约。
国民党方面要求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限期北移，表面上谈的是防区调整，实际却在不断调兵，准备以军事手段解决皖南部队。
中共中央多次催促皖南部队北移。可是，北移并不是地图上画一条线、部队照着走那么简单。
皖南军部直属部队人数多，机关庞大，还有伤病员、后勤人员和大量物资。
往哪个方向走，怎样通过国民党军控制区，如何同江北部队衔接，都要在敌情、道路和政治交涉之间反复权衡。
当时摆在军部面前的路线不止一种，每一种都牵涉国民党军的布防、渡江条件和沿途补给。过早暴露行动方向，可能遭到堵截；拖得太久，对方又会把包围扎得更紧。
这样的局面不能用一句“早走就行”概括，可困难越多，越考验主要领导人能不能抓住最要紧的时间因素。
项英的问题，也就在这种反复权衡中暴露出来。他长期在南方同国民党地方军政当局打交道，对统一战线中的周旋看得很重，对公开冲突的危险也有顾虑。
这些考虑不是全无来由，但当对方已经加紧合围、时间窗口越来越窄时，仍然把希望过多放在交涉和局势缓和上，就会把谨慎变成迟疑。
皖南部队的转移因此一再拖延。等到一九四一年一月初正式出发时，外部形势已经十分险恶。部队从云岭一带出动，人数在九千以上，向茂林方向行进。
连日阴雨使山路泥泞，河水上涨，人员和辎重移动困难。雨水拖慢了行军速度，也使通信、侦察和部队协同更加困难。
山路上的拥堵越积越重，留给军部调整部署的时间却越来越少。
一支人数众多、机关复杂的队伍在山区转移，最怕的就是路线变化和指挥迟疑。前队走出去，后队未必跟得上；一条命令传到各纵队，现场敌情可能已经变化；机关、战斗部队和后勤人员混在狭窄山路上，一旦遭到阻击，展开和转向都非常困难。
国民党军正是利用这个时机，从多个方向完成包围并发起攻击。其兵力占有明显优势，事先又作了部署。
皖南事变不是偶然发生的一次摩擦，更不是新四军自己走错路便凭空撞出来的灾祸。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围攻奉命北移的新四军，是事变发生的根本原因，这一点不能含糊。
但指出根本责任在国民党方面，不等于新四军内部的指挥问题就可以略过。战争的残酷之处恰恰在于，敌人蓄意进攻时，己方一个迟缓的决定、一次失当的转向，都可能把本已严峻的局面推向更坏的结果。
部队进入茂林地区后，前路、退路和突围方向发生争论。叶挺主张集中力量打开通道，项英对进攻方向和风险有不同判断。
围困中的指挥本来就难，连续雨雪、道路不清、敌情变化，使任何选择都带着代价。
可是，越到这种时候，越需要统一意志、迅速决断。皖南军部在关键阶段没有形成稳定高效的指挥，路线和部署出现反复，部队在运动中消耗了宝贵时间。
随着国民党军压缩包围圈，各部之间的联系开始断裂。原来能够统一调动的队伍被切割，部分部队各自作战。军部既难以掌握全局，也难以及时把命令送到每一个纵队。
山地、恶劣天气和敌军封锁共同作用，指挥体系受到严重破坏。
更严重的是，在局面最危急的时候，项英等人一度离开军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