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公元219年冬，荆州江陵城内，南郡太守麋芳打开城门，公安守将士仁也向孙吴军队投降。远在樊城一线的关羽，直到后方失守，才真正意识到，自己面对的已经不只是曹军，而是一场从荆州腹地突然烧起来的危局。
几个月前，关羽围攻襄樊，水淹七军，于禁率部投降，庞德被擒杀。曹军主力受挫，关羽声势达到顶点。可战场上最危险的时刻，往往不是兵败之时，而是胜利让人误判局势之时。
关羽当时确实还有兵力。问题在于，这些兵马分散在樊城、襄阳以及汉水沿岸，且大量曹军俘虏需要看押，粮草也必须从荆州后方不断运来。军队数量尚在，并不等于能够立刻转身再战。
孙权看中的，正是关羽身后的空隙。
关羽北上以后，把江陵交给麋芳，把公安交给士仁。这两人并非不能守城，却与关羽关系紧张。史书记载，关羽出征时，麋芳负责军需，士仁负责公安，但供应并不顺畅。关羽对此十分不满，甚至放话，回军之后要追究责任。
话说得重，后果也来得快。
麋芳、士仁本来就觉得自己不受重视，又担心关羽战后追责。孙权大军逼近时，他们没有选择死守，而是相继投降。江陵、公安一失，关羽军队的粮道、退路和家属安置之地同时落入吴军手中。
这不是普通的后方告急，而是根基被人抽走。
吕蒙的部署，也并非仓促起意。为了让关羽相信吴军防备松懈，他以疾病为由暂时退避，并由陆逊接替前线事务。陆逊故意写信称赞关羽，进一步迎合其自负心理，使关羽误判东吴暂时无力进取。
关羽于是调走江陵守军，集中力量继续对付曹军。这个决定从军事上并非毫无道理，樊城战事正紧，谁都希望把兵力压到前线。可他没有想到，吕蒙撤走的只是表面上的军队，真正的精锐正在悄悄南下。
吕蒙率军抵达寻阳后，让士卒换上商人服饰，伪装成往来的商旅，昼夜兼程渡江。沿途守候的关羽军士被迅速控制，江边据点失去消息传递，江陵城便像被突然剪断了耳目。
有意思的是，吕蒙夺取江陵后，没有纵兵劫掠，反而善待城中官员百姓，并保护关羽部下的家属。这个举动看似宽厚，实际却极有针对性。关羽军中许多将士的亲属都在江陵，他们最担心的不是城池丢失，而是家人遭到杀害。
当使者把家属平安、待遇甚至比过去更好的消息带回前线，士卒的心态随之改变。军人可以为主将拼命，却很难在后方安稳、家人无恙时，继续进行一场看不到退路的决战。史书所谓“无斗心”，说的就是这种军心的松动。
关羽此时仍可选择突围，或集中兵力强攻江陵。但曹军方面，徐晃已经得到增援，开始对关羽形成压力；南郡又落入孙权之手，前有曹军，后有吴军，继续留在樊城已经失去意义。关羽只得撤军，试图回到荆州。
撤退并不等于溃败。可一支失去粮道、无法联络后方、家属又被敌军控制的军队，撤退途中最容易出现分裂。关羽部众经过麦城时，兵力已经大幅减少。他曾向孙权方面请求暂缓追击，也有人建议向西退往益州，但道路、兵力和士气都已不允许他从容选择。
关羽的性格，又把局面推向了更坏的方向。
他骁勇善战，治军也有威望，却常常轻视同僚和盟友。孙权曾派使者为儿子求娶关羽之女，关羽不但拒绝婚事，还辱骂来使。双方本就因荆州归属相互猜疑，这次羞辱等于撕开了最后一层遮掩。
荆州是孙权必须争夺的战略要地，关羽的北伐又直接威胁曹操与孙权的共同利益。孙权一旦决定动手，麋芳、士仁的动摇，吕蒙的奇袭，陆逊的试探，便连成了一条完整的链条。
麦城并不是关羽败亡的唯一原因。真正致命的，是他把前线胜势看得太重，把后方人心看得太轻；能在樊城击破强敌，却没有为江陵的守将、粮道和盟友留下足够余地。后来关羽从麦城突围，最终在临沮一带被吴军擒杀，荆州也由此彻底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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