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巴掌夺命案:59岁老人被打后没喊疼,只说了一个“渴”字,全场没人听懂,65分钟后脑梗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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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来源: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6)豫01民终12930号民事判决书、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2025)豫0102民初14098号民事判决书、郑州市公安局中原分局桐柏路派出所询问笔录及郑公中(桐)行罚决字〔2024〕201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郑州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郑)公(刑)鉴(临)字〔2025〕106号鉴定文书、河南一诚司法鉴定中心一诚鉴定〔2025〕临鉴字第70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以及红星新闻、澎湃新闻公开报道。
声明: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文中人名依判决书作匿名处理。

2024年12月14日,星期六。

郑州中原区这个小区不算新,六层的老楼,外墙的涂料掉了几块,单元门口是一块水泥地,墙角还堆着几袋装修剩下的沙子。

头顶那只监控摄像头一直在转,红色指示灯亮着,把门口巴掌大的一块地方拍了很多年。

17点16分,一个59岁的老头走进画面。

判决书里他叫马某丁,老家在河南泌阳,到郑州讨生活。

对面站着的是他老板秦某甲,在这个小区做物业。

两个人要谈的是工资——欠着的工钱,和一句“不用再来”。

监控把接下来两分多钟切成一格一格。

第一记耳光落在左脸,隔了几秒,第二记。

之后是一串,额头、脸颊、耳根,一下接一下,中间没有停顿。

判决书后来认定:一共九次,集中在头面部,其中几次动作幅度很大。

老头没有还上手,也没有喊疼。

他站在原地,等对面的人停手。

他说出口的,只有一个字:渴。

这个字太轻。

冬天嘴干,吵完架嗓子发紧,半晌没喝水也会渴。

单元门口没人递水,也没人提医院。

报警电话是他儿媳田某打的,她那天跟着来,站在几步开外,拦不住。

单元门口的人后来各自散了。

秦某甲回去干活,田某掏出手机报警,马某丁自己上楼。

谁也没想到,这个下午会被拆成十来个时间点,写进三份法律文书。

两分多钟的视频,九记耳光,一个字的自述,十四个月的昏迷,一份七成责任的判决。

把这些摆在一起,才看得清这件事的分量。

65分钟之后,这个人被送进了急诊室。

14个月之后,这个人死了。

2026年9月15日,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6)豫01民终12930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赔偿846550.88元。

这笔钱,被告在二审上诉状里原本只肯认一成。

一份九次击打的治安处罚决定,一段两分多钟的监控,一张写着“诱发因素”的鉴定文书,把这件事从小区门口一路拖到中级法院。

整件事的起点,是那九记耳光,和那个全场没人听懂的字。



【一】一个59岁的讨薪人

泌阳属驻马店,离郑州两百多公里,是豫南的人口输出大县。

年轻人出去打工,五十岁往上的人也出去。

马某丁59岁,在这个岁数离家找活,图的多半是一份能按月拿到手的工钱。

建筑工地、饭店后厨、小区物业,是五十岁以上的人扎堆的地方。

他在秦某甲的物业上干活。

判决书没写他具体做什么,只留下两处痕迹:一处是“在秦某甲处工作”,一处是“工作之余可以正常收旧货”。

收旧货是零钱,一辆三轮车,跑一天,够买菜买药。

他家里有四口人在等这份钱。

妻子禹某,长女马某甲,次女马某乙,长子马某丙——这四个名字后来一起出现在起诉状的第一页。

他的底子不好。

2024年5月15日,他住进某丙医院,5月27日出院,前后十三天。

出院诊断两条:多发性脑梗死;高血压病3级(很高危)。

血压3级,意思是收缩压长期顶在180毫米汞柱以上;很高危,意思是十年之内发生心脑血管事件的风险极高。

这样的病历摆在任何一张诊桌上,都会被单独圈出来,写上“重点随访”四个字。

出院那天,人是自己走出去的。

医生交代的无非几句:按时吃药,别激动,别累着,定期复查。

脑梗死这个病有个特点:第一次发作往往不重,手脚麻一下,说话含糊一阵,过几天又能走能说,人就把它当成“上火”或者“累着了”。

它真正厉害的地方在于复发。

梗过一次的血管,斑块还在,狭窄还在,血压还在,第二次发作的底子已经铺好了。

出院以后,他恢复得不错。

家属在法庭上陈述,他能正常工作,收旧货也没耽误。

事发前那段监控里,他走路步子稳,不拖,不晃,看不出是个五个月前刚从脑梗病房里出来的人。

12月14日下午,他去找秦某甲谈工资。

谈的事由,判决书写得干巴:“拖欠工资及辞退事宜”。

翻成大白话:钱没结清,人也不让干了。

59岁被辞,再找活并不容易,站在单元门口要个说法,是他能想到的路。

地点在郑州市中原区某路某号楼单元门口,时间是17时16分许。

儿媳田某跟着来了。

这类活计没有合同,工钱按天算,辞退一句话。

干活的人手里没有纸,只有一张嘴。

谈不拢,就只能站在门口等。

秦某甲在这个小区做物业,手下管着人。

马某丁在他这儿干过,他清楚这个老头有脑梗,血压三级。

一审判决把这一笔写得很直白:“马某丁事发前曾在秦某甲处工作,秦某甲应对马某情况有一定了解。”

他不但知道,还用过这个人。

一个五个月前刚从脑梗病房出来的病人,站在门口要工钱,是这件事里最脆的一环。

“了解”这两个字,后来成了整份判决书里分量最重的一处。



【二】两分多钟,九记耳光

工资谈不到一处去。

口角起来,手也跟着起来。

监控看得清楚:秦某甲先动的手,打的位置集中在头面部,动作幅度大。

这一点一审写进了判决理由,二审原样照抄了一遍。

马某丁不是站着挨打的人。

他抬脚踹过对方大腿,用手里的黄色手提袋砸过对方头部,还两次从路边摸起砖头——第一次被路人拦下,第二次被儿媳死死拉住。

拉扯之间,冲突才停下来。

这些动作,秦某甲自己在派出所的询问笔录里交代过,也交代了自己动手的次数:“一共扇了马某丁九次耳光。”

他后来的说法是另一套。

二审上诉状里写着:马某丁先辱骂,先动手,用提袋和砖头多次攻击,他是“被辱骂、被攻击情况下的应激性反应”;一个59岁、知道自己有严重脑梗和高血压的人,还主动激化矛盾、参与肢体冲突,对损害结果有重大过错。

他还请出一位证人张某耀,证明老头先开的口。

这份证言没有被采信。

二审答辩把理由摆得很硬:张某耀是秦某甲自己雇的工人,跟被告有利害关系;监控里他从旁经过时,两个人还只是交谈,等到骂起来、打起来,他已经不在现场。

两份判决都没有采信这份证言。

17时45分,马某丁回了家。

17时51分,他又下了楼。

这回是警察到场调解,18时30分调解结束。

当天到场的是中原分局桐柏路派出所的民警。

小区里的纠纷,能调解的先调解,调解不成的再作处罚,这是常规流程。

这一次调解没成,双方被通知去派出所做笔录。

2024年12月19日,也就是事发第五天,郑州市公安局中原分局桐柏路派出所作出郑公中(桐)行罚决字〔2024〕201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殴打他人为由,对秦某甲行政拘留八日、罚款五百元。

处罚决定书只罚了一方。

马某丁也动了手,也拿了砖头,卷宗里却没有对他作出处罚。

公安机关在事实认定里写的是“秦某甲因琐事和马某丁发生口角并引发肢体冲突,在冲突过程中秦某甲多次用右手击打马某丁头面部”,先动手、下手重的一方,被划成了主要过错方。

治安处罚看三样:谁先动手,谁下手重,谁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

这一次,三样都指向秦某甲。

八天,五百块。

在治安处罚的尺子上,这不算最轻的一档,也绝谈不上重。

签字那天,秦某甲大概以为事情到此为止。

行政拘留按日执行,罚款上缴国库。

对一个做物业的小老板来说,这笔账不痛不痒。

同一份笔录里那九个数字,被原样抄进了案卷。

它当时只是“打了几下”的计量单位,后面会变成别的东西。



【三】说出口的那个字

冲突停下以后,马某丁站在原地,说了两件事:渴,头晕。

儿媳田某后来报警,把当时的情形讲了一遍。

这段陈述记在案卷里,用词很白:“突然打我爸,拦也拦不住……打的头部脸部,打得很重,打完之后老人说渴、头晕……老人说手不能握了,腿也不利索了,就送医院抢救了。”

这句话里排着四个症状:渴、头晕、手不能握、腿不利索。

前面两个像小毛病,后面两个不是。

麻烦出在顺序上。

两个“小毛病”先出来,两个“大毛病”后出来,中间隔着一段时间。

人的注意力有惯性,先被轻的牵走,重的就跟不上。

病历上写的是“左侧肢体无力65分钟”,发病时间18时00分;他开口说“腿麻”,是18时37分。

中间这三十七分钟,症状在走,人在忍。

一个来讨工钱的人,最不愿意在别人面前显出不中用:头晕就靠一会儿,手不听使唤就换只手,腿拖就扶着墙走。

等到忍不住开口,已经过了大半个钟头。

这两份记录放在一起,能看出一个字的分量。

症状不是从18时37分开始的,是从18时00分开始的。

他说出口的时候,那根血管已经堵了半个多小时。

还有个细节容易滑过去:九记耳光打在脸上,他先说的不是疼,是渴。

疼是外伤的正常反应,渴不是。

两件事挤在一块儿出现,本身就反常。

从他自己上楼回家,到被人扶着下车,中间只隔了一个多小时。

18时37分双方走出小区准备去派出所,走到某路时,他说腿麻,身上不得劲。

民警看了看,让他先去医院。

儿媳拦了一辆车。

车往医院开的时候,后排座上那个人还坐得住,还能说话,只是左手不太听使唤,左腿拖着,下车要人扶。

小区离某丁医院二十分钟车程。

19时05分,人推进急诊。

分诊台的护士量血压、测血糖、看瞳孔,问清发病时间,卒中绿色通道启动,CT先扫,血管成像跟上。

到院时他意识清楚,能对答,左上肢抬不起来,左下肢只能贴着床面拖动,血压高,血糖也高。

家属在抢救室外等,手里攥着缴费单和病历本。

能说话这一点骗了在场所有人。

嘴还利索,旁人容易以为脑子没事,出问题的只是手脚。

到这一步,围在他身边的都是活人:儿媳、路人、民警、医生、护士。

没有一个人知道,那个“渴”字和后来的“腿麻”,说的是同一件事。

他们不是不关心。

是那个字,长得太不像求救。



【四】一份写不出结论的鉴定

2024年12月16日,某丁医院的诊断证明出来了:急性脑梗死、脑肿胀、脑疝。

他做了静脉溶栓,做了取栓,做了去骨瓣减压。

手术之后是昏迷,是重症监护室,是输液、吸痰、翻身、拍背,一天二十四小时排班。

病房外的走廊上,家属轮着守,一个人守白天,一个人守夜里。

家属开始跑另一条线。

2025年6月3日,郑州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郑)公(刑)鉴(临)字〔2025〕106号鉴定文书。

这份文书里有几行字,后来被双方在法庭上反复引用:马某丁右侧大脑半球广泛脑梗死(新发),右颈内动脉近端狭窄为病理基础,符合病理性脑梗死之特点,不宜进行损伤程度评定,“被掌掴及厮打事件引起的情绪变化为脑梗死的诱发因素”。

这几行字是整件事的转折。

它写清了两件事:脑子确实大面积梗死;梗死有一个现成的病理底子。

它也留下了一个空:耳光在这中间占多大分量,文书没给数字。

2025年6月10日,长子马某丙向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申请认定马某丁无民事行为能力。

8月12日,法院作出(2025)豫0102民特81号民事判决,认定马某丁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指定马某丙为监护人。

2025年12月16日,河南一诚司法鉴定中心出具一诚鉴定〔2025〕临鉴字第70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四肢肌力0级,构成一级伤残,营养期截止评残前一日,目前为完全护理依赖。

2026年2月28日,马某丁因脑梗死死亡。

从2024年12月14日那天算起,14个月零14天。

这十四个月跨了两个春节。

第一个春节他在重症监护室,家属在走廊的长椅上过;第二个春节他在病房,靠鼻饲和吸痰维持。

判决书里没有这些,只有一行“长期昏迷”。

丧事办完,家属起诉。

妻子禹某带着三个子女,把秦某甲告上法庭,案由是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索赔1362297.61元。

案子从派出所挪到法院,性质从治安案件变成民事侵权。

能赔多少,取决于两件事:耳光起了多大作用,人本身有多脆。

被告那边也做了准备。

秦某甲向法院申请,就因果关系和原因力大小做司法鉴定。

法院组织了摇号,选定了机构。

2025年11月7日,河南颐和司法鉴定中心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11月11日,河南名道鉴定咨询服务有限公司退案。

两家机构,一拒一退,具体理由判决书没有展开。

专门性问题,没有专门结论。

皮球踢回法庭,法官只能自己在案卷里找答案。

一审判决70%,赔偿846550.88元。

秦某甲上诉,请求改判“不超过总损失10%”。

上诉状里说得很直接:事实认定、举证责任分配和责任比例三项都有问题,请求改判。

2026年9月15日,二审开庭后落槌。

判决书翻到末页之前,所有人盯的都是同一个地方:那份写不出结论的鉴定,和那四个字的结论——“诱发因素”,到底能撑起多少责任。

而当审判席上把编号(郑)公(刑)鉴(临)字〔2025〕106号的文书翻到结论页,看到“右颈内动脉近端狭窄为病理基础”和“诱发因素”这两行字并排放在一起时,这场拉锯了十四个月的官司,其实已经有了走向——

那两行字既没把打人的人摘出去,也没把死去的人推回去,它们把九记耳光、一条血管和一张死亡证明,钉在了同一条时间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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