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新华网（新华社）《70年前的今天，钱学森回国》，中国科学家博物馆《威尔逊总统号上的爱国科学家——沈善炯》；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官方馆藏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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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 8 月 29 日，洛杉矶港。
“威尔逊总统号”起航之前，甲板上站着一百多位中国留学生，箱子里塞着书、笔记、旧衣服，还有舍不得扔的锅碗。
人堆里有个二十六岁的年轻人，个子不高，话不多，行李中最值钱的东西是几天前刚领到手的博士学位证书——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物理学，他用不到两年就读完了。
同学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娃娃博士”。
他叫邓稼先。
上船那天，是拿到学位的第九天。
同样在 1950 年，同样在洛杉矶，另一个中国人碰上的是另一套流程。
行李被搬走，八百公斤书和笔记本一箱一箱打开、登记、扣下； 人被带走，关进一座海岛上的拘留所，十四天后由学校凑了一万五千美元保释出来。
出来以后不许离开，活动范围划了一个圈，半径十五英里。
他叫钱学森，那年三十九岁，加州理工学院最拿得出手的火箭专家之一。
两个人在同一座城市里待过：一个在码头上等船，一个在拘留所里等通知。
他们大概都不知道，自己这一走、或者这一留，会在几十年后被人反复拿出来讲。
一个走了，走得很安静，海关连他的箱子都没多翻一遍；一个没走成，五年之内只能在那个圈子里打转。
当年经手这两件事的人，大概都觉得自己办了笔划算的买卖：前头那个是刚出炉的博士，没碰过什么机密；后头那个就算是个天才，关上五年，人也钝了。
谁也料想不到，这两段发生在1950年洛杉矶的际遇，会在往后数十年，搅动两个大国之间的技术博弈。
二十多年后，美国自己的档案一份份解密，中国这边的报纸一篇篇登出来，人们回头再看1950 年那两笔“买卖”，谁赚谁赔，账面上写得清清楚楚。
这篇文章讲的就是这两个人。
不讲道理，只讲档案、报纸和当事人自己说过的话。
【一】“娃娃博士”的第九天
1948 年，邓稼先去了美国，落脚在印第安纳州的普渡大学。
出国前他跟朋友留过一句话：将来祖国建设需要人，我学成一定回来。
这话听起来像场面话，他倒真照着做了。
普渡在印第安纳州的西拉法叶，一座小城，冬天风硬，街上没什么可逛的。
他那两年的路线就那么几条：宿舍、系里、图书馆。
同学记得这个中国人不太说话，做事一板一眼，算完的东西总要反复核对。
不到两年，博士论文做完，二十六岁，“娃娃博士”这个外号就是这么来的。
导师挺欣赏他，主动提出推荐他去英国，接着做核物理方向的深入研究。
对一个刚毕业的博士来说，这是一条很顺的路——留下去，拿职位，出成果，运气好还能在学术史上占一行。
他婉拒了。
1948 年出国，1950 年夏天朝鲜战争爆发。
他判断局势要收紧，回家的窗口不会一直开着。
1950 年 8 月 29 日，他登上了“威尔逊总统号”。
同行的一百多人里，不少是拿到学位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其中就有物理学家赵忠尧。
这条船开出去没几天，到了日本横滨，美军上船把赵忠尧和另外两位学者带走，关进巢鸭的军事监狱，前后纠缠了两个月，人才被放行。
一船人的命运，在横滨分了岔。
邓稼先到岸之后，被安排进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1951 年起，他的论文一篇篇出现在《物理学报》上，做的是核物理理论方面的开拓工作：算数据、推公式、把框架搭起来。
日子过得平稳：上班、算题、写文章，1953 年成了家，妻子许鹿希，学的是神经解剖。
家里后来添了孩子，日子就是普通人的日子。
那几年留学生圈子里消息传得快。
谁都知道大洋那边在收口子：理工科的中国学生被盘问得越来越细，办手续越来越慢。
1950 年之前走的人，赶上的是还开着的门；1950 年之后走的人，赶上的是门缝。
在 1950 年那份美国人的名单上，这样一个人，连一行字都占不满。
他没参与过美方的机密项目，没接触过核心数据，行李里除了书就是笔记，海关翻完也找不出什么可扣的。
一个二十六岁的理论物理博士，走了就走了。
【二】五个师，和十四天
同一年，洛杉矶的另一位中国人，走不了。
钱学森 1935 年 8 月从上海出发赴美，先入麻省理工学院，后来跟着空气动力学界的冯·卡门去了加州理工学院。
1939 年博士毕业。
二十八岁那年，他和导师一起做出的成果里有一个公式，后来在业内直接被叫作“卡门—钱近似”，名字进了教科书。
那个公式解决的是高速飞行里的一类难题：气流快到接近声速时，机翼上下的压力怎么算。
算得出来，飞机才敢往前飞；算不出来，试飞就是拿人命去试。
1942 年，美国战时科研松开了对外国人的限制，他开始接触军方的机密项目：给陆海空三军的技术人员讲课，给航空喷气公司做顾问。
那些年他接触到的东西，用他自己的说法，该学的都学了。
1949 年 10 月，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美国。
他跟妻子蒋英说，现在是应该回国的时候了。
1950 年，风向变了。
麦卡锡主义在美国铺开，大清查一轮接一轮。
那两年美国的空气很紧：议员在台上点名，报纸在头版列表，大学和实验室挨个自查，被点到名的人先丢工作，再丢名声。
有人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员，他说不是，对方不信；调查还没有结果，他的安全许可证先被吊销了。
他对人说：我宁愿回中国老家去，也不愿在受人怀疑的情况下继续留居美国。
辞职，订票，装箱。
八百公斤的书、笔记、资料，整整一批。
海关把行李扣了。
洛杉矶海关还开了记者招待会，说箱子里有草图、笔记、照片，全是技术情报，暗示他准备偷运机密回国。
所谓“密码本”，其实是对数表。
1950 年 9 月，他被关进洛杉矶以南特米那岛上的拘留所，十四天。
加州理工学院凑了一万五千美元保释金，人才出来。
出来的时候附带一个条件：未经允许，不得离开美国。
美国海军部有一位负责人叫金贝尔，说了一句后来被反复引用的话：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枪毙他，也不放他回中国去。
接下来的五年，他的活动范围是以家为圆心、半径十五英里的一个圈。
加州理工在这个圈里，他可以进去教书；孩子上学也在圈里；要出圈，得去移民归化局递申请。
家里电话被监听，来往的人被登记，门口时常停着一辆车。
这五年里，美国司法部为他开了四次听证会，记录整理出来二百八十二页。
四次会开下来，检察官不止一次被问得接不上话。
检察官古尔丘的问话和他的回答，后来被原样收进了书里。
“你忠于谁？” “我忠于中国人民。” “中国人民指的谁？” “四亿五千万人。”
再往下问，话题转到了他脑子里那些东西。
“你想怎么处理你随身带走的那些资料——有关航空和喷气推进的？” “那是我知识的一部分，是属于我的。” “你会让它对中国有用吗？” “这是我的财产。
我有权决定给任何人。”
还有一段问得更直接：假如美国和中国发生冲突，你会为美国作战吗？ 他的回答是：我忠于中国人民。
如果战争是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我会站在美国方面作战。
对方追问，你想自己来判断这场战争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吗？ 他说，是的，我要作这样的决定。
软禁的日子里，他没闲着。
伺服机构的控制理论、自动控制系统的设计与分析，他把这些东西揉在一起，写成了一本《工程控制论》。
英文第一版由美国一家出版公司印出来，是世界上第一部系统讲工程控制论的专著。
书在美国出版，人在美国被看着。
回国的申请一年年递上去，一年年没有回音。
五年，就这么熬过去了。
【三】一张香烟纸
1955 年 6 月 15 日，钱学森和蒋英去一家餐馆吃饭。
这顿饭是商量好的：他坐在那边缠住跟着的人，蒋英借口去洗手间，把一封写好的信寄给在比利时的妹妹，请妹妹转寄给国内的陈叔通。
信写在一张香烟纸上。
上面的原话是：被美国政府扣留，今已五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
信里还说，除他之外，尚有多少同胞欲归不得。
陈叔通收到信，当天就转了出去。
这封信很快到了外交部门手里，又被火速送给了正在日内瓦参加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中方代表王炳南。
中美大使级会谈是 1955 年 8 月 1 日才升格的，此前谈的还只是领事级。
桌面上说的是侨民回国，桌面底下压着的，是两边各自扣着的人。
信寄出去以后，他又等了五十多天。
这五十多天里，他照常去学校，照常回家，什么也不能问，什么也不能催。
这时候的谈判桌上，其实已经摆了不少筹码。
7 月 31 日，中方按法律程序提前释放了阿诺德等十一名美国飞行员。
8 月 1 日，大使级会谈开始，王炳南先通报了这个消息，说完正题，对面的美方代表约翰逊还是那句老话：没有证据表明钱学森要回国，美国政府不能强迫命令。
王炳南把那张香烟纸拿了出来。
他的反问后来被记进了报道：既然美国政府 1955 年 4 月就公开公告，允许留美学者来去自由，为什么 6 月还有一位中国科学家写信给中国政府，请求帮助回国？ 约翰逊当场要求休会，向国内报告。
8 月 4 日，移民归化局的通知下来了：准许离境。
订票的时候，头等舱、二等舱都已售完，只剩三等舱。
他买了四张，一家四口。
从 8 月 4 日拿到通知到 9 月 17 日上船，中间四十多天，辞行、办手续、订票，一件接一件，快得像赶集。
他走的那天，洛杉矶一家报纸的标题是：火箭科学家今日返回中国。
1955 年 9 月 17 日，“克利夫兰总统号”从洛杉矶起航。
船上照相馆冲印价格并不便宜，一家人只洗了一张合影。
这张照片后来被反复印在各种纪念文章里，成了那趟航程留下的唯一一张船上影像。
临走前，他去冯·卡门家里告别，把刚出版的《工程控制论》和一本《物理力学讲义》送到老师手上。
冯·卡门翻着书，说了一句：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我了，回你的祖国效力去吧。
后来他还说过一句更直接的话：美国把火箭技术领域最伟大的天才、最出色的火箭专家，拱手送给了红色中国。
1955 年 10 月 8 日，钱学森一家从罗湖口岸过了境。
海上走了二十来天，一家四口在三等舱里熬过了整个航程。
到了北京，接待的人已经在等着了。
11 月，他和钱伟长一起着手筹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第二年春天，一份关于建立中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摆上了桌面，中国的导弹事业从这几页纸开始。
关于这次“放走”，还有一种更冷的解释。
研究者张现民为写《羁绊与归来：钱学森的回国历程（1950—1955）》，跑了美国国家档案馆、总统图书馆、加州理工和麻省理工的档案馆，还翻了外交部的档案，前后查阅两千多页。
他得出的结论是：1955 年 6 月，美方内部其实已经原则同意放人，8 月的大使级会谈只是提供了一个台阶。
真正让这件事落地的，是一份判断——五年的滞留之后，这个人掌握的信息，已经不像当初想象得那么有价值了。
那笔账，当时算得挺精明：一个走了，我们没损失；一个走了，他的知识也过期了。
【四】那个“大炮仗”
1958 年 8 月的一天，钱三强把邓稼先叫了过去。
钱三强是学核物理出身的，早年在法国跟着约里奥—居里夫妇做事。
这一年的他正在为一个刚搭起架子的机构张罗人手：要懂理论的，要懂实验的，要懂材料的，还要有能把这些人拢在一起、把账算清楚的人。
“稼先同志，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调你去做这项工作，怎样？” “大炮仗？”邓稼先心里咯噔一下。
他知道那是什么。
几年前他去普渡读物理，图的就是有一天把学到的东西用在自己国家的事情上。
这一天来得比他想的要快。
接下这个任务之前，他在近代物理研究所已经做了八年核物理理论研究，论文发了不少，同行都认得这个名字。
接下之后，这些都不作数了：论文不能发，名字不能署，会议不能参加，连家里人问起来都只能说“不能说”。
那天晚上回家，他把调动的事告诉许鹿希。
妻子问了三句，他答了三句。
“调到哪？”——“这不能说。”
“做什么工作？”——“这也不能说。”
“我给你写信？”——“不能通信。”
他能给出的只有两句话：以后这个家就靠你了；我的生命从此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生命就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那年他三十四岁，结婚五年，儿女双全。
接下任务之后，他特地带着一家人去拍了张全家福。
再往后，二十八年，他的名字从学术刊物上消失了，人也不在原来的办公室里。
时间跳到 1986 年 3 月。
一间病房里，一份报告摊在桌上。
纸上是一份建议，署名只有两个：邓稼先，于敏。
定稿日期，1986 年 4 月 2 日。
写这份东西的人刚切掉一截直肠，坐不住椅子，垫着一只汽车内胎，满头大汗，一个字一个字地推敲。
报告交上去，批下来，后面几年的事就照着它走。
十年之后，1996 年 7 月 29 日，中国在罗布泊进行了第 45 次核试验； 第二天，一份声明宣布，从 7 月 30 日起暂停核试验。
那一天，正好是他离开的第十年。
这份报告里究竟写了什么，为什么非要赶在那个时间点递上去？想要读懂这份病重之下写就的文件，就要从1958年开启的那项绝密工作从头说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