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腾、郭春燕律师代理涉嫌故意伤害罪一案成功获得不起诉决定

近日，北京京都（上海）律师事务所收到上海市某区人民检察院对张某涉嫌故意伤害罪一案作出的《不起诉决定书》。至此，这名刚满19岁的某知名大学在校生得以在不被提起公诉、不被判处刑罚、不留下有罪判决记录的情况下，回归校园、重启人生。

一、案情缘起：一次日常冲突，酿成轻伤二级

张某系某知名大学在校生。某日深夜，张某陪同朋友等待被害人驾驶的网约车配送物品。由于配送时间严重迟延，双方因此发生激烈争执。在争执过程中，被害人竟扬言“信不信我掐死这个小孩”，对张某的朋友和孩子发出人身威胁。情急之下，张某以拳打方式殴打被害人，致其手指粉碎性骨折，经鉴定为轻伤二级（一处）。

案发后，张某并未主动报警。第二日，经民警电话通知后到案。

二、辩护经过：从被害人漫天要价的僵局，到被害人过错与嫌疑人自首双双落地

公安机关立案后，被害人旋即向当事人提出了70万元的赔偿要求。面对如此被动的局面，张某及其家属委托本所李腾、郭春燕律师担任本案辩护人。

（一）侦查阶段：面对天价索赔，以专业调解为后续从宽处理铺平道路

70万元，对于一名普通家庭出身的在校大学生而言，无异于天文数字。但如果简单回绝，更可能让和解彻底破裂，使案件走向起诉、判刑的轨道。两位律师没有选择简单的“赔或不赔”，而是在与当事人及家属充分沟通的基础上，制定了“依法核算损失、分阶段调解、以真诚促谅解”的策略：一方面，结合被害人的伤情等级、实际治疗费用、误工损失等客观依据，向被害方耐心释明赔偿的合理区间，避免把刑事和解异化为高额索赔；另一方面，向侦查机关及时提交法律意见，抓住张某电话通知到案、如实供述这一关键节点，第一时间固定自首证据，并同步收集整理被害人送货迟延、服务态度恶劣、扬言伤害在场儿童等过错情节的证据线索。

经过近两个月的多轮沟通与调解，双方最终在移送起诉前达成和解——赔偿数额从最初的70万元大幅降至10万元。张某赔偿被害人全部损失并取得书面谅解，双方矛盾彻底化解。

（二）审查起诉阶段：紧扣“自首＋被害人过错＋初犯学生”主线，推动公开听证

案件移送上海市某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后，两位律师第一时间全面阅卷，围绕案件事实、证据认定与法律适用形成系统的辩护意见，并正式向检察机关提出如下核心观点：

其一，张某依法构成自首。张某系经民警电话通知后主动到案，到案后如实供述全部犯罪事实，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关于自首的规定，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其二，被害人存在明显过错。本案系偶发矛盾引发，被害人送货迟延在先，且在争执中扬言“掐死小孩”，对在场未成年人进行人身威胁，其对矛盾的激化、升级负有直接责任。该情节有被害人陈述、多名证人证言及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监控录像等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

其三，张某系初犯、在校学生，犯罪情节轻微，已赔偿谅解。张某作案时刚满19周岁，此前无任何违法犯罪记录；案发后认罪认罚，自愿如实供述罪行、承认指控事实并愿意接受处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其已赔偿被害人全部损失并取得书面谅解，社会矛盾已彻底化解。

检察机关对辩护意见高度重视，对本案进行公开听证审查，听取侦查机关、张某及其辩护人、人民监督员等听证员的意见。最终上海市某区人民检察院采纳辩护意见，认定张某构成自首、被害人存在过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决定对张某不起诉。

三、办案启示：轻微刑事案件的辩护，赢在“早介入、细调解、准定性”

故意伤害类案件看似“小案”，但对当事人人生的影响却是“天大的事”——尤其是对有学籍、有前途的年轻人而言，一纸有罪判决可能意味着前途尽毁。本案的辩护实践，给我们带来三点启示：

第一，律师尽早介入是争取最优结果的前提。张某的自首情节能否成立，取决于到案方式、供述内容的及时固定；被害人过错这一情节能否被检察机关采纳，取决于证人证言、聊天记录等证据的及时梳理与呈现。这些工作只有在侦查阶段即开始布局，才能在审查起诉阶段形成完整的辩护链条。若待案件移送起诉后再委托，很多关键证据可能已难以补充，辩护空间将大打折扣。

第二，刑事和解既要有诚意，更要有专业性。本案被害人最初提出的索赔数额，相当于一名普通在校大学生家庭数年的全部收入，显然超出合理范围。但天价索赔并非不可调和，也绝不能“花钱买刑”式地全盘接受。明显超出合理赔偿范围的高额赔偿不仅会给当事人家庭造成沉重负担，还可能助长“狮子大开口”的风气，不利于矛盾的真正化解。律师通过核算损失、释法说理、多轮斡旋，将赔偿金额回归合理区间，既让被害人获得了足额、及时的赔偿，也让当事人家庭免于不堪重负，为检察机关适用相对不起诉创造了“谅解＋化解”的客观基础。

第三，宽严相济背景下，轻微刑事案件的辩护重心在“诉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七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这些规定为情节轻微的故意伤害案件提供了“不起诉”通道。而要打开这一通道，需要自首、认罪认罚、赔偿谅解、被害人过错等情节形成“组合拳”。本案中，正是自首与被害人过错两个关键情节被依法认定，叠加初犯、学生身份与刑事和解，最终推动检察机关在公开听证后作出不起诉决定，生动体现了少捕慎诉慎押的刑事司法理念。

北京京都（上海）律师事务所得以参与本案，在当事人人生的关键节点守护其合法权益，我们深感荣幸。未来，本所将继续秉持专业、尽责的执业精神，深耕刑事辩护领域，为每一位当事人提供精准、有温度的法律服务。

李腾，北京京都（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京都涉企犯罪辩护与防控研究中心上海分中心副主任。李腾律师先后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刑事侦查学专业、辽宁大学法律硕士专业，上海市法学会会员。李腾律师深耕刑事法律研究多年，曾任辽宁某武装警察部队警官、上海财经大学刑事法律实务导师、上海市静安区法律援助中心公益律师，在刑事诉讼与代理、刑事合规调查与风控、民刑交叉争议解决等领域具有丰富的实务经验。曾为中国石油、中铁建工、中国十七冶集团、日本富士、德国拜尔斯道夫、美国奥森多等多家国内外知名企业提供相关法律服务，并常年在《上海法治报》、《上海律师》杂志、“上海律协”官方公众号、“北大法律信息网”等专业媒体上发表学术研究。

郭春燕，北京京都（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专业刑事辩护律师，专注于金融犯罪、经济犯罪及企业刑事风险防控与合规。同时对性侵、伤害、诈骗、掩隐等常见犯罪辩护拥有丰富的实战经验。依托深厚的刑事法学功底及对司法实践的持续钻研，形成了以“证据逆向审查”与“多维度程序辩护"为核心的精细化辩护风格。善于从控方证据体系中寻找薄弱环节，通过律师调查取证、推动非法证据排除、对鉴定意见等技术性证据进行重点审查，精准锁定案件突破口，有效瓦解指控逻辑。执业以来独立及主办各类刑事案件数百起，多起案件获不起诉、无罪、罪名变更或量刑显著减轻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