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人民日报》1992年12月相关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中俄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文本、《钱其琛外交十记》、公开出版的中俄关系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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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12月17日，北京的冬天来得干脆。
西北风顺着长安街往东灌，路两旁的旗杆被吹得笔直，首都机场的停机坪上泛着一层薄薄的寒气。
一架来自莫斯科的专机缓缓滑进指定位置，舱门打开，一个身高近一米九、头发花白的人沿着舷梯走了下来。他叫叶利钦。
这是俄罗斯联邦成立以后，他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
三天的行程排得密密实实：会谈、会见、签字、宴请，一样挨着一样。
国宴的宴会厅里水晶灯亮得晃眼，酒杯一轮接着一轮地碰。
随行人员后来说起，叶利钦在国宴上喝下去的茅台，足有一斤。
还有一个细节，流传得更远。
12月19日，临上车去机场之前，钓鱼台国宾馆的房间里，叶利钦关起房门，据随行人员透露，掉了半个钟头的眼泪。
一斤烈酒，半个钟头的沉默。
一个在灯火通明的大厅里，一个在没有旁人的屋子里。同一个人，同样的三天，却像是两副模样。
而当钓鱼台国宾馆那扇房门在身后合上，门外的人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在大厅里举杯如海的人，会把这三天里最不愿被人看见的一面，留在了接下来的半个钟头里……
【一】一面旗落下，一副担子压上来
要弄明白钓鱼台那间屋子里的半个钟头，得先把日历往回翻一年。
1991年12月25日傍晚，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上空，那面飘了近七十年的红旗缓缓降下，白蓝红三色旗升了起来。
就在这天晚上，戈尔巴乔夫通过电视向全国宣布辞去职务，战略核力量的控制权移交到叶利钦手里。
一个横跨十一个时区的国家，就此换了名字。
这一步，不是一天走完的。
12月8日，叶利钦同乌克兰的克拉夫丘克、白俄罗斯的舒什克维奇在别洛韦日森林签署协议，宣布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不复存在，并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
12月21日，十一个共和国的代表在阿拉木图签署文件，加入这个联合体。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了自己的末次会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
镜头里的交接，只有短短几分钟，真正的收拾，才刚刚开始。
散布在世界各地的苏联使馆，一夜之间换了牌子。
苏联外交部那座高楼，归了俄罗斯外交部，科济列夫成了这座楼的新主人，不少原先的外交官继续留在岗位上，做着老本行。
万里之外的北京，东直门内那座使馆的门口，也换上了新的旗帜。
站在这堆摊子正中间的人，1931年2月出生在乌拉尔山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布特卡村。
1955年，他从乌拉尔工学院建筑系毕业，分到建筑工地上，从工长干起，一步一步做到建筑联合企业的负责人。
后来他被调往莫斯科工作，嗓门大，主意硬，认准的事，九头牛也拉不回来。
1991年6月12日，俄罗斯第一次举行全民直接投票选举总统，叶利钦拿到过半数的选票，当选。
两个多月后的8月，莫斯科街头坦克轰鸣，他爬上俄罗斯议会大厦门前的一辆坦克，对聚拢来的人群发表讲话。
这张照片，后来传遍了世界。
可是旗子换完，掌声散去，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份沉甸甸的家底。
国土面积还有一千七百多万平方公里，依旧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人口约一亿四千八百万。
苏联时期一环扣一环的经济链条，却被一条条新划出的国界切成了好几段。
拖拉机厂的零件要从别的共和国运来，纺织厂的棉花要从中亚拉过来，油气管道、铁路干线、电网、航线，原先在一个国家里顺理成章，如今每一处都多出一道关口。
货币也成了难题。
几个新独立的国家还在使用同一种卢布，各国的银行都想多印钞票，卢布一天比一天不值钱。
军队怎么分，核武器归谁管，外债怎么算，样样都得坐下来一桩一桩地谈。
1991年12月，俄罗斯同意接下苏联的全部对外债务，苏联在海外的资产，则由俄罗斯接管。
12月30日，独联体各国又在明斯克就战略力量的管理达成了协议。
外交上的事同样急。12月24日，叶利钦致函联合国秘书长，通知俄罗斯继承苏联在联合国的席位，其中包括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
世界各国要一个一个地表态，一个一个地确认这个新国家的身份。
冬天说来就来。1991年入冬以后，莫斯科的商店里货架越来越空，不少城市发放了卖糖、香肠、肥皂的票证。
德国等国家的人道主义援助食品，一批一批地运进来，分发点前面，裹着厚棉袄的老人排成了长长的一队。
夜里的莫斯科黑得早。
地铁口的风最冷，人们缩着脖子，手里提着好不容易买到的一小袋土豆，在昏黄的路灯下匆匆走过。
报摊上的标题一天一个样：停产、断供、涨价、改革。
一个人最难熬的，常常不是眼前没有饭吃，而是看不清明天。1991年的这个冬天，上亿人的明天，都系在了新年第一个星期的那几项决定上。
年一过，叶利钦拿定主意，把整个国家推进了一场谁也没有走过的大变动。
【二】物价放开之后，莫斯科的货架一天比一天空
1991年10月28日，叶利钦在人民代表大会上说，改革的头几个月会很艰难，大约半年以后，物价会稳下来，市场上会渐渐有货，到了1992年秋天，局面会好转起来。
这番话，许多人记在了心里。
1992年1月2日，俄罗斯放开了大部分商品的价格。
推动这件事的，是年仅三十五岁的盖达尔和他身边那批年轻的经济学人。
他们的想法很直接：让价格去说话，让市场自己长出来，商店里有了利润，就会有货。这个设想，写在纸上条理分明。
落到街面上，是另一番光景。头一个月，物价就涨了两倍多，面包、牛奶、肉、鞋袜，价签几乎一天一换。一年下来，消费品价格涨了二十多倍。
秋天到了，货架比去年好看了些，可价签上的数字，依旧让人不敢多看一眼。
清早五点，天还没亮，国营商店的门口已经有人排队，鞋底踩着结了冰的路面，嘴里呵出一团团白气。
队伍里有拎着布袋的主妇，有下了夜班的工人，也有拄着拐杖的老人。门一开，队伍就往里涌，货架上有什么，买什么，不挑。
最痛的是存款。许多人攒了半辈子的钱，躺在储蓄所的存折里，一夜之间缩成了零头。过去能置办一套家具的数目，眼下只够买几周的口粮。
莫斯科的地铁通道里，渐渐多了一排排摆摊的人。
退休的老教师、老工程师、医院里的护士，脚边摆着旧靴子、搪瓷杯、几本发黄的书，各自守着一小块地面，换一口饭钱。
城里人把周末的时间都交给了郊外的小菜园。
土豆、卷心菜、胡萝卜，一筐一筐往家里搬，成了过冬的底气。
工厂那边也不轻松。旧体系里的订单，随着旧体系一起断了，原料送不来，工资发不出，不少车间里机器停着，工人坐在更衣室里抽烟。
军工企业要转做民用品，一时半会儿找不到门路。科研院所里的人，有的琢磨着出国，有的守着空荡荡的实验室。
从东欧和德国撤回来的部队，有一部分暂时没有营房。军官一家人挤在临时搭起来的住处里，等着分配住房。
1992年10月，俄罗斯开始发行私有化证券。每个公民都能领到一张面值一万卢布的票子，凭它去认购企业的股份。
这件事，对多数人来说太陌生了，那张票子该怎么用，谁也说不准。
这一年里，有一片土地的日子格外紧，那就是远东。
从莫斯科到符拉迪沃斯托克，铁路线长九千多公里，一趟火车要走七天。
日用品从西边运过来，颠簸许多天，到了地方，价钱已经翻了几番。
远东的商店里，鞋子、棉衣、暖水瓶这类最寻常的东西，常常断货。
隔着黑龙江、乌苏里江，对面是中国东北的边境城市。
1992年春天，国务院批准黑河、绥芬河、珲春、满洲里等地对外开放，这些原本冷清的边城，一下子热闹起来。
卡车、火车、轮渡，载着棉袄、皮鞋、羽绒服、保温杯，从中国一侧过去，再把木材、化肥、钢材拉回来。
背着大包小包往来于两国之间的穿梭商人，成了那几年边境上最常见的身影。
1992年，对俄罗斯来说，是很长的一年。到了年底，另一场较量，在大厅里展开。
12月1日，俄罗斯第七次人民代表大会开幕。
总统和议会为了政府的人选、改革的步子，争得面红耳赤。盖达尔的任命，迟迟得不到代表们点头。
会场里发言一个接一个，表决一轮接一轮，走廊里的记者举着话筒围着代表们追问，灯光和人影挤成一团。
12月14日，各方各让了一步，切尔诺梅尔金被确定为新一任政府首脑人选。
三天以后，叶利钦的专机，降落在北京。
【三】两个老邻居，一笔旧账和一张新桌子
中国和俄罗斯，是一对老邻居。
两国的边界线，长四千三百多公里，隔着江，隔着山，隔着大片的草原和森林。邻居做了几百年，好的时候好得掏心窝子，坏的时候，也曾在边境上列兵相对。
1949年10月2日，苏联成为第一个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莫斯科签订。
此后的十年里，苏联帮助中国建设了一批重点工程，先后有上万名苏联专家来到中国工作，也有大批中国留学生去了苏联。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就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建起来的，1956年7月13日，第一辆解放牌卡车从生产线上开了下来。
那些年，中国的年轻人传唱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路边的墙上刷着中苏友好的标语。
1960年夏天，苏联政府通知召回在华工作的专家，一千三百多名专家陆续离开了中国，许多正在进行的项目，被迫中途停了下来。
两国的关系，从这一年起，渐渐走向冷淡。
1969年3月，中苏边境珍宝岛一带发生武装冲突。同年9月11日，周恩来和柯西金在北京首都机场见了面，谈了几个钟头。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两国边境两侧驻扎了大量军队，枪口隔江相望。
1979年，中国通知苏联不再延长《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条约于1980年4月期满失效。
坚冰是一点一点化开的。
1982年10月，两国开始举行副外长级的磋商，一年两次，一次在北京，一次在莫斯科，谈来谈去，谈的是影响两国关系的几大障碍。
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邓小平对他说，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中苏关系实现了正常化。
1991年5月16日，两国在莫斯科签署了关于中苏国界东段的协定。
东段边界线长四千二百多公里，几十年来悬而未决的事，终于有了一个办法。这份协定，于1992年正式生效。
就在这一年，苏联解体了。
邻居没有搬走，只是换了名字。
1991年12月27日，中国政府宣布承认俄罗斯联邦，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得以延续。接下来的事，是把往后的路，在新的名分下重新走一遍。
1992年3月，科济列夫访问北京，双方签署了会谈纪要，确认两国将在新的基础上发展关系。
随后几个月里，两国的往来渐渐密起来：边境口岸一个个重新开放，商人们一趟一趟地往返，两国外交部门之间的文件，一份一份地来回传递。
一份能够把两国关系的根基说清楚的正式文件，摆上了议事日程。
应杨尚昆的邀请，叶利钦定下了访华的日期：1992年12月17日至19日。
这是他当选总统以来，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也是俄罗斯联邦成立以来，俄罗斯国家元首第一次访问中国。
那一年，中国自己的日子，也在加快变样。
年初，邓小平沿途考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沿海的开发区一个接一个挂了牌，南方的工地上，塔吊一座挨着一座。
10月，中共十四大召开，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北京的街头，新楼一栋栋立起来，脚手架上挂着绿网。
一边是刚刚走出一个旧体系、在大风大浪里摸索的俄罗斯，一边是正在加快建设步伐的中国。两个邻居之间，隔着一张长桌，谁也没有出声，谁也在等对方先开口。
要不要坐下来谈？谈什么？怎么谈？这些问题，12月17日之前，已经在两国外交人员的案头，反复推敲了许多遍。
【四】专机落地，车队进了钓鱼台
12月17日，北京的天色发白，云压得很低。
莫斯科和北京之间，隔着五个小时的时差，空中航程要走七个多钟头。
离开莫斯科时，那里的气温在零下十度上下，到了北京，零度左右的天气，反倒让人觉得干冷干冷的。
首都机场的停机坪上，红地毯一直铺到舷梯脚下，中国方面的迎接人员已经列队等候。
舱门打开，叶利钦走下舷梯，同迎接的人一一握手。
俄罗斯地跨欧亚两大洲，四分之三以上的国土在亚洲，可它的首都、它的主要城市、它的政治重心，都在欧洲一侧。
对这个新国家来说，往东看，是一条绕不过去的路。眼前这座城市，是它的东邻。
车队驶出机场，沿着机场高速进了城。
1992年的北京，街上的自行车流像一条条河，路边新盖的楼房一栋接着一栋，脚手架上挂着绿色的防护网，王府井、西单一带的商店里，人头攒动。
窗外是一座正在快速变样的城市。
车队的目的地，是西郊的钓鱼台国宾馆。
这座院子的来头不小。早在金代，皇帝金章宗曾在这里筑台垂钓，钓鱼台因此得名。
清代乾隆年间，这里被辟为行宫，引来玉渊潭的水，修起了养源斋等园林，一池碧水，几处亭台，在北京西郊占了一块清幽之地。
1959年，为了迎接新中国成立十周年，这里按国宾馆的标准建成，一座座风格各异的楼，错落地分布在湖边和林间。
此后几十年，各国来宾一批接一批地住了进来，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住的是十八号楼。
院子里有一条银杏大道，一到秋天，满地金黄。
十二月的钓鱼台，叶子早落尽了，只剩粗粗细细的枝条伸向天空，玉渊潭的湖面泛着冷光，院里的松柏，倒是绿得沉着。
叶利钦一行住进了这里。
随行的代表团成员不少，从政府部门的官员，到各方面的专业人士，一间一间屋子被安排得满满当当。
夜幕降下，钓鱼台的灯一盏盏亮起，院子里静得能听见脚步声。
第二天，12月18日，行程一早就开始了。
人民大会堂外，按国宾的规格举行了欢迎仪式，仪仗队列成整齐的方阵，军乐声在广场上空回荡，两国国旗在寒风里猎猎作响。
杨尚昆同叶利钦一同走进了大会堂。
会谈随即展开。长桌两边，中方一侧坐着杨尚昆、钱其琛等人，俄方一侧坐着叶利钦和科济列夫等人。
桌上的茶杯冒着热气，翻译低声地同步传话，记录员的笔在本子上沙沙作响。
从莫斯科带来的材料，摞在俄方代表手边，中方一侧，同样摆着厚厚的文件夹。
这次会谈，并不是从零开始。
1992年初起，两国外交部门之间就有过多轮接触，3月科济列夫访问北京时签署的会谈纪要，是第一块垫脚石。
摆在桌上的这份联合声明，文本经过两国外交人员的反复商议，每一句话的措辞，都要掂量再掂量。
窗外，天安门广场上人来人往，旗杆下的旗帜被风吹得笔直。
大会堂里，时钟走到了上午快要结束的时候。
而当那份联合声明的文本被端端正正地送到两位签字人面前，翻开第一页的那一刻，满屋子的人都屏住了呼吸，谁也没有料到，这几页薄薄的纸上，字字句句，都压着几十年风雨磨出来的分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