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中国新闻网《钱学森堂侄、华裔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钱永健在美去世》;澎湃新闻《64岁华裔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钱永健在美国去世》人民日报《环球人物》《爱玩“危险游戏”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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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四日，美国俄勒冈州尤金市。
那天上午，钱永健照常推着自行车出门。
他六十四岁，个头不高，戴一副圆框眼镜，头发已经灰白，走在街上跟一个退休的中学老师没什么两样。
熟人都知道他的习惯：头盔不戴在头上，拎在手里，到了实验室往桌上一放。
他不坐车，也不让人接送，二十多年如一日，骑车上下班。
这一趟出去，他没有再回来。
妻子温迪·格劳伯·钱在家里等，等到天色暗下来，拨他的手机。
电话是通的，一遍一遍地响，就是没人接。
温迪知道他两年前中过风，恢复得还算不错，人又回到了实验室。
可一个人在外面骑车，万一再犯一次，身边连个递水的人都没有。
她报了警。
警察来得很快，按着手机信号的位置一路找过去，在一条自行车道上找到了他。
人已经倒在地上，心脏停止了跳动。
死因当时没有定论，医生的推测是又一次中风。
那条路在尤金城的边上，两旁是树，八月的叶子还绿着。
尤金不算大，是俄勒冈州的一座大学城，安静，骑车的人多。
一个拿过诺贝尔化学奖的人，就这样一个人躺在一条专门给自行车走的路上，身边没有学生，没有同事，没有亲人。
他为什么会在尤金，公开报道里没有交代。
人们知道的只有几件事：他出门了，没回去，手机通着，人不接。
警察顺着信号找，找到的是一具已经凉了的身体。
标题里那句"街头"，说得其实不太准确。
它传神的地方在于：他确实是一个人，死在了一条不属于任何人的路上。
消息压了整整一个星期。
八月三十一日，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发出公告，中文媒体才反应过来：钱永健走了。
紧接着，那五个字又回来了——"钱学森堂侄"。
排在最前面。
这两个姓钱的人，一辈子没有见过面。
【一】一个"钱"字，两条街
要说清楚这件事，得从一个姓说起。
浙江杭州有一支钱氏，家谱排字排得规规矩矩："继承家学，永守箴规"。
这一支的男丁，父辈多带一个"学"字，儿辈多带一个"永"字。
钱学森是"学"字辈，钱永健是"永"字辈，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也是"永"字辈。
按辈分论，钱永健跟钱永刚是平辈的兄弟，钱学森是他父亲那一辈的人。
祖籍那一栏，钱永健填的是浙江杭州临安。
钱学森的祖父叫钱承磁，钱承磁有两个儿子：长子钱泽夫，次子钱均夫。
钱均夫只有一个儿子，就是钱学森。
钱泽夫有一子一女，儿子叫钱学榘——这个人是钱永健的父亲。
钱学榘一九一四年出生在杭州，比钱学森小三岁。
他小时候家里光景不好，读书的学费是叔叔钱均夫给垫的。
钱均夫对这个侄子，基本上当自己孩子养。
平时话不多，关键时刻来一句，就能把人推着往前走。
这一句的分量，后来在钱学榘身上应验了两次。
头一次是他从杭州安定学堂毕业，一九三一年八月考上了浙江大学。
钱均夫听说了，只淡淡来一句："你考取的只是浙江大学，你森哥考取的是交通大学呀。"那年月，交通大学的牌子比浙江大学响。
钱学榘听完，不吭声，转头就去上海报名，考交大，总分第四名。
钱学森当年考交大，总分第三名。
差一名，跟了一辈子。
第二次是交大毕业。
钱学榘一九三五年七月毕业，总平均八十九点八七分，全校第一。
他留在清华当助教，日子过得稳当。
钱均夫又来一句，意思是：在清华教书是不错，可你森哥已经去美国留学了。
钱学榘听了，转头去考清华留美公费生，报的也是航空。
一九三五年，钱学森上了去美国的船，进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
一九三六年，钱学榘也进了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
兄弟俩，同一所学校，同一个系。
这事在当年传成一段美谈，钱均夫听了很是受用。
后来的路，两个人走得也像。
钱学森在加州理工跟着冯·卡门做研究，一头扎进航空和力学，后来参与的那些工作，成了喷气推进这一行的地基。
钱学榘在麻省理工拿到航空工程博士，在美国做航空研究，手里攒下不少技术专利，还在波音做过航空技术方面的工作。
听着是顺风顺水。
可中间有一段，是往回走的。
一九三九年，抗战正打得苦，钱学榘回国了。
他去了贵州，在那边给空军造飞机——那时候航空委员会办了个飞机发动机厂，他去做技术上的总负责。
长子钱永佑就是在贵州出生的。
一个在美国学了一肚子航空理论的人，回来钻山沟，图的是什么，不用说也明白。
造飞机这件事，听着提气，做起来窝心。
厂子要钱，钱被官员一层一层揩了油。
一个搞技术的人，图纸画得再漂亮，拧不开那一道道人情和账目。
一九四四年，钱学榘心灰意冷，带着妻子李懿颖和长子回了纽约。
走的时候，大概没想过还会不会再回来。
另一头，钱学森在美国越走越深。
一九四七年他回了一趟上海，成了家，又回了美国。
一九四九年以后，风向变了。
一九五〇年六月，朝鲜战争打起来；七月，他的安全许可被吊销；九月，人被带走，在拘留所里关了半个月，交保释金出来，护照上被按了印，五年不许离境，还得定期去移民局报到。
这五年里他做什么？做研究，写东西，等着。
五年，一千八百多天，一个搞航空的人被摁在原地，看着海那边的家回不去。
一九五五年，事情有了转机。
那年八月一日，中美在日内瓦开始大使级会谈；八月五日，美方通知他可以走。
他写了一封信，辗转带出去，落到北京。
信怎么走的，中间经了多少人的手，如今说起来还是一堆线头。
总之，路开了。
九月十七日，旧金山的码头，一艘叫"克利夫兰总统号"的邮轮开往香港。
头等舱、二等舱的票早卖光了，只剩三等舱。
他买了四张，一家四口，三等舱。
船在海上走了二十来天，十月八日到香港，当天过境。
一过境，那边已经有人在等着接。
同一年，纽约那边，钱学榘一家留了下来。
一九五〇年，二儿子钱永乐出生；一九五二年二月一日，小儿子钱永健出生。
一个家族，一条线，从这里断成两截。
断得干净。
那一断，是二十四年没有往来。
一九五五年钱学森上船的时候，钱永健三岁，正在新泽西州的利文斯顿满地跑。
他后来一辈子没学会几句中文，会说的是"你好"和"谢谢"。
【二】地下室、火药和一只水母
利文斯顿是新泽西州一个安静的小镇，树多，院子大，适合孩子撒野。
钱永健偏偏撒不了野。
他小时候是敏感体质，哮喘，户外待久了不舒服，大部分时间被留在屋里。
一个不能出门的男孩，总得找点事做。
八岁那年，父母给他买了一盒化学实验箱。
他把里面的东西东拼西凑，调出一瓶漂亮的紫色，端给大人看。
这大概是他人生第一个实验，也是他第一次发现，颜色是可以自己造出来的。
家里本来就有一股颜色的气味。
他父亲钱学榘业余爱画油画和水彩，客厅里挂着一幅自己画的母子肖像，画得很大。
一个造飞机的人，回家拿起画笔，画的是光和色。
这事放在父子俩身上，挺有意思。
家里的地下室成了小儿子的地盘。
他和二哥钱永乐在里面折腾过一次"可控的小规模爆炸"，火药是自己配的，结果把家里的乒乓球桌烧焦了一块。
火是扑灭了，父母的脸色不太好看。
他自己后来提起这事，语气很轻："那是我和二哥想试验一次可控的小规模爆炸，结果把乒乓桌炸坏了。"说得像在讲别人家的事。
大哥钱永佑比他大七岁，在他这儿更像半个老师。
带他去游泳，跟他讲生物化学里那些好玩的门道。
兄弟几个关系一直不错，没有那种"谁比谁强"的别扭。
他后来接受采访，说起大哥，只一句："他教会了我一切。"这话有点夸张，可也差不多。
他大哥后来研究神经生物学，两个哥哥都是出色的生物化学家，有时候也怕化学——大哥做博士后论文时，把两个听上去很像的化学名词搞混了，他在旁边问一句"你确定吗"，大哥想了想，答"不能肯定"。
学校的图书馆帮了大忙。
他年纪不大，已经把化学书翻得比课本熟，很多概念是超前读的。
十六岁那年，他写了一篇论文，题目是金属怎么跟硫氰酸盐结合，拿去参加西屋科学天才奖——美国给中学生办的科学比赛，圈里人管它叫"少年诺贝尔奖"。
这个奖的规矩是：拿了名次，有人重点培养，有奖学金，有实验室愿意让你进去。
他拿了第一名。
一个高中生，靠一篇论文，把门推开了。
他自己回忆那几年，说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学时代日子挺忙，可他那时候已经喜欢科学喜欢得不行了。
二十岁，他从哈佛毕业，物理学士、化学学士，两个学位一起拿。
进哈佛之前，他还拿过一个全美优秀学者奖。
紧跟着拿到马歇尔奖学金，去英国剑桥，一九七七年拿到生理学博士。
他的大哥走的是另一条名校路，拿的是罗兹奖学金，去的牛津；二哥钱永乐也做了科学家。
一家三个儿子，个个读书，客厅里大概从来不缺人争论问题。
剑桥那几年，他干了一件很"手艺"的事：做出更好的染料，用来追踪细胞里的钙。
细胞里钙多了少了，肉眼看不见，染料能把它变成光。
这活儿听着不高级，其实就是给看不见的东西装一盏灯。
这套思路，往后跟了他一辈子。
他做出来的那几种染料，后来成了全世界细胞实验室的常用货，做实验的人一提到测钙，先想到的就是他那一套。
从剑桥回来，他先在伯克利教书，一九八九年被圣地亚哥分校挖走，在药理学和化学两个系里做研究、教书，一待就是二十多年。
他还是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的研究员。
一九九五年入选美国医学研究院，一九九八年入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和美国艺术与科学院。
那一年他四十六岁。
真正让他名扬天下的，是一只水母。
一九六二年，日本科学家下村修在北美西海岸抓到一种水母，从里面分离出一种发光的蛋白，叫水母素；同一年，他还报告了另一种东西——在紫外线下会发绿光的蛋白质。
这就是绿色荧光蛋白，英文缩写GFP。
七十年代，下村修又把这东西的脾气摸得更透：它身上有一小段化学结构，能吸光，也能放光。
这一段结构，后来被人叫做发色团。
这东西妙在哪里？妙在它是"活的"。
别的染色办法，得先把细胞弄死，或者弄个半死，才看得清结构；荧光蛋白不用，把它的基因接到目标蛋白上，细胞自己就会造灯，人站在显微镜前，能看着一个活着的细胞干活。
一九九四年，沙尔菲把这段基因塞进线虫，线虫亮了。
整个生物学界都看见了：原来可以这么干。
钱永健想得比这更远。
他要改这只水母的"灯泡"。
他动它的氨基酸排序，让它吸什么光、放什么光都由人定，蓝的、青的、黄的，一种一种造出来，还让它们亮得更久、更刺眼。
后来他的实验室还造出一批红颜色的，名字起得跟水果摊似的，樱桃、橘子、香蕉，一人一个。
听着像开玩笑，其实是正经科研——颜色越多，一个细胞里能一块儿挂的灯就越多，科学家想看哪种蛋白，就去找哪种颜色。
瑞典皇家科学院二〇〇八年的公报里写得很直白：过去十年，绿色荧光蛋白成了生物化学家、生物学家、医学家和其他研究人员的引路明灯，是当代生物科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工具之一。
公报还把它跟显微镜的发明摆在一起比。
一只水母身上的一段蛋白，跟一台显微镜，一个量级。
三个人，一棒接一棒。
下村修发现它，沙尔菲拿它当标记，钱永健把它改成一盒彩笔。
二〇〇八年十月八日，诺贝尔化学奖给了这三个人。
三个人年纪差得不少，最年轻的就是他，五十六岁。
他自己怎么说的？他说："我只是将一本晦涩的小说变成了一部通俗的电影而已。"
还有一句更实在的："我只是一个工具制造者。"
他谈做研究的感受，说科学能给人带来很多本质的快乐，靠着这点快乐，能熬过那些躲不开的挫折。
他还说，除了科学，就是颜色——颜色让他的工作有意思，不然他坚持不下来。
【三】二〇〇八年十月八日，一部电话
北京时间二〇〇八年十月八日十七时四十五分，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当年的化学奖。
加州那边天还没亮，祝贺的电话把他从床上吵醒。
学校当天下午给他开了记者会，系里紧跟着又开庆祝会。
他没换衣服，一件普通短袖上衣，一条长裤，从实验室走出来，站在一堆闪光灯和话筒前面。
他笑着说："我感觉自己有点像被汽车大灯照到的一只鹿。"
同一时刻，地球另一边，另一部电话快被打爆了。
打的是钱学森家的电话。
那年他已经九十多岁，耳朵不好使，接不了，只能让儿子钱永刚代接。
记者们要问的，不是他当年那些火箭和导弹，而是——钱永健是个什么样的人？
这一天的中文报纸，好多标题是这么写的：《钱学森堂侄摘下诺贝尔化学奖》。
字号最大的五个字是"钱学森堂侄"，钱永健的名字反倒缩在后头。
有的版面干脆连名字都不提，读者看完标题，只知道"钱学森的侄子得奖了"。
钱永刚在电话里把话说得很清楚：钱永健确实是堂侄，是他的堂弟；钱学森已经表示了祝贺；钱永健是靠自己的努力拿的奖；钱学森并不熟悉这位堂侄，彼此之间几乎没有什么来往。
他还提了一句，希望记者们在报道时不必强调"钱学森堂侄"。
这句"不必强调"说得很轻，可分量不轻。
一个九十多岁的老人，家里电话响个不停，问的全是一个他没见过面的侄子。
他让儿子替他把祝贺送出去，又把关系说清楚。
就这样。
那年十二月，《外滩画报》的记者坐到钱永健对面，问了一串问题。
其中有一段，值得整段抄下来。
问：你们家还讨论钱学森吗？
答：不常谈，我从没见过他。
但我有个侄子在北京工作，他见过钱学森，还拍了照片，特别留了一张给我；他们有时有联系。
问：你拿到诺贝尔奖后，收到他们的祝贺信吗？
答：说实在的，我不太清楚到底有没有。
我收到无数祝贺信，这你可以想象。
记得有几封是用中文写的，但我的中文阅读能力比我讲中文的能力更差。
我不得不承认，我没有看懂。
几封看不懂的祝贺信。
这就是他能确认的全部。
他的中文水平到底什么样，央视当年那期节目里提过一个段子：有人聊天说"枇杷真好吃"，他在旁边听见，一脸惊讶——琵琶怎么能吃？在他脑子里，"枇杷"这两个音只对应乐器，不对应水果。
一个人对一种语言的掌握到了这个程度，再让他去认领一整个文化，确实有点难。
同一场访谈里，他还说了这么一段："我生在美国，没到过中国，中文只会讲'你好'和'谢谢'。
但我的确是个华人，出生在华人家庭，还有许多亲戚生活在中国，我身上的中国血统是不会改变的。
这次获奖者中还有日裔美国人。
我们大家都是多文化的混合体。
有人说我是美国人，有人说我是中国人，这些我都无所谓。"
后来还有一段更硬的表态流传很广："我在美国出生，成长，但是我不太会说中文。
我是美国科学家，这一点很确定。
我不是中国科学家。
血统出身并不能决定一个人的身份。"
话说得直，甚至有点不留余地。
中文互联网上为这几句吵了好些年。
有人觉得他凉薄，有人觉得他只是老实。
他自己给的解释是：大概他在采访里说过自己是美国公民。
他也说过软一点的话。
得奖那阵子，有记者问他希望这个奖有什么用，他说希望各国的年轻人都能受到激励，不过他知道，中国人对此会尤其感到骄傲。
两句话摆在一起，其实不矛盾：一个人可以是"美国科学家"，也是华人家庭出来的孩子，前者说的是身份，后者说的是来处。
那几年，他还有一个身份被反复提起：唯一一位华人里的沃尔夫奖和诺贝尔奖"双得主"。
奖拿得够多，话却一直不多。
有记者问他，得奖以后生活变了吗，他说变了，好的部分他乐意接受，不好的部分是人们不停地来问他各种问题，其中一些他根本不知道答案。
他在诺奖周全程带着相机到处拍。
有人问他要不要把这些照片放到网上给大家看，他说不会让全世界看，会给亲戚、朋友和同事看。
【四】一张照片
那张照片，报道里没有写是什么样子，也没有写是什么时候拍的。
能确定的事实只有一句：他有个侄子在北京工作，见过钱学森，拍了照片，特意留了一张给他。
一个家族里隔了一辈的两个人，一辈子就靠这么一张纸片"见"了一面。
照片上的那位老人在北京；照片外的那位，把它放在圣地亚哥的办公桌上，隔着太平洋。
等到二〇〇八年那通电话打过去，老人的耳朵已经听不清了。
二〇〇九年十月三十一日，钱学森在北京去世。
两条线，到这里，彻底没有交点了。
而在这之前三十年，本来是有一次机会的。
一九七九年，北京的一家华侨饭店里，两个"学"字辈的老人隔着三十多年重新握了手。
那次回国的名单上是四个人，钱永健不在里面。
那年他二十七岁，博士毕业两年，人在大洋另一头调他的染料。
一场隔了三十五年的家族见面，下一辈没到场，报道里也没人提他。
那四个人见了谁，说了什么，那张照片又是怎么从北京辗转送到圣地亚哥的办公桌上的，得从那年一月的那条新闻说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