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安虚开发票案刑事知名律师：企业老板卖“富余票”可判刑

企业老板卖“富余票”可判刑-企业“富余票”虚开的认定与法律适用

作者：刘德高律师，山东知名刑事辩护专业团队成员，团队律师原省高院、市中级法院，律师执业20余年，有丰富审判、辩护经验。

摘要：富余票是企业真实销售已申报纳税、却因消费者未索取发票而多出的销项发票。将其开给无真实交易的第三方，是否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取决于有无骗抵税款目的与增值税损失，而非票货是否一致。本文以《刑法》第二百零五条与法释〔2024〕4号第十条、第十一条、第二十一条为线索，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典型案例与地方裁判，梳理四种情形下的罪名归属，并提出以受票方用途、开票方主观认识和损失结果为顺序的认定规则。

关键词：富余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抵扣权；税款损失；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一、富余票的生成机理与争点

富余票不是法律概念，而是征管与刑事实践对一种交易结构的俗称：企业确有真实销售并已申报纳税，但因购买方是个人消费者或小规模纳税人而不需要发票，申报的销项税额大于实际开票金额，由此沉淀出多余的销项发票。它的合法性前提在于前半段——真实销售、如实申报；风险发生在后半段——企业把这张发票开给并无对应交易的第三方，按票面金额收取开票费，受票方则拿去抵扣进项、列支成本或虚增业绩。

这一结构使传统判断标准失灵。过去只要票面记载的货物、金额与实际交易不一致，即可认定虚开；富余票案件却存在真实销售，票、货、款在形式上可以做得很完整，合同、走账、物流单据都能补齐。真正需要回答的是三个问题：受票方拿发票做了什么，开票方是否知道并放任这一用途，国家增值税款是否因此受损。2024年两高司法解释的转向，正是把审查重心从“票货是否一致”移到“有无骗抵税款目的、有无增值税损失风险”。

二、规范依据：三条主线

《刑法》第二百零五条将虚开界定为为他人虚开、为自己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法定刑最高至无期徒刑。法释〔2024〕4号自2024年3月20日起施行，其中三条与富余票关系最直接。

第十条第一款列举五类虚开情形：没有实际业务而开具；有实际应抵扣业务但开具超过对应税款；对依法不能抵扣税款的业务通过虚构交易主体开具；非法篡改发票电子信息；以其他手段虚开。富余票通常落入第三类：个人与小规模纳税人不能凭专用发票抵扣，企业把本应开给他们的真实销售，虚构为向一般纳税人的销售，等于把不可抵扣的业务转换为可抵扣的业务。第十条第二款同时规定，为虚增业绩、融资、贷款等不以骗抵税款为目的、没有因抵扣造成税款被骗损失的，不以本罪论处，构成其他犯罪的另按相应罪名处理。这是富余票案件最重要的出罪依据，它把“骗税目的＋税款损失”写成了构成要件层面的限定，而不是量刑情节。

第十一条解决数额：虚开税款十万元以上可依第二百零五条定罪，五十万元以上为数额较大，五百万元以上为数额巨大；提起公诉前仍无法追回的税款达三十万元、三百万元，可分别构成其他严重、特别严重情节；同一购销业务同时虚开进项与销项的，取较大数额计算。这里的税款数额指发票所载增值税额，不是价税合计金额。

第二十一条规定，造成税款损失后补缴税款、挽回损失并开展合规整改的，可以从宽处罚；情节轻微的可不起诉或免予刑事处罚，危害显著轻微的可不作犯罪处理。这一条使补缴时点与整改效果直接进入定性判断，也为企业留出事后补救的通道。

需要说明的是，此前的法发〔1996〕30号解释已被法释〔2024〕4号第二十二条废止，法〔2018〕226号通知所设的过渡标准随之失去依托。今天讨论富余票，只能以现行解释为基准。

三、损失判断：抵扣权是否被违法转移

增值税实行上征下抵，抵扣权随同一商品的流转环节逐层转移，凭证就是专用发票。富余票虚开的实质，是开票方把本应停留在不可抵扣主体手中的抵扣权，经由虚构的交易主体转移给受票方。开票方虽已就真实销售缴税，受票方据此抵扣的税款却没有对应的进项垫付，抵扣即造成国家增值税款损失。

由此可以纠正两种常见误解。以“开票方已纳税”主张一律无损失，混淆了纳税义务与抵扣权归属；以“有真实货物”主张一律无罪，则忽略了交易主体被虚构这一要害。反过来，损失也是可以被反证的事实：受票方未申报抵扣、抵扣后已作进项转出、税款与滞纳金已全额追缴，都可能使损失消灭或不成立。这正是第十条第二款与第二十一条留给辩方的空间。

四、四种情形与对应的罪名

实践中的分歧，可以按受票方用途与开票方主观状态归为四类。

受票方用于骗抵增值税、开票方明知并配合的，双方一般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处理。最高人民法院2025年发布的典型案例中，陈某某明知他人需要进项发票骗抵税款，仍通过资金走账为其取得专用发票，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地方裁判同样如此：合肥黄某利用手机零售形成的富余票，按票面金额百分之四至百分之五收费开给下游企业用于抵扣，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皖01刑终457号二审维持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认定；重庆某石油化工公司作为享有合法进项的第一手企业，明知中间商倒卖发票，仍为赚取“点子费”对外开票，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一审、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3）渝01刑终162号二审均认定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这两案的共同点是发票最终进入抵扣链条，开票方对骗抵结果明知或放任。

受票方为逃税而抵扣、开票方明知的，可能构成逃税罪共犯。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郭某、刘某案中，二人无真实交易取得专用发票880份用于抵扣，一审以虚开罪判处郭某十三年六个月，二审认为负纳税义务者在应纳税义务范围内虚增进项抵扣，主观上仍是为不缴、少缴税款，改判逃税罪，刑期降为六年。该案针对受票方，但“应纳税义务范围内”的标准同样约束对开票方的评价。

开票方长期向不特定对象卖票、只收钱不问用途的，倾向按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处理。沈某某借网络货运平台的补录功能，为缺少进项发票的企业收费开票，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虚开罪判处十五年，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认定其以经营平台为名行倒卖发票之实，改判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十年。融资性贸易中的合慧伟业案，二审同样以主观无骗税目的、客观损失证据不足为由否定虚开罪，改判非法购买、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人民法院报的研讨会综述对此给出倾向意见：开票方定性在一定程度受制于受票方；明知骗税而虚开的构成虚开共犯，明知逃税的可构成逃税共犯；对长期向不特定对象虚开、收取高额开票费且难以逐一查实用途的，可按非法出售处理，并允许行为人反证。检察系统的立场更强调入罪：富余票虚开造成增值税损失，原则上可推定具有骗抵目的；“票点高于税点”的，推定双方对是否缴税持放任心态，与买卖专用发票类犯罪竞合时择一重罪。

发票最终未用于抵扣、亦无税款损失的，通常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重庆某纸制品富余票案中，开票方按百分之五至六收费，向无真实交易的受票方开具专用发票，价税合计一千八百余万元，法院认为其已就虚开税额足额缴税，亦无证据证明造成增值税被骗损失，未认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另有按虚开发票罪处理的：湖北沙洋汪某经营石油制品批发，对不需要发票的购买人降价销售而不开票，转而向第三方开具富余票，因已全额申报纳税、受票方存在真实采购，湖北省沙洋县人民法院（2023）鄂0822刑初232号以虚开发票罪定罪。行政层面则常见复合处理：青海某建材化工公司2021年至2024年利用大量富余票对外虚开专用发票727份，同时隐匿收入、虚假申报少缴税款97.75万元，税务机关追缴税费、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231.10万元，涉嫌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

五、分歧的成因与审查顺序

同类案件出现不同结论，原因不在事实差异，而在评价顺序。先看票面，容易一律入虚开；先看损失，容易一律出罪；先看开票方获利模式，则容易一律按非法出售。三种顺序各有盲区，也解释了为何各地口径尚未完全统一。近年包括山东法院在内的倾向性思路，是先查清受票方用途和开票方主观认识，再决定罪名。

据此可以形成三层递进的认定结构。第一层审查富余票来源与申报状态，确认企业是否已就真实销售申报销项、富余额度能否对应具体交易；来源不实者直接按无货虚开处理。第二层审查受票方用途与抵扣结果，以实际抵扣且未转出、未补缴的税款作为损失数额，而非票面税额全额；用于抵扣、列支成本还是虚增业绩，指向完全不同的罪名。第三层审查开票方的主观与获利模式：偶发、对象特定、可按共犯评价的，从轻适用逃税或虚开共犯；职业化、长期向不特定对象卖票、收取明显高于税点的开票费，按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评价。

证据上，定性高度依赖资金是否回流、合同与物流是否匹配、开票沟通记录、纳税申报与抵扣数据。这些证据既决定罪名，也决定补缴与整改能否落入第二十一条的从宽范围。

泰安虚开发票案刑事知名律师

六、结语

富余票的特殊性在于真实销售与虚假交易并存。判断的关键不是“有没有真实销售”，而是发票最终有没有被用于骗抵增值税。规范上应坚持法释〔2024〕4号第十条的文义与目的，以抵扣权是否被违法转移、国家税款是否实际损失为门槛；裁判上应按受票方用途与开票方经营模式分层，使虚开罪、逃税罪、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与虚开发票罪各归其位。对确有真实经营、虚开规模有限且积极补缴的企业，宜留出从宽空间；对以卖票为业的开票方，则应依法从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