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没有忘记杜特尔特，中方的这张弃权票，帮他说了句公道话

11月2日，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明确指出：国际刑事法院履行职责，必须以尊重各国主权为根本前提，坚决防范管辖权被不当延伸与滥用。换言之，司法权力不可凌驾于国家意志之上，更不能借法律之名行越界之实。

这番表态看似措辞平和、立场中立，但置于杜特尔特案的现实语境中，却如一把精准的手术刀，直抵法院当前合法性危机的核心痛点。在我看来，中方这张弃权票表面关乎一人去留，实质却是对国际刑事法院正当性根基的一次严肃叩问——它不是沉默，而是有分量的质询。

一张弃权票，到底在说什么

此次联大就国际刑事法院2024年度工作报告举行表决，最终结果为93票赞成、13票反对、36票弃权，中国选择弃权。投反对票的国家主要包括美国、俄罗斯与以色列，各自立场清晰可辨：美国始终拒绝承认《罗马规约》对其公民可能产生的任何司法效力；俄罗斯因乌克兰局势与法院彻底决裂；以色列则长期质疑法院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裁量公正性。

中国既未随上述三国一同“推翻棋盘”，也未汇入那93票支持阵营。外界或误读弃权为犹豫不决，我则认为恰恰相反——在外交语言体系中，弃权本身就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主动表达：它既不为法院当前运行逻辑提供背书，也不将自身归入彻底否定机制的阵营，而是在两者之间划出一条审慎而坚定的中间线。

这一立场的法理支撑，中方已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中系统阐明：一是法院在有关国家正式退出《罗马规约》后，仍执意延续对其境内已发生事项的司法管辖；二是仅凭行为中部分要素与缔约国存在地理或时间关联，即主张整体管辖权。这两类实践已在国际社会引发广泛疑虑，亟需法院开展实质性检视与回应。此番表述，剑锋所指，正是杜特尔特案。

回溯该案关键节点：2025年3月，杜特尔特自海外返回马尼拉，甫一落地即遭菲律宾警方拘捕，现场出示的正是国际刑事法院签发的逮捕令；当夜，他即被专机押送至海牙。值得注意的是，菲律宾已于2019年3月完成退约程序，其初衷正是阻断法院对本国禁毒行动展开调查。

而法院援引《罗马规约》第127条作为依据：缔约国退出不影响法院对退出前已发生犯罪行为继续行使管辖权。2026年4月22日，上诉分庭驳回辩护方全部四项异议请求，正式确认法院具备合法管辖资格。该案庭审日期已确定为11月30日。

中方所揭示的问题，并未止步于条文解释层面，而是深入到制度正当性的核心地带。一个主权国家已通过法定程序退出条约，清晰表明其不再接受该司法体系的约束力，法院却以“退出前罪行”为由，坚持追究其前国家元首的刑事责任。

须知，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本源在于主权国家的自愿授权；一旦授权被明示撤回，再依托技术性条款维系司法权威，无异于以形式合规掩盖实质越权，使国家的退出权沦为纸面权利。

至于所谓“部分要素”标准，法院据此主张管辖的逻辑之一，是涉案行为某些环节曾发生在缔约国领土内，或与缔约国人员、机构存在最低限度联系。若此类弹性解释缺乏严格边界，极易滑向无限追溯——只要能论证某一行为片段与条约适用时段存在微弱勾连，管辖链条便可无限延展。

今天菲律宾退出了，明天是否还有其他国家效仿？法院是否还能持续追诉已退出国家的前任领导人？退出权若失去实际效力，条约体系的契约精神又从何谈起？这不仅是菲律宾面临的选择，更是所有已退约或正评估退约选项的国家必须直面的制度拷问，亦构成法院公信力最易碎裂的薄弱环节。

放眼全局，93票赞成反映出多数成员国仍愿维持该机构的存在基础；但13票反对叠加36票弃权，合计近五十张非支持票，绝非无关紧要的边缘声音，而是折射出深层次结构性分歧的晴雨表。

选择性的老问题

杜特尔特案并非孤立事件。自2002年国际刑事法院正式运作以来，其所启动的正式调查情势中，非洲国家占比长期居于绝对主导地位。2026年7月，乍得政府宣布退出《罗马规约》，公开理由即为法院履职“实效不足、标准失衡”，存在“难以忽视的选择性执法倾向”。因此，当杜特尔特案再度引爆管辖权争议时，这一积弊已久的结构性质疑，自然重登多边舞台中心。

再审视案件背后的政治脉络。马科斯政府于2022年上台之初，延续的是拒绝配合法院调查的既有立场；然而到了2024年11月，政策风向骤然转变。我认为，驱动这一转向的关键动因，并非所谓履行国际义务的自觉，而是其与杜特尔特家族日益激化的政治对抗。

时间节点高度吻合：杜特尔特之女莎拉担任副总统，而马科斯阵营正密集推动针对她的弹劾程序。在此背景下，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事实上已被嵌入国内权力博弈框架，成为削弱政敌的外部杠杆。

中方在杜特尔特被捕后的官方表态，始终聚焦于“持续关注事态进展”及“反对将司法程序政治化、双重标准化”，从未升级为对特定当事人的公开声援。这种克制并非回避，而是基于清醒判断：当国际法庭深度卷入一国内部政治斗争，外部力量若高调介入，反而会坐实“政治工具化”的指控，削弱自身话语正当性。

但克制绝非漠视。中方在联大平台上对管辖权限制问题的针对性阐述，成功将原本局限于学界与个案的法理争议，提升为联合国多边场合下的正式议题，“反思管辖权”由此从学术讨论跃升为载入联大会议记录的集体关切。

对于这位任内曾推动中菲关系走出对抗僵局、并直言“美国让南海充满纷争”的前总统而言，这种不点名、不煽情、却直击法理要害的关切，远比情绪化站队更具战略分量与道义厚度。

中国既未追随美俄彻底否定国际刑事司法机制的存在价值，亦未以赞成票为法院当前实践提供背书。此事已作为一项正式立场，完整留存于联大档案之中，静待法院以实际行动回应“认真反思”这一郑重呼吁。

这正是中方选择弃权的深层逻辑：投下反对票，等于全盘否定国际刑事司法制度本身，属因噎废食；投下赞成票，则等同默认法院在杜特尔特案中的法理路径无可指摘。唯有弃权，才能守住理性批判的空间，让关键问题浮出水面，落在最该回应的位置上。

结语

海牙对杜特尔特的司法程序仍在推进，但中方已在国际制度层面为其划出一道清晰界线。无论外界如何评价其任内的禁毒政策，一个基本事实不容忽视：当一国依法完成退约程序后，其前国家元首仍被国际司法机构以退约前发生的事件为由送上被告席，这一现象本身就应引发全球范围内的制度警觉——规则若可被任意诠释，其所捍卫的便不再是正义本身，而是某种不受制约的权力意志。

这条界线能否真正立住？11月30日庭审开启之后，国际刑事法院若再遇类似管辖权挑战，是否还能保持原有惯性，抑或终将停下脚步，重新掂量“认真反思”四字的千钧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