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 ［2］《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3］中国军网2015年3月24日《李二喜击毙“名将之花”》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网站2019年11月6日《80年前的这场战斗，规模不大名气可不小》 ［5］《南方日报》2010年4月2日《抗日英雄李二喜韶关“隐居”60年》 ［6］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击毙阿部规秀的迫击炮”文物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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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9月1日，清早。韶关城北的十里亭落着小雨，雨不大，地上积着一层薄薄的水光。
这条路通向石油公司的油运车队，清早人不多，路边只有几家早点铺子支着棚子。
路上，一辆摩托车从远处过来。车上的人叫李建贵，四十六岁，油罐车司机。
他每天这个点出门，路线固定，拐进单位门口那段土路时，车把要往左压一下。
路边站着两个人。雨衣，头盔，看不清脸。其中一个往前迈了一步，抬起手里的枪。
三声枪响，间隔很短。李建贵从车上摔下来，摩托车滑出去几米，倒在湿泥里。
他撑着地爬起来，往北边跑。北边六十米外是北郊加油站的特油部，玻璃门里有人值班。
他跑到门口，说了一句“快报案，救救我”，人就倒了下去。
值班经理认出他，抓起电话打给十里亭派出所。警车和救护车先后赶到，人在送医院的路上没了呼吸。
现场留下一件雨衣的碎片、几枚弹壳，还有一辆被雨水打湿的摩托车。
消息传到城里一栋老楼。开门的是李二喜，七十四岁，退休干部，头发花白，个子不高。
听完来人的话，他站在门口没动，回屋拿了件外套，跟着往外走。
在单位档案上，这个老人叫李二玺，1952年转业到韶关，在民政系统干到退休。
街坊对他的印象是话少、脾气直、对儿子管得严。档案之外，他还有一个藏了五十六年的身份。
1939年11月7日，太行山北部的黄土岭，四发迫击炮弹从一个十八岁的炮手手里打出去，落进一座独立小院。
院子里，日军中将阿部规秀被弹片击中，几个小时之后断了气。
日本报纸用通栏标题写下“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
那个炮手，就是李二喜……
[一]【太行山上的四发炮弹】
李二喜是山西灵丘上寨镇祁庄村人，1921年出生。
父母早亡，他给村里地主放牛，长年跟牲口打交道，慢慢摸出一手治马病的土办法。
1937年，杨成武带的独立团驻在村子附近，两匹战马病得厉害，部队四处找懂行的人。
李二喜自己找上门，上山采了草药，几天后马能站起来了。首长问他要什么赏，他说想入伍。那年他还不满十六岁，部队破例收下，安排他喂马。
马厩边上堆着平型关战斗中缴获的迫击炮和山炮。
他一有空就蹲在炮旁边，看老兵怎么装药、怎么定方向，拆开再装上，反复琢磨。
炮兵连组建时他报了名，考核过关，从后勤调到了炮位，成了主攻炮手。
1939年10月，日军对晋察冀根据地发动冬季“扫荡”。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的矛头，直指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
11月3日，八路军在涞源雁宿崖围歼日军五百多人。
阿部规秀刚在10月2日晋升中将，还接到了调回国内担任侍从武官的命令。
他想在离开战场之前打一个胜仗，接到败报后亲自带着一千五百多人扑过来，要找八路军主力决战。
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和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抓住对方急于报复的心理，调集第一、第三、第二十五团和第三军分区第二团等约六个团的兵力，以小股部队节节抗击，把日军往黄土岭方向引。
担任诱敌的是游击第三支队，支队长曾雍雅。
他让队员换上正规军装，摆出主力部队的架势，交手时先猛烈阻击，再突然撤退，等日军要放弃追击时又回头袭扰。
为了把戏做足，支队仅有的一挺机枪也在撤退时丢在了路上，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还留着标有主力活动痕迹的地图。
11月6日黄昏，日军进入黄土岭一带。7日清晨，日军沿着河沟向东搜索前进，下午进入伏击圈，被压缩在上庄子附近一条两公里长、百余米深的山谷里。
激战到下午四时前后，第一团团长陈正湘在指挥所用望远镜观察战场。
黄土岭与上庄子之间有一处独立小院，不断有挎着战刀的军官进出；小院南面百米左右的小山包上，还有几个穿黄呢大衣的军官举着望远镜。
他判断小院是指挥所，山包是观察所，命令通信主任跑步下山，调迫击炮上山。
炮兵连连长杨九秤带着炮手李二喜赶到指挥所领受任务。
陈正湘指着两个目标交代任务，杨九秤目测之后回答：“直线距离约800米，在有效射程之内，保证打好。”
炮连带上来的只有一门炮、四发炮弹。李二喜迅速测距、定向、调整炮位。
陈正湘抬起右手往下一甩，喊了一声“打”。
四发炮弹接连出膛。前两发落进小院，后两发转向小山包。
硝烟散去，小院里的日军跑进跑出，山包上的日军拖着死尸和伤员往山下撤。
当时没有人知道打中了谁。几天之后，日本东京广播电台公布消息，说阿部规秀11月7日在黄土岭阵亡。
日本陆军省的战死详报写明，炮弹在距中将数步处爆炸，弹片击中左腹和双腿。
11月21日消息公开，第二天《朝日新闻》以通栏标题“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连续报道，称中将级将领阵亡在日军成立以来没有先例。
那处独立小院是黄土岭村村民陈汉文的家。战斗打响后，日军把院里十几口人赶进屋里大炕上，窗户用淋了水的毛毡钉死。
炮弹落进院子时，这一家人没有一人受伤，屋顶的瓦也没有碎。
阿部规秀死后，驻蒙军曾向陆军省申请追晋大将，报告上批了“铨议认为困难”。
他晋升中将只有一个多月，职务和资历都不够。
庆功会上，聂荣臻把李二喜叫到身边，奖励他一把手枪。此后的一段时间，日伪军几次派人摸到营地附近，企图对炮手下手。
上级随后下达要求：停止对外宣传，不透露炮手身份，保证人身安全。
从那时起，这个名字从公开报道里消失了。
[二]【档案上的“李二玺”】
抗战结束后，李二喜随部队南下，参加了解放战争中的多次战役，一路打到湖南。
1952年，上级动员转业，他响应号召，到了广东韶关。
到韶关之后，他在民政系统工作，后来担任曲江县民政局长，1984年退休。
他把名字里的“喜”改成了“玺”，单位档案上写的是李二玺，一个普通的转业干部。
那把聂荣臻奖励的手枪，他日夜带在身边，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才上交。
1954年，经同事介绍，他认识了张福兰。两人结婚后生了三个儿子。
老大早年夭折，老三后来病故，只剩二儿子李建贵长大成人。
李建贵生于1950年前后，年轻时在这一带是出了名的“打架大王”，脾气冲，身板壮。
1979年参加工作，先在韶关钢铁厂汽车队当司机，后来调到石油公司的油运车队开油罐车。
李建贵婚后住在城里，妻子周小玉在北江区医院上班，比他小十岁。
两口子自由恋爱三年才结婚，当年周家父母嫌李家条件一般，坚决不同意，是周小玉自己一趟趟做通了父母的工作。
老人的日子过得很规律。早起买菜，上午看报，下午在楼下跟人下棋。街坊只知道他当过兵，脾气直，说话有分寸。
家里人不提，他也不提。老伴跟他过了几十年，没听他说过“神炮手”三个字。孙子问起他身上的旧伤，他只说是打仗时留下的。
1995年9月1日，这样的日子断在了那三声枪响上。李建贵送到医院没能救回来，家里只剩下老人、老伴和儿媳周小玉。
[三]【派出所里的那句话】
案子当天就立了。韶关市公安局北江分局刑警大队和市局刑警支队的技术人员先后赶到现场，勘查、走访、验尸同步展开。
现场在郊外，下着雨，路上人少。侦查员找了很久，只找到一名目击的个体店主。
他说，行凶的是两个人，穿雨衣、戴头盔，其中一人端着猎枪，打完三枪之后，两人骑一辆红色摩托车往十里亭镇方向跑了。
法医的结论是枪伤致命。现场的弹壳散在土路上，被雨水泡过，提取条件很差。
走访的结果指向“蓄谋”两个字。李建贵身上没有丢钱，家里的门窗没有被撬，凶手来得准，走得快，摆明了是等在那里的。
目击者还说，两个人从头到尾没有开口，动作很熟。
专案组由市局刑警支队反暴大队、北江分局刑警大队和十里亭派出所的人员组成，围绕死者的亲友、同事、工作关系逐一排查。
李建贵年轻时打架得罪过不少人。侦查员把南郊大道旁的几百家大排档和小饭店查了一遍，查了几个月，没有结果。
经济上也查过。他倒卖汽油的事在油罐车司机里是常事，一个月多挣的钱不够成杀人理由。
有人反映他曾经和一个女老板在南郊大排档吃饭时跟人动手，查下去也对不上现场那两个人的行动方式。
案子僵在那里。专案组再次找家属了解情况。李二喜坐在小板凳上，听完问题，说了一句，这像是日本人派来的职业杀手干的。
屋里静了一下。过了几天再问，他还是这句话。侦查员追问理由，他把1939年黄土岭的事讲了出来。
在场的人都愣住了。一个隐姓埋名五十六年的抗战英雄，就这样在一桩命案的口供里露了身份。
专案组随后调阅档案，找老战友核实。事情一层层报上去。
老人还给中央军委、广东省公安厅、韶关市政法委写信，反映专案组办案不力，有线索不查。
批示压下来，专案组的桌上多了一摞纸，办案的人心里也多了几分不服气。
就在这个时候，老人又说出了另一个怀疑对象：儿媳周小玉。
他的理由是周小玉对这个家不上心，对丈夫不忠，夫妻关系长年紧张。
专案组多数人没有采信。老人脾气硬，对这个打扮时髦、性格强势的儿媳一直看不惯，公媳之间多年不和，这是不少侦查员当时的判断。
排查继续做，线索一条条断掉。一年过去了大半，案卷越堆越厚，能落到纸上的结论只有一条：凶手对李建贵的出行时间、路线、停车位置非常熟悉。
[四]【甜品店里的那笔钱】
1996年1月，专案组在排查周小玉的社会关系时，摸到一条情况。
周小玉当年三十六岁，在北江区医院工作。医院里有个二十八岁的电工，叫黄鹏伟。
两人背着李建贵来往了两年多。传唤黄鹏伟，他没有否认。
黄鹏伟有个哥哥，叫黄德辉，住在十里亭挖掘机厂宿舍。抢劫、勒索、绑票，前科一长串，在韶关“道儿”上名声不小。
黄德辉身边常年跟着一个人，叫骆志伟，两人是少年时期在劳教所认识的，后来形影不离。
线索到这里还是散的。周小玉有婚外情，不等于她买凶杀人；黄德辉有前科，也不等于他开了那三枪。
专案组把几个人分开查，查银行，查通话，查行踪。
查银行的时候，案发前的一笔三万元取现露了出来。取钱的人是周小玉。
钱去了哪里，账面上查不到。侦查员只知道，那段时间她常去一家甜品店，跟她见面的人是黄德辉。
案发之后的大半年，周小玉的账上先后少了十一万三千元。同一家甜品店，她和黄德辉又见了三次面。
这几笔钱的时间、金额、地点，被侦查员一条条对到一起。
十里亭挖掘机厂的保卫科长反映，黄德辉自用的那辆五菱面包车里，放着一支折叠短把五连发猎枪。
黄鹏伟名下有一辆红色幸福牌摩托车，黄德辉经常借去骑。
红色摩托车，雨衣，头盔，猎枪，熟悉李建贵的出行规律，案发后往十里亭方向跑。几条线慢慢并到了一起。
专案组内部还有争论。有人主张继续查死者的仇家，理由是李建贵年轻时打架的名声太大；有人主张围绕周小玉、黄鹏伟的关系人深挖，理由是那笔三万元和几次见面太扎眼。
1996年8月，广东省公安厅工作组进驻韶关，指导办案。
第十九次案情分析会上，周小玉的名字被重新摆上桌面。
会议开了很久，最后定下两条线：一条盯住周小玉、黄德辉、黄鹏伟，一条全力找一个居无定所的人——骆志伟。
从8月中旬开始，几组人分头守在各个路口。白天守单位门口，夜里守宿舍楼下。那几天韶关的雨一阵一阵下，守点的人换班时衣服都是湿的。
8月17日傍晚，天快黑的时候，那个消失了大半年的人，出现在十里亭的街口。
他穿着一件旧衬衫，走得很快，拐进挖掘机厂宿舍旁的一条小巷。巷子另一头，是黄德辉住的那栋楼。
守点的侦查员记住了时间：傍晚六点四十分。
专案组的车停在两百米外的树影里，车灯没有开。指挥员压低声音，让所有人等他上楼。
巷子里的脚步声一层层往上走，楼道里的灯一层层亮起来。
当那扇门在楼上被推开的时候，所有人都不会想到，这个消失了整整一年的人，身上背的不只是那三声枪响，还有一笔从1995年8月就开始算的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