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晚年撰写回忆录,书中把近代大批风云人物骂了个遍,却唯独对这两人始终保持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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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来源:张国焘三卷本回忆录、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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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香港。

出版社把一部三卷本的回忆录印成书。

写书的人叫张国焘,七十六岁,客居香港,靠稿费和友人接济过日子。

五十多年前,他是中共一大会议主持人、中央局组织主任;三十年代,他在草地上另立中央,兵败取消;

此后他脱离中共,投靠国民党;

国民党用他,也防他,他辗转台湾、香港,末了落到一间不大的公寓里。

书从童年写到脱党那年,三卷,近千页。

书一上市,买的人不少。

他确实不客气。伟人、周恩来、博古、王明、陈独秀、瞿秋白、蒋介石、汪精卫,一个个都被他挑出毛病。

笔锋所到,几乎没有完人。

可翻到某些页码,他的口气会变。

尖刻收起来,挖苦也没有了。

写那两个人的时候,他用的称呼比别人规矩,句子也短。

这两个名字,一个停在他四十岁以前的年月里,一个一直活到他死以后。

这部书里,只有这两个人,他始终没有下重手。



【一】萍乡少年

1897年11月,江西萍乡一户张姓人家添了男孩,取名国焘。

张家在当地算体面人家,父亲张觐光做过官,也收租,开着钱庄和几间铺面。

张国焘幼年读私塾,四书五经背得熟,旧学底子不薄。

1916年秋,十九岁的他考进北京大学理科预科。

那时的北大,风气并不好。

蔡元培1917年初到任,随后请来陈独秀,文科先变了样。张国焘进校,正赶上新文化运动最热闹的几年。

1917年春,他在校内书摊上看到《新青年》,在回忆录里提到,一眼就喜欢上这个刊名;

看过内容,觉得正合当时青年的需要,登时喜出望外,还常跟反对的人争辩。

1918年5月,中日共同防敌协定的消息传开,北大学生到总统府请愿。

同年,他参与发起国民杂志社,社里一百多人,多是北大学生,后来大半成了五四的积极分子。

1919年5月2日,巴黎和会的不利消息传到北大,国民杂志社开例会,本来说要谈出版,谈着谈着就谈到国耻。

张国焘头一个提议,约集北京各校同学上街示威。

5月3日晚,北大三院礼堂坐满北京十三所学校的学生代表,他第一个上台演说。

一口萍乡口音,把“群众运动”四个字说得跟普通话差得远,从此得了个“群众运动”的诨名。

5月4日,游行爆发。

6月初,张国焘等七名学生在街头讲演时被警察抓走。

这一抓,把运动推得更高。

各地罢课、罢市、罢工接连而来,北洋政府扛不住,派汽车把被捕学生送回学校。

张国焘回来时,被同学当成英雄欢迎。

他随后当选北大学生干事会副主任,又做了北京学生联合会总干事。那一年,他二十二岁。

五四过后,军阀盯上了这批学生领袖。

李大钊建议他南下避一避。

1919年底,张国焘到上海。

1920年,他住进陈独秀家里,两人谈党纲、谈党章、谈怎么在北方发动,一谈就是几个星期。回到北京,他把陈独秀的意思转告李大钊。

李大钊略一考虑,表示赞成。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最初只有三个人: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

小组办起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轮流去讲课。

李大钊每月工资一百四十元,拿出八十元做小组经费,自己过得紧。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

北京支部推张国焘和刘仁静出席。

张国焘被推为会议主持人,那一年他二十四岁。

出席大会的有十三位代表,代表全国五十多名党员。

会议末了一天,法租界巡捕来搜查,代表们移到嘉兴南湖的一条船上,把剩下的事议完。

大会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定名中国共产党,选出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三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分管组织。



【二】从一大到南昌

一大之后,张国焘留在上海,主持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管职工运动。

1922年,他作为中共代表之一去苏俄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在莫斯科见过病中的列宁。

回国后,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他当选中央执行委员。

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他是主要领导人之一。

吴佩孚下令镇压,林祥谦、施洋遇害,工人运动转入低潮。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讨论国共合作。

张国焘不赞成共产党员全体加入国民党,认定那样会丢掉共产党的独立性。

会上多数人不同意他的意见,他落选中央委员。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国共合作正式成形,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黄埔军校也在这一年开办。

张国焘对党内合作始终不热心。

5月21日,他在北京被捕,妻子杨子烈也一起被抓。

敌人在他住处搜出党的文件和信件,对他用了重刑。

他在狱中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还留下了供词。

10月出狱,回到中央,照旧当领导人。

狱中这段事,他自己不讲,别人也无从知晓。

新中国成立后,公安部门清查旧北京警察局的档案,才把他当年的供词翻了出来。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张国焘又当选中央局委员,重回中央工作。

1926年北伐,工农运动高涨,他在中央管组织,跟陈独秀的路线时合时离。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清党,大批共产党员和工人被杀。

5月,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他当选政治局委员。

5月下旬,武汉的形势一天比一天紧,湖南、湖北的农民运动被压下去,党内为下一步往哪走争得厉害。

7月12日,中央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五人组成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定下三件大事:把党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起义;在秋收季节组织湘鄂粤赣四省农民起义;召集中央会议,定下新的政策。

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分共,国共合作彻底破裂。

共产党人从六万人打到一万多人。

7月30日,张国焘赶到南昌。

他在前委紧急会议上传达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大意是起义要慎重,最好争取张发奎同意,否则不要动。

周恩来和前委其他成员一致反对,周恩来当场提出辞职。

李立三、谭平山、恽代英、叶挺也顶了回去。

张国焘见没人支持,只好表示服从多数。

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

起义部队南下广东,在潮汕一带被优势敌军打散。

周恩来病重,叶挺、贺龙转道香港。

南昌城头的枪声,成了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的起点。

1927年11月14日,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政治纪律议决案》,以他在南昌起义中的错误,把他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一并除名。

这一年他三十岁。



【三】草地、另立中央与延安

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张国焘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留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

1931年,他回国,4月经武汉进入鄂豫皖苏区。

5月12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他任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

他到位后抓的一件大事,是肃反,结果导致红四方面军元气大伤,干部人人自危。

1932年,国民党军调集重兵围剿鄂豫皖。

张国焘判断敌人是“偏师”,主张不停顿地进攻,命令主力围攻麻城,威逼武汉。

红军在麻城城下屯兵一个多月,敌人完成了包围。

冯寿二、七里坪两场恶战,红军打垮敌人两个师,没能扭转战局。

9月9日,新集失守。

10月,分局在黄柴畈开会,决定主力跳出根据地。

10月12日夜,方面军主力越过平汉路向西转移,年底到了四川通江。

1933年,红四方面军在川陕站住脚。

先粉碎田颂尧的三路围攻,1933年11月到1934年9月又粉碎刘湘二十万川军的六路围攻,队伍发展到八万余人,张国焘的威望到了顶点。

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

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只剩一万多人,衣衫破烂,枪弹也少。

张国焘骑高头大马,带十来个骑兵警卫,军容整齐。

两军会师,本该高兴,可他一看中央红军的家底,就开始要权,要当军委主席,要改组总司令部。

中央为了团结,任命他为红军总政委,他还提出四方面军干部要进政治局,要中央把军事指挥权交给他,中央没有答应。

两边僵了几个月,队伍停在草地上,错过了北上最好的时机。

6月26日,中央在两河口开会,定下北上川陕甘的方针。

张国焘当面赞成,背后拖延。

8月,沙窝会议,他要求把自己的干部大批补进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伟人当场顶了回去。

同月,毛儿盖会议决定分左右两路北上。

张国焘带左路军,走到阿坝就不肯动。

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部队打了一场胜仗,打开北上通道。

张国焘电令他们南下,要他们回头。

中央察觉后,连夜率红一、红三军团北上。

10月5日,张国焘在四川理番县卓木碉开会,另立“中央”,自任“临时中央主席”,宣布开除伟人、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党籍,还要通缉。

那一年他三十八岁,手里有八万人。

南下作战接连失利,11月百丈关与川军血战,伤亡近万;到1936年初,队伍从八万打到四万,粮食也接不上。

另立的中央得不到共产国际承认。

1936年6月,他被迫取消第二“中央”。

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

1937年3月,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开扩大会议,清算张国焘的错误。

会上把他的分裂行为、另立中央、军阀主义一一摆出来。

他写了一篇《我的错误》,表示承认。

1938年4月,他借祭拜黄帝陵的机会离开延安,到武汉投靠国民党。

4月17日,他留下纸条,自行脱党。

4月18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党籍。

这一年他四十一岁。



【四】香港的穷老人,写下一部回忆录

张国焘投靠国民党后,日子并不好过。

蒋介石起初想用他,让戴笠照料,安排他进军统,主持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还给了一个少将主任的头衔。

他办训练班,派人到边区搞策反,忙了几年,收效甚微。

戴笠后来对他冷淡下来。

蒋介石对他始终不信任,认为他既能背叛共产党,今后也能背叛国民党。

军统内部对他的方针,是尊而不敬,用而又防。

后来,他挂过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名,也当过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

江西省主席王陵基跟他有旧怨,处处给他难堪,他干不下去,只好离开江西,到上海闲居。

1948年,他在上海办《创进》周刊,替国民党捧场,也骂共产党。

国民党大势已去,他带着家小去了台湾。

在台湾,他看中的房子被人占去,没人把他当回事。

1949年冬天,他离开台北,到了香港。

在香港,他和人合伙办《中国之声》杂志,自任社长,标榜既反共又反蒋。

办了不久,跟合伙人闹翻,被赶了出来。

他又去炒黄金,赔了本。

妻子杨子烈上街买菜,摔坏了臀骨,治病的钱让他发愁。

1961年,美国堪萨斯大学的人找到他,请他写回忆录,每月给两千港元。

这笔钱在当时不算少,对他更是雪中送炭。

他答应了,时年六十四岁。

1966年,香港一家刊物买下中文版权,派人帮他整理。1973年,三卷本回忆录出版。书从童年写到1938年。

三卷书,上册写建党、工运和国共合作,中册写莫斯科、鄂豫皖和川陕,下册写草地、延安、出逃,到1938年为止。

骂人的话,中册最密,下册最狠。

这部书里,只有这两个名字,他始终留着分寸。

书稿一页一页往后翻,骂声越来越密,写到这两处,字句忽然收住。

前面是几十年的恩怨,后面是几十年的沉默。

这两个人的名字,就夹在满纸怨气中间,隔着一层没有捅破的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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