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两地下党被敌堵在油坊，旁边东家忙介绍：这是账房和水客

一九四三年秋末，五福桥河北的瞿家油坊里，木榨一声接一声地闷响，油槽里淌着新榨的豆油，满屋子热烘烘的豆饼味。

余西区区委书记周济凡带着一位同志，来店内收取一笔税款。

瞿家油坊的产销税，早先已通过秘密渠道约定好了，商户会按月把款子备好，届时我方税收人员会化装上门去取。瞿老板见他们进来，点了个头，正要往柜台后头取东西——

街面上忽然炸了锅。

先是一声短促的哨子，接着是杂乱的脚步，从东头响到西头，又有人扯着嗓子喊：“封住两头！只准进，不准出！”紧跟着，隔壁杂货铺的门板被枪托砸得哐哐响，一个老太太惊叫了半声，又硬生生咽了回去。

狗也吠起来，刚吠了两声就被人一脚踹得呜咽着跑了。

瞿老板脸色一下子白了，几步凑到门缝边往外一瞅，回头时嘴唇都哆嗦：“周先生，外头把街口堵上了，挨家挨户搜呢！后头有柴房，快躲躲……”

周济凡心头一紧，几步走到门边侧耳一听。街上的脚步又急又碎，前门后院都有人走动，这时候往后头钻，反倒容易被堵住搜出来。

周济凡退回屋里，一眼看见帐房那张旧桌，桌上摆着一把算盘、几本油渍麻花的流水簿。他三步并两步走过去，镇定地坐了下来，随后把算盘往面前一拉，手指搭上珠子就拨了起来。

同行的同志愣了一下，随即会意，凑过去歪着头看算盘，像在替东家核一笔油账。

周济凡扭过头，压低声音对老板说：“怕什么？我额头上又没写着‘周济凡’三个字。你不要慌，让他们来。”

话音没落，大门被枪托撞得咣当一声弹开，一股人跟着涌了进来。

为首的是个瘦长脸的伪军军官，歪戴帽子，手里拎着盒子枪，枪口先对着柜台挑了挑：“老板，生意好啊。”

嘴上客气，眼睛已经满屋乱扫。他身后跟着七八个兵，一进门就往两边分，两个堵后门，两个守窗户，剩下几个拉开架势就要翻。

瞿老板强挤出笑脸迎上去：“老总，老总，咱们这是油坊，榨油的，都是本分买卖……”

伪军军官“嗯”了一声，走到油槽边，伸手指在油面上蘸了蘸，往鼻子底下一闻，又慢条斯理地在围裙上蹭了蹭。

“本分买卖？”他斜着眼，“有人看见新四军的人往这一片来了。你把人交出来，咱们好说；交不出来——”他拿枪管在柜台上轻轻磕了两下，磕得瞿老板眼皮直跳。

“没有没有，老总，我这儿真没有外人！”老板一边说，一边拿眼往帐房那边瞟。

伪军军官顺着他的目光一扭头，正瞧见桌子后头坐着个人，长衫袖子挽着，头也不抬，算盘珠子拨得不紧不慢。

伪军军官大步走过去，枪口往周济凡面前一横：“你是干什么的？”

周济凡这才停了手，却不停得太急——他把算盘往旁边轻轻一推，抬头时脸上先挂出一点被人打断活计的不耐烦，随即又换上小心赔笑的神情：“老总，我是账房，给东家算油账的。”

他又指了指旁边那位，“这是水客，替油坊跑外采买的，今天刚回来报账。”

伪军军官盯着他看了好一阵，忽然问：“帐房？那我问你，这一斤豆子能出多少油？”

周济凡心里有数。他在油坊里坐了这一阵，流水簿子就摊在眼前，豆子进多少、油出多少，方才拨算盘时早已看在眼里。

他不慌不忙张口就答：“看豆子干湿。好豆子一斤出三两七八，差的也就三两出头。眼下这一槽用的是北乡来的豆，干爽，出油差不离四两。”

说到这儿，他还朝油槽那边努了努嘴，“老总不信，问东家。”

瞿老板赶紧接上：“对对对，先生算得准，算得准。”

伪军军官又把目光移到旁边那位身上：“你是水客？从哪儿回来？”

那同志按早先编好的路数答：“西边河湾一带，收花生去的。今年花生不赖，就是路不好走。”

伪军军官问不出破绽，可脚底下没挪窝。他拖了条板凳大模大样坐下来，把盒子枪往桌上一搁，枪口斜对着周济凡：“不急着走。等我们搜完这条街，你们俩跟我回据点一趟，说清楚就放人。”他嘴上说得轻巧，眼里却带着股阴狠劲。

屋里空气一下子紧了。

瞿老板脸又白了，手在背后攥得指节发响。周济凡心里也翻了个个儿——跟回去，等于自己送上门；硬闯更不行，外面街口全是人。他手上又搭回算盘，不紧不慢拨了两下，脑子里飞快转着。

过了片刻，他忽然停住手，像想起什么似的，抬头看着那伪军军官，声音不高不低，带着一种“我差点忘了”的口气：

“老总，你们要找新四军，我倒想起个事——刚才西边河湾来卖花生的，路过我这门口歇脚，说西边河滩上扎了好几个‘粽子’（扎粽子，当时南通一带处死汉奸的方式，将对方五花大绑捆扎后扔进水中），还有人看见背枪的在那儿走动。我当是闲话，没往心里去。您这一说，八成就是他们了。”

“西边河湾？”那伪军军官精神一振，身子往前一探，“多远？”

“不远。顺河坎往西走，半袋烟工夫。”周济凡答得干脆，还伸手往西边比划了一下，“就在那排柳树后头的河滩上。您要快去，晚了怕就散了。”

伪军军官眯着眼琢磨。他这趟出来，上头催得紧，空手回去交不了差。眼前这两个人看着倒是老实，可抓错了人也麻烦；西边真有线索，那才是肥肉。

他一拍桌子站起来，抓过盒子枪，朝手下喝道：“留两个人看着这条街，其余的都跟我往西，快！”

伪军一阵风似的往外卷。脚步声响过街口，渐渐远了。瞿老板两腿一软，扶着柜台直往下出溜，拿袖子擦汗，擦了半天还在擦。

周济凡把税款接过来点清，塞进一只旧油篓的夹层里，盖上油布。他没多留，和同志一前一后出了油坊后门，拐上河坎小路，走远了。

税款如数交到区里。

瞿老板后来跟人说起那天的情形，只讲一句：“周先生那把算盘，比枪还稳。”

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日晚上，周济凡到平望乡传达区委会议精神。因叛徒告密，第二天清晨遭伪军四十余人偷袭。他当即反抗突围，终因势孤力单落入敌手。

在东社敌据点，敌人利诱不成，又施酷刑。日军用烧红的铁丝串他的手掌，往他体内灌盐卤，拿棉花蘸火油烧他的皮肉。

周济凡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好肉，昏死过去，醒来就用沙哑的嗓子唱《国际歌》《新四军之歌》。敌人审他，他只有一句：“你们想从我嘴里得到什么，完全是梦想！”

四月二日傍晚，日军把他拖到预先挖好的泥坑旁。周济凡痛斥敌人，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人民万岁”，被残忍活埋。

那年他二十一岁。

瞿家油坊的木榨早就停了，可五福桥的老人还记得那个拨算盘的年轻人。

余西区当年流传一首歌谣：“一更初思周济凡，除奸杀敌真勇敢，领导我们反‘清乡’，人人夸他英雄汉……”

歌声不高，却把一个名字，稳稳地留在了乡亲们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