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长征》高福源被捕后，促成张学良联共抗日，结局如何了

1935年10月25日拂晓，红十五军团对榆林桥发起总攻，打到下午三点，东北军619团被全歼，1800多人被俘。团长高福源混在俘虏堆里，臂上中着枪伤，被红军从人群里认了出来。这个人的来历不小，他是张学良的卫队营长出身，东北讲武堂第五期毕业，在东北军里素有"虎将"之名，被俘时的职务是六一九团上校团长。按当时的常规逻辑，一个张学良的亲信、一个打仗不要命的团长落在红军手里，最好的结局也不过是交换俘虏。

彭德怀做得比"优待"更彻底。他把高福源接到甘泉的红军总部，和自己同住一个窑洞，长时间深谈。一个方面军司令员和一个刚被俘的敌军团长睡在一个窑洞里，这件事本身就在传递一种高福源在东北军里从未感受过的东西：你不是一个该被消灭的敌人，你是一个可以被说通的人。

周桓天天陪他参观营地，带他参加红军和东北军被俘官兵的联欢会。周桓是辽宁人，跟他算同乡。当《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旋律响起来的时候，高福源落泪了。那首歌里的松花江，是他回不去的老家，也是张学良和整个东北军回不去的老家。

彭德怀未必需要讲多少大道理，他只需要让高福源自己想明白一件事：继续打内战，你离松花江只会越来越远。榆林桥这一仗不是孤立的。在这之前，10月1日红十五军团刚在劳山打掉了东北军110师，师长何立中阵亡；在这之后，11月的直罗镇战役又全歼东北军109师。

不到两个月，东北军连丢三个师，老本被打得直冒烟，而南京方面不给补。张学良后来自己都说，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途疲惫，还能击败东北军，是值得深思的。高福源被俘，恰好发生在这个"东北军开始怀疑自己为什么要打这一仗"的节点上。

高福源自己想通了，而且主动请缨回去说服张学良。他向红军联络局局长李克农谈了这个想法。周恩来指示，让他多住几天，多看看，多听听，回去之后多讲红军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

1936年1月初，他回到洛川，先见了张学良的心腹王以哲。张学良第二天亲自驾机飞来。张学良起初还假意怒斥，试探他是不是被红军"洗了脑"，质问他"你当了俘虏，还有脸来见我，还敢要我通匪，我毙了你"。

高福源没有退缩，他讲起东北被日寇强占、三千万父老兄弟姐妹做了亡国奴，讲起先大帅张作霖是怎么死的，讲起这几年"剿共"剿出了什么结果，讲着讲着嚎啕大哭。张学良握住他的手说，你说得对，我刚才只是想试试你。

随后高福源把红军的信交到张学良手上，张学良当时面临的困境其实很具体：继续"剿共"，损兵折将，老本拼光，南京方面不会给他补；停止内战，联合抗日，至少还有"打回老家去"的可能。高福源带回来的不只是一封信，是一条能让东北军活下去的路。

后面的链条就这样一环一环扣上了，高福源穿梭于瓦窑堡和洛川之间，1月16日回瓦窑堡向李克农汇报后，决定派李克农为代表去会见张学良、王以哲。他促成了李克农与王以哲的洛川会谈，约定了双方电台联络的密码，实现了局部停战。3月，张学良从西安飞赴洛川，亲自跟李克农谈。4月9日，周恩来从保安赶到延安，在清凉山下桥儿沟的一座天主教堂里，跟张学良谈了一整夜，商定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

到9月，红军与东北军签署了《抗日救国协定》。张学良升他做了105师少将旅长。一个被红军俘虏过的东北军军官，回到东北军后没有受到猜忌，反而被提拔到少将旅长，这在当时的军队里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它说明高福源做的这件事，在东北军内部有足够深厚的土壤：想打回老家去的人，远不止他一个。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第二天高福源奉张学良之命赶赴开封，向河南省主席商震说明张、杨的八项主张。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送老蒋回南京，一下飞机就被扣了下来。东北军一下子失去了主心骨，内部的裂痕在一夜之间全部裂开。围绕"要不要对南京开战、把少帅救回来"这个问题，全军裂成了两派。

主战派和主和派吵到不可开交，1937年2月2日，孙铭九等少壮派军官冲进王以哲的住处，把这位主和派的军长枪杀在床上，史称"二二事件"。王以哲是谁？他是跟延安通电报最多、给红军筹过枪支弹药棉衣棉被的人，也是当初引高福源去见张学良的人。高福源是他的亲信，是王以哲主和路线最直接的受益者和执行者之一。说高福源参与杀害王以哲，在逻辑上几乎等于说一个人参与杀害了自己的引路人和保护者。

但刘多荃不这么想，刘多荃是105师中将师长，西安事变中亲自部署活捉老蒋的人，东北军里抗日的硬骨头。王以哲死后，他悲愤交加。他后来在回忆里留下一段原话：据报2日上午王以哲事件发生时，高福源持手枪在粉巷走来走去；还传来消息说，少壮派已派高福源来对付他，欲接他师长职务。他没有核实，没有给高福源任何辩白的机会，直接下令："我即决心令西安二团团长葛晏春立即把他逮捕就地处决，打击一下少壮派。"

高福源当时在做什么？事件发生后，驻西安城外渭南等地的东北军纷纷要求进攻西安，高福源也对杀害王以哲感到十分气愤和难过，但他为了顾全大局，同意去做一些挽救工作，制止东北军内部的自相残杀。他是因为"误会被赶了回来"，反而加深了城外某些将领对他的误解。

2月3日或5日，他到师部开会或被邀赴宴，刚到门口就被埋伏的士兵绑起来，拉到院内枪杀。当事人张政枋的记录是：葛晏春向他开了第一枪，高当时未倒下，还大声问为什么这样做，葛又开第二枪，高倒下后，葛又开第三枪，高才死去，随行人员一并灭口。

那一年他三十五岁，有的记载写三十六岁，差不太多。是他的堂弟高福洪和几个部下趁着夜色，把遗体运出城，草草埋在西安东城墙根下。他的弟弟记下了坟头离城墙有多少步，这一记，就是四十多年。刘多荃到迟暮之年说出了当年诱杀高福源的经过，承认是自己判断失误。真相是：高福源那两天确实经常在夜间乘三轮车、汽车进城，但他没有参与二二事件，他的死是冤枉的。他出现在粉巷，实是偶然。

1981年，西安市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把他的骨灰盒和遗像安放在西安市烈士陵园，民政部颁发了革命烈士证书。从1937年到1981年，四十四年。一个三十五岁死去的信使，等一个"自己人终于弄清楚了"的说法，等了将近半个世纪。

回头看，高福源的死不是一个"坏人杀害好人"的简单故事。杀他的刘多荃，是西安事变中亲自部署活捉蒋介石的人；他杀高福源，是因为他真心相信高福源参与杀害了王以哲。这是一场由悲愤、谣言和内部裂痕共同完成的误杀。

周恩来用词是"高福源被枪决"，短短几个字背后，是一个刚刚搭起来的沟通渠道被自己人从内部切断。高福源不在落脚和出发的那些画面里，但他的故事是那条长路上一个不该被跳过的注脚：有时候，最危险的子弹不是从对面飞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