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当代中国的核工业》，聂荣臻著《聂荣臻回忆录》，《于敏：愿将一生献宏谋》，《于敏：最"沉默"的科学家，用一生铸就"大国重器"》，《隐姓埋名的岁月》，《于敏：当之无愧的氢弹构型最主要发明者》，《于敏：用生命铸成"国之重器"》，《"两弹一星"元勋于敏去世，哀悼》等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句出自诸葛亮《后出师表》，于敏能整篇背下来。
1967年6月17日上午8时20分，罗布泊。
轰-6进入空投区，舱门打开，一颗挂着降落伞的弹体落向地面。
离地两千九百多米处起爆，火球翻成蘑菇云，升到十公里高，爆点以北二百五十公里仍能看见。
新华社当天发布的公报写着，中国的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实测当量三百三十万吨TNT。
同一时期的另一条路，起点完全不同。
1952年11月1日，美国在马绍尔群岛试爆"迈克"，一台几十吨重的地面装置，弹内灌的是液态氘，得拖着低温设备才能用。
它不能挂上飞机。
1967年这颗，是从轰炸机上扔下来的。
能扔，就意味着它能装进弹舱，能被运到需要它的地方。
此前中国已经做过五次核试验，从原子弹走到氢弹，用了两年八个月，这个速度当时没有第二个国家做到过。
两个国家，两种起点，两套结构。
那颗弹背后的人，名字被封存了二十八年。
往后几十年，美国一批批学者翻旧档案、重做推演，始终绕不过那段距离：他们先有装置，后有武器；中国人第一次拿出来的，就是武器。
【一】没出过国的年轻人，把原子核理论啃了下来
1926年8月16日，于敏出生在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这块地方今天归天津。
家里是普通职员，日子紧。
少年时代在沦陷区过，日军军车在街上横冲直撞，十二岁那年他差点被一辆军车轧到。
亡国奴这三个字压在普通人头上是什么分量，他从小看在眼里。
1941年进天津木斋中学读高中，成绩太好，被推荐到耀华中学读高三。
语文老师王守惠讲古文，先把诗人的身世、时代背景铺开，再落到字句；
数学老师赵伯炎讲题，一道题讲几种解法，还要讲每种解法怎么来的。
于敏后来多次提到，这两位老师给了他两样东西：看问题要站得高，做题要知道结论是怎么来的。
1944年考进北京大学工学院，1946年转到理学院物理系。
父亲那阵子失业，学费靠同窗的父母帮衬；寒暑假没有路费回家，他就带着课本上景山看书。
北大那几年，他的学号1234013常年排在成绩榜第一，同学后来用号码代替他的名字。
一次近世代数考试，题目难到数学系成绩最好的学生只拿60分，物理系的于敏拿了100分。
1949年毕业，总成绩88.46分，物理系第一，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
他考取研究生，师从张宗燧，后来随胡宁做量子场论。
张宗燧那句评价流传很广：教了一辈子书，没见过于敏这么好的学生。
1951年，钱三强、彭桓武把他调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国内原子核理论几乎是空白，没有老师，没有教材，能查的外文期刊也不全。
彭桓武后来说得直白，于敏的工作完全是靠自己，没有老师，国内当时没有人熟悉原子核理论，他是开创性的。
到1960年前后，他在《物理学报》发表二十多篇论文，与杨立铭合编国内第一部原子核理论专著《原子核理论讲义》，还与黄祖洽等人提出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
1950年代中期，以朝永振一郎为团长的日本原子核物理代表团访华。
座谈中间朝永问他毕业于国外哪所大学，于敏答，毕业于中国的北京大学。
代表团回国后撰文，称他为"国产土专家一号"。
1962年，丹麦物理学家A·玻尔访华，于敏任翻译，玻尔称他"一个出类拔萃的人"，邀他去哥本哈根，他谢绝了。
那个年代搞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履历摆一排：王淦昌留学德国，邓稼先、朱光亚留学美国，郭永怀留学加拿大和美国，彭桓武、程开甲留学英国。
1999年受勋的23位"两弹一星"元勋里，没留过学的只有两位，于敏是其中之一。
没留过学，在他这里不是传奇，是条件。
能查的文献就那么多，能问的人就那么几个，剩下的全靠自己算。
他少年时读《三国演义》，最服诸葛亮，把"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抄在纸上压在桌角。
这句后来挂在他家客厅的墙上。
1949年毕业后他留校兼任助教，一边读研一边带课，第一篇论文写的是《核子非正常磁矩》。
那几年他体弱，性喜安静，不爱交际，爱读唐诗宋词，也读岳飞、文天祥的集子。
家里日子难过，他读书的劲头反而更足。
【二】1961年1月12日，一次改行的谈话
1960年12月，上面做了部署：核武器研究院集中力量突破原子弹，原子能研究所先走一步，做氢弹的理论探索。
聂荣臻的说法是下棋要看三步棋。
二机部部长刘杰找钱三强商量第二步棋怎么摆，钱三强的回答很干脆，那就是氢弹的预先研究。
那几年的外部环境摆在明面上。
苏联专家撤走，图纸带走，国内又赶上困难时期。
美国那边，朝鲜战争期间麦克阿瑟就建议过用核武器打中国，军舰带着核弹开到近海。
原子弹1964年10月16日才响，氢弹的账却要提前算。
于敏讲过一层道理：氢弹里的物理过程不先算清楚，等原子弹成了再动手，时间就接不上。
1961年1月12日，于敏被叫到钱三强办公室。
钱三强告诉他，经院里研究决定，请他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
见他没马上接话，钱三强又补了一句，一定要赶在法国之前把氢弹研制出来。
于敏那年三十四岁，在原子核理论上已经耕耘十年，正处在可能出大成果的时候。
他答得干脆：国家需要我，一定全力以赴。
氢弹跟原子弹不是一个东西。
原子弹靠重核裂变，氢弹靠轻核聚变。
后者要在一片氘、氚或者氘化锂里造出上千万度的高温和极高的密度，让聚变自己烧起来。
烧起来之前得先有点火条件，点着之后还得烧得住、烧得完。
这套工程牵扯理论物理、原子物理、核物理、中子物理、辐射输运、辐射流体力学、等离子体物理一大串学科，任何一环掉链子，整条链就断。
国际上对这块全封死，美国公开表过态，绝不能让中国搞出氢弹。
接下这个活，于敏的说法很朴素：是可忍孰不可忍，过去学的东西都可以抛掉，一定要全力以赴搞出来。
他还讲过一层：童年亡国奴的生活留下的记忆太深，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核武器是一种保障手段，这种民族情感是他的精神动力。
条件摆在那里：全国只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百分之九十五的机时给了原子弹，留给氢弹的不到百分之五，多数排在深夜。
于敏带着三十多个年轻人，靠算盘、计算尺、黑板，加上那点机时，把氢弹里的物理过程一条条拆开算。
演算纸堆到几万张，纸带从机器里一卷卷吐出来，人就半跪在地上看。
从1960年到1965年初，轻核理论组写出研究报告六十多篇，另一说为六十九篇，全是秘密文件，一篇没公开发表。
这批东西后来成了整个工程的底账。
组里三十多人，平均年龄二十几岁，多数人没碰过核武器，进来先补课，补课没有教材，靠于敏在黑板上推。
1965年1月，他带着资料和成果奉命调入二机部第九研究院，任理论部副主任。
名字从这一刻起进入保密序列，一进去二十八年，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
妻子孙玉芹只知道他忙，二十多年后才明白，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
从基础研究转到工程攻关，损失是实打实的。
论文不能发，学术会议不能去，同行不知道他在干什么，评奖评职称一概轮不上。
他后来对采访者说，自己生性喜欢做基础研究，当时已经有成绩，转身就意味着把这些放下。
【三】上海一百天：从纸带里抠出一套方案
1965年9月底，赶在国庆前，于敏带人到了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
那里有一台J501，每秒五万次，当时国内最快。
赶上国庆假期，机器空出来，机时能多给一些。
一行人睡铁床，床上铺稻草，白天黑夜倒着班。
到了上海，头一件事是把加强型原子弹的模型先优化出来，氢弹的账排在后面。
队伍分成物理组和数学组，人歇机器不歇，二十四小时轮班盯着纸带。
机器吐纸带不快，一卷几百米长，看完换下一卷，纸带编号、登记、归档，不许带出机房。
机器不稳定，数据一跳就得从上一个稳定点重算。
有一回算出来的结果不对，谁也看不出毛病出在哪。
杜祥琬后来回忆，于敏到机房，从一大堆数据里挑出一个物理量，指出它从某个时刻起变化不正常，顺着这条线往回缩范围，查程序，末了查到计算机里一个加法元件坏了。
换掉，结果就对了。
杜祥琬说，这种判断要很高的物理功底才做得出来。
蔡少辉记得另一件事。
最开始那批模型算出来，热核材料没有充分燃烧，组里人觉得这很正常，模型本来就这样。
于敏不同意，说要做就不能敷衍了事，一定要做到最好。
就是在这个不正常上死磕，才把后面的路磕出来。
十月下旬，于敏给上海的研究人员做"氢弹原理设想"系列报告，讲两级氢弹的原理和构形，讲完就在机器上做数值模拟。
他讲报告不坐着念稿，站在黑板前一条条往下推，推到关键处停下来，让底下人把刚算出的数据报一遍，对不上就当场重来。
那段时间他抓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材料怎么摆，能量怎么送到该去的地方，压缩怎么才对称。
这几件事凑齐，氢弹才算有了图纸。
方案出来那天，他给北京的邓稼先打电话，用的是隐语，说猎到了一只松鼠，还不能煮熟，要留作标本解剖。
邓稼先第二天飞到上海，听完汇报，自己掏钱请大家吃了一顿螃蟹。
那时候一只螃蟹不好买，这顿饭在所里传了很久。
在上海近百个日夜，一套从初级到能量传输再到次级的完整理论方案成形。
这套东西后来被外面叫作"于敏构型"。
从9月底到12月，一百多天，模型换了一批又一批。
会战结束，方案带回北京，所里的说法是牵住了牛鼻子。
方案细到什么程度：材料分几层，每层多厚，能量从哪条通道走，什么时候点火，全给了数。
这些数不是拍脑袋，是纸带上一批批模型比出来的。
会战期间于敏定过一条规矩：任何人算出来的结果，他都自己复算一遍才认。
他一天要用掉好几支铅笔，纸带看完了就用计算尺复核，算到哪儿卡住，就把那一段拆成几个小问题分下去。
上午分配题目，下午收结果，晚上对不上再重来。
这套干法不高级，可在那台每秒五万次的机器上，这是唯一能把一百天用满的办法。
何祚庥回忆过一场报告，一位法国核物理学家讲康普顿散射，于敏一边听一边把结果估出来，报告人末了给出的实验数据跟他估的吻合。
这种本事，在只有几秒钟机时的年代，等于多了一台计算机。
【四】原理通了，离能打仗还差一层
1966年10月27日，两弹结合试验成功，导弹载着核弹飞出去，在预定地点爆炸。
到这一步，中国手里有了能打出去的原子弹，氢弹还停在原理上。
两个月后，1966年12月28日，罗布泊，氢弹原理试验成功。
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之后第四个掌握氢弹原理和制造技术的国家。
于敏在现场没吭声，等测试队把数据报过来，实测与理论预估完全一致。
杜祥琬后来说，这次试验成功，标志着中国已经掌握了氢弹的全部特征。
原理试验用的不是作战弹头，是一颗专为验证原理做的装置，测点布得比实战弹密得多，为的是把该拿的数据一次拿全。
从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到1966年12月28日原理试验，中间是两年两个月。
为了这一天，队伍准备了一整年。
1966年秋天进场，帐篷搭在戈壁滩上，木板铺地，人睡在上面。
测点怎么布，信号怎么收，仪器怎么标定，电缆怎么埋，万一不成怎么撤，一样一样排。
任何一处接触不良，都可能让几十天的准备白费。
在等试验窗口的那些天，他和大家一起坐在帆布帐篷的木板地铺上，一遍遍测算关键参数。
12月28日那天，弹响了，烟云升起来。
现场的人盯着观测孔，谁也没先开口，直到测试队把数据一项项报出来，帐篷里才有人出声。
半年后的1967年6月17日，全威力空投试验。
徐克江机组驾轰-6进入空投区，弹体挂伞下落，按设定高度起爆，当量三百三十万吨。
从第一颗原子弹到第一颗氢弹，美国七年三个月，苏联六年三个月，英国四年七个月，法国八年六个月，中国两年八个月。
速度之外还有一层。
美国那条路先解决的是地面装置能不能炸，中国要的是轰炸机能带、导弹能装、库房放得住、拉出去就能用的东西。
重量、体积、构型、储存条件，全部重来。
小型化就是把上千万度的火球塞进一个能飞的壳子里，还得保证它在不该点火的时候绝不点火。
1967年那天，于敏不在罗布泊。
他在北京，守着电话等消息。
事后有人问起那一夜，他说自己没有彻夜不眠，回去就睡了，睡得很踏实。
西方科学界的评论只有一句流传最广的话：中国闪电般的进步，神话般不可思议。
这一步走不通，前面的计算只是实验室里的成功。
这一步走通，一个国家的战略威慑才算立起来。
中国走的就是走通的那一条。第一代核武器定型装备部队，弹头一路做小、做轻、做得能长期存放，中国从有弹变成有武器。
真正让对手几十年翻档案都翻不出答案的，不是罗布泊上空那声巨响，是巨响之前就锁进保险柜的那套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