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5年8月15日，日本东京皇宫，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许多日本士兵此前还在等待本土决战，却突然接到停止作战的命令。此时，日本军队并没有消失，分散在亚洲各地的兵员合计仍有数百万之多。
数字看起来惊人，实际情况却不能只看总数。所谓“700万军队”，包括日本本土、东北、朝鲜、中国关内、东南亚以及太平洋各地的部队。这些人分属不同战区，装备、补给和战斗意志差别极大，并不是一支能够集中使用的完整军队。
在中国战区，日军投降人数超过百万；驻扎东北和朝鲜的部队，有七十多万人向苏军缴械；日本本土还有数百万军人。东南亚、太平洋岛屿上的日军，也陆续按照所在地区向盟军投降。兵力不少，却早已失去继续发动大战的条件。
日本军部原本提出过“本土决战”。他们设想动员军民，以密集的步兵冲击和自杀式袭击，让美军付出无法承受的伤亡，从而争取较为有利的谈判条件。问题在于，这套计划建立在武器、粮食和交通尚能维持的基础上，而1945年的日本恰恰什么都缺。
战事拖到后期，日本工业遭到严重破坏，燃料短缺尤其致命。飞机造出来，却没有足够汽油升空；军舰停在港口，却缺少燃料出海；炮弹和枪械的质量也不断下降。部队名册上的人数还在增加，能够进行有效作战的单位却越来越少。
有意思的是，许多后期补充兵员并非训练有素的老兵，而是临时征召的学生、工人和年长者。部分部队只有很短的训练期，甚至连基本射击和协同动作都没有掌握。把这些人写进军队名册，并不等于他们具备正规部队的战斗能力。
后勤状况更加糟糕。中国战场和太平洋岛屿上的一些日军，长期得不到稳定粮食，疾病和营养不良十分普遍。东南亚湿热地区，疟疾、痢疾等疾病持续消耗兵力。药品、绷带和外科器械不足，许多伤员不是死于战斗，而是死于无法处理的感染。
这也是日军后期战斗表现出现明显差异的原因。同一支军队，在精锐部队据守的要塞中仍可能顽强抵抗，可一旦失去补给、炮火和空中支援，普通士兵就很难维持阵地。人数越多，消耗的粮食和药品也越多，庞大的数字反而成了沉重负担。
原子弹的打击，改变了日本领导层对战争前景的判断。1945年8月6日，广岛遭到原子弹袭击；8月9日，长崎又遭到袭击。日本方面起初并未立即统一接受投降，但两座城市的毁灭使人们意识到，传统防空和城市防御很难应对这种新式武器。
更大的震动来自苏联参战。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次日出兵进攻关东军。日本原本希望苏联出面调停，却突然失去了这条外交退路。关东军曾被视为日本陆军的主力之一，但面对苏军的大规模装甲部队和炮兵，很快陷入被分割、被突破的局面。
这两件事叠加在一起，使日本决策层看见了另一种结局：即使本土继续抵抗，也未必能争取到谈判筹码，反而可能遭到美国和苏联从东西两面夹击。战争不再只是能不能守住一座城市，而是国家政权是否会彻底崩溃。
日本内部并非没有主战派。部分军官仍主张继续战斗，甚至策划阻止天皇的投降诏书播出。8月14日至15日之间，东京发生了未遂的宫城事件，少数军人试图夺取录音和广播设施。可这场行动没有成功，军方也未能形成足以推翻天皇决定的统一力量。
裕仁天皇的作用，正体现在这里。日本政治制度和军队指挥体系虽然复杂，但天皇的诏令仍具有极强的象征权威。当最高统治者明确要求接受《波茨坦公告》时，多数部队选择服从。对许多普通士兵来说，继续作战已不再是执行胜利计划，而是违抗最高命令。
需要说明的是，盟军并没有简单承诺“战后继续保留天皇的全部权力”。《波茨坦公告》提出，日本政府的权力应受盟军最高司令官限制，日本未来的政治形态由日本人民自由表达的意志决定。后来天皇得以保留，身份和权力却都发生了变化，这与军国主义时代不可同日而语。
9月2日，日本代表在东京湾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正式签署投降书。各地日军随后按照命令缴械，部分极端分子自杀或拒绝投降，但没有形成全国性的持续抵抗。700万这个数字，掩盖不了一个事实：军队尚在，战争机器却已经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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