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四重分化与三类人群的消费重启

中国经济结构分化的状态绝非长期稳定的动态均衡，短期必须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特别是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稳定总需求；中长期而言，则需要完成“从投资于物转向投资于人”的战略转型，以推动居民消费为代表的内需出现系统性回升。由于中国不同社会群体的社会保障、消费倾向与收入水平都存在较大差异，政策安排也需要因地制宜

文｜沈建光 樊磊

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结构重塑。从今年来的宏观与金融数据看，中国经济表现出四大分化：生产端偏强而需求端较弱；外需表现出较强韧性，但内需、消费面临持续的下行压力；新兴产业出现较高增长，而传统地产链条则表现低迷；虽然一线城市经济外向性更强、新经济也更加集中，其消费增长反而更加疲弱，与低等级城市形成分化。

笔者以为，这种结构分化的状态绝非长期稳定的动态均衡。内需不足，可能通过库存堆积、企业盈利分化、传统产业拖累新兴产业等渠道，逐步对供给端与新经济的发展形成抑制。与此同时，外部贸易保护主义的升级与全球供给链的剧烈波动，使得依赖外需的增长模式面临更高的不确定性。一线城市是中国的消费中心，其消费的低迷，也需要引起关注。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短期内必须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特别是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稳定总需求。中长期而言，则需要完成“从投资于物转向投资于人”的战略转型，以推动居民消费为代表的内需出现系统性回升。由于中国不同社会群体的社会保障、消费倾向与收入水平都存在较大差异，政策安排也需要因地制宜。

“四重分化”的深度演绎

中国经济的四重分化首先体现在“供强需弱”方面。在供给端，2026年1月-8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与服务业生产指数分别增长5.3%和4.7%，维持了相对稳健的增长。然而在需求端，总体动能表现偏弱，最直观的映射即是核心消费者价格的偏弱和价格体系的结构性剪刀差。

虽然2026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及供给端韧性支撑下一度冲高，但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持续低位运行，1月-8月累计同比仅仅增长了0.9%。其中，二季度以来伴随着需求再度转弱，核心CPI与服务业CPI同比走势又有所下滑，从4月份的1.2%和0.9%重新下滑到1.0%和0.8%，与疫情前供需平衡时期1.5%-2%左右的正常水平差距重新拉大，表明需求相对供给仍然明显不足。同时，这种“上游涨价、下游冷清”的现象，揭示了需求不足背景下上游成本向下游消费端传导的严重阻滞。

从需求结构看，外部需求与内部需求的景气度差距拉大，“外强内弱”的特征持续显现。一方面，1月-8月以美元计价的出口累计同比增速持续保持强劲，达到19.3%，甚至较1月-7月已经两位数增长的18.5%还有所加速；1月-8月出口交货值累计同比达到10%，成为支撑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的重要引擎。在人工智能资本开支高企的作用下，海外市场对存储芯片、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电子元器件以及新能源汽车的需求，构成了出口韧性的基本盘。

与之相对，国内需求则表现持续疲软。1月-8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累计同比增速仅有1.1%，甚至一度出现负增长。其中，商品零售累计同比增速更低，仅有1.0%。与此同时，固定资产投资更是深陷负增长，1月-8月累计同比下降7.2%。其中，三大分项全部负增长，制造业累计同比下降2.3%，基建投资累计同比下降5.4%，而房地产开发投资累计同比更是大幅下滑19.9%。

金融数据进一步印证了实体内需的疲软。8月社会融资规模与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存量同比继续下滑，为7.2%和5.0%，分别创下数据公布以来的最低水平。总体融资偏冷的情况下，企业票据融资存量同比自二季度以来反而增速有所反弹，反映出实体企业中长期投资意愿低迷，银行体系面临“有效信贷需求不足”的困境，被迫进行一些“冲量”。与此同时，今年居民部门贷款余额同比自3月以来开始出现负增长，7月同比下降1.2%。居民“去杠杆”的迹象日趋明显。无论是短期消费贷款与中长期住房按揭贷款均表现乏力。

中国经济的第三层分化则体现在产业结构的内部的差异——“新强旧弱”。一方面，1月-8月高技术制造业工业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长14.2%，较上个月的13.8%进一步加速。国家统计局披露的数据显示，集成电路制造、飞机制造、电子工业专用设备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等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超过30%，铁路机车、电站用汽轮机、民用钢质船舶、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等产品产量分别增长90.2%、82.6%、33.5%、26.1%；此外，锂离子电池增长58.8%。中国先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面的成绩进一步显现，在包括新能源汽车等先进制造领域，中国在全球已经居于领先地位。

另一方面，在商品房销售面积连续四年负增长并在今年1月-8月累计同比下滑12.1%的拖累下，地产投资的全面收缩也导致了传统地产相关产业的工业增加值持续负增长。比如，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水泥等）1月-8月增加值累计下滑3.0%；家具制造业1月-7月增加值累计下滑7%。同时，一些重要工业品产量也受到影响，比如，1月-8月粗钢、水泥和平板玻璃的总产量为6.5亿吨、9.9亿吨和5.9亿重量箱，累计同比分别下降3.0%、9.0%和6.4%。

最后，虽然一线城市经济外向性更强、新经济也更加集中，其消费增长反而更加疲弱，与低等级城市形成分化。数据表明，1月-7月，四大一线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同比平均值仅仅为0.4%，甚至比全国社零累计同比增速1.2%还要更低。其中，北京和上海社零累计同比分别下降了2.0%和0.2%。

从“结构分化”到“总量收缩”的传导链

过去一段时期，市场倾向于将“分化”视为一种可维持的过渡态。然而，经济学逻辑与微观数据表明，内需不振若长期持续，必然会通过库存、利润、经济循环及外部环境等渠道，侵蚀供给与新经济的发展动能。而一线城市消费的额外低迷，也需要引起关注。

第一，长期“供强需弱”最直接的后果是产能利用率下降、工业产成品库存的积聚与产销率下降，并最终将影响生产端的扩张。2026年二季度，中国工业部门产能利用率下滑到73%，这是供给侧改革以来除了疫情特殊时期的最低水平。2026年7月21.3天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成品库存周转天数同样是数据发布以来除了2020年疫情特殊时期7月的最高水平。实际上，二季度、三季度以来，工业增加值等生产端数据的增长也较一季度有所放缓。

第二，虽然今年以来工业企业利润总体有所改善，但其呈现出的高度结构集中性表明企业利润的改善并不稳固。具体而言，利润改善主要集中于受益于地缘政治因素的上游能源行业（石油煤炭开采）以及受海外AI数据中心资本开支强拉动的计算机与电子设备制造业、以及有色金属。一旦剔除这些特定行业，大量中下游制造企业与传统行业利润仍在负增长轨道。一旦海外资本开支周期见顶或地缘溢价回落，企业利润将面临二次探底风险。事实上，自4月工业企业利润单月同比增速见顶于24.9%以后，已经连续三个月回落。

第三，新兴产业的迅猛发展是当前中国经济的最大亮点，但其可持续性仍面临考验。飞机、生物药品、工业机器人的生产，仍需强大的国内需求支撑，才能完成从生产到消费的闭环。若内需持续疲弱，高速增长的行业最终也将面临产能过剩的挑战。同时，许多高技术行业的发展也依赖各级政府扶持，若传统产业和经济增长持续低迷，政府财政收入和能够动用的资源也会受到影响。此外，虽然新兴产业代表了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方向，但从总量规模与GDP（国内生产总值）占比来看，高技术制造业目前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仍难以完全对冲房地产及上下游庞大产业链下滑所带来的巨大缺口。

第四，中国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也在显著增加，若贸易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外需对中国经济的拉动可能也会显著减弱。在中国货物贸易顺差占全球GDP的比重2025年已达到史无前例全球GDP的约1%的背景下，全球贸易格局的摩擦与再平衡一定程度难以避免。

近期在美国阿什维尔举行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除中国外，其余19个成员支持在会议文件中加入针对全球经济失衡的表述，要求存在长期、过度外部顺差的经济体减少扭曲国内消费、过度依赖出口增长的“非市场政策”。更值得警惕的是，欧洲对中国贸易失衡的态度正在从过去的“表达关切”逐步转向“准备采取行动”。9月初，欧盟贸易委员塞夫科维奇明确要求中国在10月初前就缩小贸易失衡作出初步行动。他同时警告，如果对话无法取得“切实成果”，欧洲内部将面临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转而寻求其他解决方案。此外，海外AI（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等资本开支周期虽强，但容易受到地缘政治限制、出口管制及技术禁运的扰动。若外部贸易壁垒全面升级，当下高度依赖外需支撑的工业产出体系将面临重大考验。

第五，一线城市一直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和消费中心，其消费同比增速的低迷尤其需要引起关注。今年3月以来，一线城市二手房价已经有所回升，财富效应可能未必是拖累今年一线城市消费的主要原因。是此前对金融等行业的整顿对一线城市的就业、收入有更大的影响，还是一线城市中产对未来长期收入预期的调整更加敏感，都值得进一步探究。

短期逆周期：发挥财政主导作用

面对“内需不足”向“总量收缩”传导的潜在风险，短期宏观政策要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特别是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稳定经济增长。

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增速已经出现明显回落，GDP增速从一季度的5.0%下滑到二季度的4.3%。而7月底的政治局会议也作出部署，“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其中，“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被排在政策工具的首位。同时，会议也提到要“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笔者以为超长期特别国债与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发行和使用应该加速，也应该配套用好8000亿元政策性金融工具，补充重点重大项目资本金，加速推进两重、两新项目的进展，并且推动“六张网”建设。

与此同时，在传统的基建投资存在投资边际效益递减的情况下，也应该增加财政在民生、福利方面的支出，改善社会保障体系。实际上，1月-7月，中国在教育、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的财政支出累计同比增速分别为-0.7%和-6.9%，甚至低于一般公共预算整体1.3%的累计同比增速。相关支出增长应该还有一定潜力。这些措施如果落地不仅仅可能直接带动社零等数据的回升，还有利于降低居民部门的预防性储蓄，支撑居民消费增速进一步回升。

中长期再平衡：从“投资于物”转向“投资于人”

在避免短期经济继续下滑的同时，要彻底解决内需不足的问题，重建大国经济内部大循环，中长期而言，还是需要完成“从投资于物转向投资于人”的战略转型，以推动消费为代表的内需系统性回升。实际上，在今年通过的“十五五”规划纲要中，也明确要求“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主动力作用持续增强”，而通过投资于人形成“人力资本提升—居民收入增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则是纲要中提振消费的关键抓手。

对中国的居民部门而言，不同社会群体的社会保障、消费倾向与收入水平都存在较大差异。基于国家统计局居民住户调查与国家资产负债表、资金流量表数据，可将中国人口划分为三个不同群体，并采取针对性的突破策略：

数据测算显示，约4.5亿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高达83%左右，这一水平与发达国家（如美国）的平均居民消费倾向大体相当。这表明该群体消费意愿并不弱，但是其消费压抑很大程度受制于绝对收入水平偏低。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进一步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一方面，建立健全农村居民养老金基础标准定期调整机制，大幅提高农村基础养老金补贴；完善农村低保与医疗救助体系，解除其后顾之忧。另一方面，也该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与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激活农村沉睡资产，多渠道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不少文献研究表明，统计上属于城镇常住人口但未获得城镇户籍的约1.7亿进城农民工及其家属，其边际消费倾向低于50%，出现了严重的“消费抑制”现象。导致这一群体有能力消费却不敢消费的核心原因在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导致的身份认同缺失，以及在住房、子女教育、医疗、失业保险等公共服务方面的非均等化待遇，迫使他们采取“防御性储蓄”策略。笔者以为，应该进一步推动户籍制度改革，除极少数超大城市核心区外，全面取消户籍限制，推行以居住证为载体、以居住年限和缴纳社保为主要依据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同时，将农民工群体全面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如保障性租赁住房）；落实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参加中考、高考及接受义务教育的同等权利；实现社保跨区域无缝转移接续，保障“钱随人走”，补足公共服务短板。若有关政策能够落地，这1.7亿人的消费潜力也可以有效释放。

最后，剩余约7.7亿城镇居民（包括城镇户籍居民及城镇周边居住的准市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在60%出头——这也是中国居民消费的主力军。这些居民在医疗、教育、基础退休金等领域的社会保障已经有所改善，但是跨国比较可以看出，与日韩相比在中国居民在养老看护等领域的保障仍有不足，应该进一步补齐社保短板。此外，这一群体是近年来受房地产价格调整、金融资产波动以及就业预期转弱冲击最为明显的群体。进一步提升这一群体的收入水平，改善这一群体对经济、收入前景的预期，完善失业保障，提升他们拥有的金融和实体资产的回报水平，尽快完成家庭资产负债表的修复，也将有利于他们消费增长的回升，并发挥提振总需的作用。

（作者沈建光为京东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樊磊为京东经济发展研究院总监；编辑：袁满）

责编 |王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