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最争议一步:张学良该不该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毛主席评价:不回南京,就没有“和平解决”四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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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来源:百度百科“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词条,《西安事变史料选编》《周恩来年谱》《张学良年谱》,以及统战、党史部门公开发布的相关资料。文中细节有不同说法的,取流传最广的一版。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36年12月25日,陕西西安,天色阴沉。

这天是西方的圣诞节。西安城里的老百姓大多没有过洋节的习惯,街上的气氛和往常差不多。

可有一位女士把这个日子记得很牢,她就是宋美龄。

她提出,圣诞节动身,取个吉利。

这一天的下午,几辆汽车从市区开出来,一路往西郊机场去。

车上的人身份各不相同:有被扣押了十几天的蒋介石,有动手扣人的张学良,有一同参与事变的杨虎城,还有宋美龄、宋子文兄妹。

机场的跑道上停着一架飞机,螺旋桨已经转了起来。

按照事先谈好的安排,蒋介石今天要离开西安,回南京。

放人这件事,西安方面几天前就有了共识,没人觉得意外。

意外出在另一件事上:送他的人是张学良本人,这个决定做得很急。

据后来公开的资料,张学良动身前没有告诉周恩来。

东北军里的几位老部下,早一天就听他讲过这个想法,当场劝过,没劝住。

这一下午,西安城里的各方人马,有的在忙着收拾文件,有的还在开会,有的刚听到消息,往机场赶都来不及了。

舱门关上,机身滑出跑道,朝着洛阳的方向越飞越远。

机舱里那位送行的人,后半生的轨迹,也从这一刻起转了向……



【一】先把时钟拨回五年:东北军为什么在西安

要弄明白12月25日那架飞机,得把时钟往回拨五年,拨到1931年。

1931年9月18日夜里,日军在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炸毁一段南满铁路,反过来说是中国军队干的,随即向北大营发起进攻,这就是九一八事变。

当时驻守东北的是张学良统率的东北军。

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热河失守后被迫下野,出洋考察。

张学良生在辽宁海城,父亲张作霖是奉系的首领。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乘坐的专列在皇姑屯被炸,不久后身亡。

同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

之后的几年里,他带兵入关,参与了中原大战,东北军的势力一度发展到华北。

1933年热河失守,张学良通电下野,随后出国考察,去了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等地。

1934年初回国,不久就被安排到“剿共”前线。

1935年,他出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

说白了,就是由他负责西北的“剿共”事务,驻地设在西安。

这里有个绕不开的背景:东北军的老家在东北。

官兵们的父母妻儿、祖坟田产都留在了日本占领下的关外。

这支部队被调到陕甘一带,面对的却不是日军,而是红军。

打起仗来,结果也不理想。1935年10月,东北军在劳山遭到重创;11月,在直罗镇战役中,东北军一〇九师几乎全军覆没。

连着两场败仗,东北军上上下下都在琢磨一件事:这仗打下去,到底图什么。

红军那边的情况是这样的:1935年10月,长征的红军抵达陕北。

他们立足未稳,周围是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

中共中央这时的方针,是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

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布《八一宣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对东北军,中共派人做了大量工作:红军俘虏了东北军官兵,教育之后放回去,还给他们讲抗日的道理。

1936年,东北军和红军之间的往来多了起来。

1936年初,中共代表李克农与张学良在洛川会面;到了4月,张学良与周恩来在延安会谈。

东北军和红军陆续停止了军事对抗,枪声稀了,人员来往多了。

再说杨虎城。他是陕西蒲城人,生于1893年11月26日,刀客出身,当时统领第十七路军,在陕甘两省有很大的势力。

他因为与中央的矛盾,暗中联络红军,后来才联合张学良发动了西安事变。

十七路军是陕西本地的部队,和蒋介石的中央系统一直有隔阂,蒋介石对他也不放心。

于是,1936年的西北,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局面: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三方,都驻在陕甘一带,彼此有联系,有默契,历史上称为“三位一体”。

南京方面,则希望通过“剿共”这件事,把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一并整顿了。

1936年下半年,外面的形势又紧了一层。

11月,绥远抗战爆发,傅作义部在百灵庙一带打击日伪军,全国各地声援不断。

就在同一个月,上海救国会的沈钧儒等七人被捕,历史上称“七君子”事件。

社会上要求抗日的声音越来越高,而南京对内的方针,仍然是先“剿共”。

张学良在这几个月里,多次向蒋介石陈说抗日的主张,也提出过请求带东北军去前线抗日的想法,都没有得到同意。

到了12月,蒋介石亲自来了。



【二】12月4日到12月12日:九天里发生了什么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飞抵西安。

他住进临潼华清池,并要求张、杨继续“剿共”,如果不加紧,就把两部分别调往安徽、福建,由中央军进驻西北。

说得通俗点,当时摆在张学良、杨虎城面前的是一道二选一的题:要么带着部队去陕北跟红军继续打,要么让出陕西,被调到东南去,换中央军进来。

蒋介石在华清池分别召见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师以上的军官,要他们服从命令。

张学良和杨虎城都清楚这位的意思。

张学良几次到华清池劝,每次都碰了钉子。

12月9日,是“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的日子。

西安的学生走上街头游行,要求抗日救国,队伍计划到临潼向蒋介石请愿。

蒋介石得知学生要来临潼,急令张学良派兵制止,还说学生如果不听,可以采取武力行动。

张学良当天骑着车子追上了游行队伍,在西安东郊的十里铺把学生拦了下来。

他向学生表示,一星期之内,用实际行动给大家一个答复。学生们这才返回城里。

这个“一星期”,成了后来很多人讲述西安事变时常挂在嘴边的时间点。

按这个时间表往下排:

12月8日,张、杨再次商议,初步确定了兵谏计划。

东北军负责华清池扣蒋和西安到临潼沿线的警戒,十七路军负责西安城内的行动。

12月10日,两人商定,十日准备好,十一日夜半动手。

12月10日这天,蒋介石在华清池召开了一次没有张、杨参加的军事会议,同时,中央军的部队也陆续开到了潼关一线。

12月11日晚,张学良和杨虎城下令行动。

当晚,蒋介石还留着张学良等人在华清池吃了晚饭。

饭后,张学良又陪着几位要员回到新城大楼,一直到晚上十点才散席。

12日凌晨,华清池。

凌晨两点,东北军卫队二营的孙铭九与白凤翔、刘桂五一同乘车从西安出发,直奔华清池。

凌晨四点前后,王玉瓒带着卫队冲进华清池,包围了蒋介石的住处。

两边的卫士在五间厅里里外外对射,枪声一阵紧过一阵,蒋介石的侍卫被渐渐压在了一间小屋里。

孙铭九冲进蒋介石的卧室,发现人已经不在,床上的被褥还是热的。

蒋介石是从后窗翻出去的,翻过一堵矮墙,往骊山山腰躲。

搜山的人在骊山山腰的虎斑石附近,找到了惊魂未定的蒋介石。此时天刚蒙蒙亮。

当时他身穿睡衣,后背和小腿上有明显的伤痕和血迹。据说他是翻墙时摔伤的。

蒋介石被带下山后,先送到了西安城内杨虎城的住处新城大楼。

后来,转移到金家巷的高桂滋公馆居住。

与此同时,西安城内的十七路军同步行动,解除了蒋系军警宪的武装,扣留了机场上的飞机,控制了火车站。

陈诚、卫立煌等多名随行的军政人员,也在西安被扣押。

事变当天,张学良、杨虎城通电全国,提出了八项主张,大意是: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救国;停止一切内战;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的自由;遵行孙中山先生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这八条里,要的都是政治主张,没有提钱,没有提地盘,也没有提蒋介石的性命。

电报发出去,全国都在看。1936年12月13日,美国《纽约时报》把这条消息登在了显著位置,说蒋介石已经失去自由,但中国政局仍由他操持。



【三】各方都动起来:南京要打,延安要谈,西安在等

消息传到南京,整个城市的反应是:分成两派。

一派以何应钦为首,主张出兵讨伐。

12月12日下午,何应钦就邀请在京的国民党政军人员交换意见。

戴季陶、居正、吴稚晖等人与何应钦一致,主张武力讨伐;李烈钧、孙科、冯玉祥等人则担心蒋氏的安全,主张和平解决。

另一派以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为代表,主张谈判救人。

宋美龄、宋子文和孔祥熙等人反对何应钦的讨伐主张,力主和平救蒋。

这里要交代一下,南京当时并不是铁板一块。

主战的人有他们的算盘,主和的人有他们的担心,各人手里的牌不一样。

12月13日中午,一位关键人物从南京出发了,他是端纳。

端纳是英籍澳大利亚人,原先做过记者,后来在张学良身边工作过,1933年张下野后曾陪他游历欧洲,1934年又与蒋介石夫妇相熟。

他和张学良、蒋介石两边都有交情,是传话的合适人选。他先飞洛阳,再转西安。

12月14日,端纳从洛阳飞到了西安。

12月15日前后,端纳又飞回洛阳,通过电话向宋美龄详细报告了西安的情况,包括蒋介石与张学良第一次交谈的经过,并表示有和平解决的可能。

同一时间,军事上的压力也一天天往上加。

12月16日,南京政治委员会决议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刘峙、顾祝同分别担任东路、西路集团军总司令,东西两面同时向西安压迫,空军轰炸西安附近的城市,并逐渐向西安逼近。

飞机在渭南、华县一线投弹,潼关外集结了十几万兵力。

西安城里的人,抬头就能看到天上的飞机。

再说中共这边。

事变发生的消息,是通过电报传到陕北保安的。

当时在东北军中的联络人刘鼎,连着发了几封急电给中共中央,说张、杨在西安扣押了蒋介石和陈诚等人。

中共中央内部,起初的意见并不一致。

有人主张把蒋押到保安,交人民公审,也有人提出“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

12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作了报告,对事变的性质做了分析。

不久,来自莫斯科的意见也到了,共产国际方面倾向于和平解决。

中共中央最后确定的方针是:争取和平解决,派代表团赴西安协助张、杨。

12月17日,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人到达西安,当晚,周恩来与张学良彻夜长谈。

周恩来在谈话中,向张学良阐明了中共的立场:事前不知情,不参与,主张和平解决;蒋介石“剿共”没有出路,应该一致对外;只要蒋介石宣布抗日,中共愿意拥护国民政府,共同建立抗日统一战线。

周恩来还去见了杨虎城。杨虎城当时最大的顾虑,是放了蒋介石之后,对方回头报复。

周恩来先后做了不少工作,才把杨虎城的疑虑一点点解开。

从12月12日到12月17日,西安就像一台被拧到最紧的发条,各路人马进进出出:端纳来了,周恩来来了,南京的飞机来了,宋子文也快来了……

到了12月20日,宋子文带着南京方面的意见飞到西安。

两天后,宋美龄也带着端纳,从南京飞抵西安,与蒋介石见了面。

12月23日,张学良公馆的西楼二层,西安方面和南京代表坐到了同一张谈判桌前,一边是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另一边是宋子文,宋美龄也在场。

桌上摆着的,是一份决定中国此后走向的条件清单。

12月24日夜里,周恩来见了蒋介石,蒋介石当面表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

桌上的条件,大致谈拢了。

按理说,接下来就是放人。

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12月25日一大早,张学良做了一个没有和任何人商量到底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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