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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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3月8日，这一天是国际妇女节。
上海新闸路沁园村9号的一栋洋房里，空气沉得像铅。
窗外的上海滩还没睡醒，繁华依旧，霓虹依旧，十里洋场的浮华气息一如从前地弥漫在夜风里。
可这栋房子里，一个25岁的女子，已经静静地倒下了。
她叫阮玲玉。
四个字——"人言可畏"。
这是后来流传了半个多世纪的"遗书"，简简单单，字字如刀。
消息一传出，整个上海震惊了。
鲁迅先生连夜提笔，写下了那篇著名的《论人言可畏》，言辞激烈，直指那些长期摧残女性名誉的小报流言。
六天后，1935年3月14日，送葬的队伍从万国殡仪馆一直延伸出去，绵延数里，前来为她送行的上海市民多达三十余万人。
那一天，《纽约时报》的驻华记者目睹了这一切，回去后在头版写下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哀礼"，他以为是中国的某位帝王驾崩，后来才知道，这场盛大的葬礼，是为一个二十五岁的女演员所设。
一个女演员，死后能引发这样的震动，你不得不说，她的一生，注定是个传奇。
可传奇背后，从来都不只是美丽和掌声。
那四个字——"人言可畏"——真的是她最后留下的话吗？
死她的，究竟只是报纸上的恶毒流言，还是深藏在内室里的另一重隐情？
那些逼
这个问题，在她死后沉睡了将近六十年，藏在一份仅印了一千五百份、几乎无人知晓的小报里，才终于有人揭开了答案。
【第一节】穷人家的孩子，少爷院子里长大的姑娘
1910年4月26日，上海虹口朱家木桥祥安里，一个小女孩呱呱坠地，乳名叫"凤根"。
这个名字，在那个年代颇为常见，透着穷人家盼着孩子平安落地的朴素心愿——凤凰的根，吉祥而踏实。
可命运这东西，从来就不按照名字给出的期许来走。
她的父亲阮用荣，是浦东亚细亚油栈的一名普通工人，每天汗流浃背地卖力气维持一家老小的生计。这样的日子并不宽裕，但好歹还算安稳。
可命运不给人喘息的机会——凤根才满6岁，父亲便因积劳成疾，患上肺痨，早早撒手人寰，年仅44岁。
父亲一走，这个家就塌了半边天。
母亲何氏没有多少文化，也没什么能拿得出手的本事，能做的，就是给人家当帮佣。
生活没有路，只能低头弯腰找一条缝往里钻。
于是母女两个，就这样搬进了一户姓张的潮州富商家里，住进了后院专给佣人住的房间，开始了寄人篱下的日子。
这户张家，家大业大，主人有三妻四妾，子女十余人。
按照旧上海大户人家的惯例，母亲何氏接了个照料少爷日常起居、接送上下学的活儿，这位少爷，就是张家七子，名叫张达民，比凤根大整整六岁。
那时候张达民还是个半大孩子，根本不会想到，这个住在后院的小囡囡，日后会成为他人生里挥之不去的"孽缘"——乃至是他一步步亲手酿成的悲剧里，最沉重的那枚砝码。
在张家的日子，说穷也不算穷，衣食还算有保障，但那种无处不在的阶级差距，像影子一样黏着凤根。
她每天只能在后院活动，不能随便进主屋，大院里的繁华热闹跟她没什么关系，主屋里少爷小姐的零嘴点心轮不到她，连走路的姿势都要小心翼翼，生怕踩错了地方、惊扰了主人。
这种从童年起就压在心里的低落和憋屈，慢慢地，慢慢地，塑造了她内敛、敏感、骨子里带着忧郁的性格底色。
好在她母亲是个要强的女人，不甘心女儿一辈子走自己的老路。
母亲省吃俭用，千方百计托关系、求人情，求到了东家张老爷——碰巧这位张老爷就是崇德女校的校董——终于让凤根以半价学费，进了美籍传教士创办的崇德女校读书。
在学校里，凤根开始用起了学名"阮玉英"。
她聪明，记性好，骨子里有股子韧劲儿，尤其在学校恳亲会上登台表演时，那股子天然流露出来的灵气，让在场的老师都眼睛一亮，纷纷称赞。
就在这段时间，张家的张达民渐渐长大了。
原本他对这个住在后院的小囡囡根本没什么印象——毕竟一个是少爷，一个是帮佣的女儿，从小到大井水不犯河水。
可等到阮玲玉出落成了亭亭玉立的少女，张达民忽然就发现了不得了：这姑娘，真好看，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这样出落得美如芙蓉了。
1925年，阮玲玉的母亲决定向张家辞工，另立门户，想抬高女儿的身份，给她谋一门好的婚配。
张达民这才如梦初醒，拦着不放，好说歹说，死活要留住阮玲玉。
1926年1月4日，年仅16岁的阮玲玉，就这样随张达民搬进了北四川路鸿庆坊，开始了同居生活。那一年，她16岁，他22岁。
那是个旧礼教和新文明混搭的年代，上海这座城市早已被西方的风气熏染了几十年，同居并不像后世某些年代里那样会遭到铺天盖地的道德谴责。
但对于阮玲玉来说，这段感情的开头，就已经注定了结局的凄凉——因为她爱的这个人，本质上就是一个靠祖荫过日子、不思上进的"小K"，上海人把这类有钱人家出身却游手好闲的子弟叫做"小K"，说白了就是纨绔少爷。
她爱他吗？也许爱过。
毕竟是从小认识的人，毕竟他曾经在她们最困难的时候给过帮助和温暖。
可爱情这种东西，经不起一个人一直索取、另一个人一直付出的消磨。
【第二节】默片皇后，万人追捧的背后
也就是在1926年，阮玲玉做了一个改变她一生的决定。
家里穷，张达民靠不住，母亲还要养活，这些压力都压在她一个人肩上。
她得想办法挣钱，光靠张达民那点家底是养活不了两个人的。
恰好这时候，张达民的哥哥张慧冲，是中国早期电影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跟明星影片公司关系密切。
在他的介绍下，阮玲玉参加了明星影片公司的考核，以出色的外形和天生的表演灵气，顺利通过考核，出演了她人生中第一部电影《挂名夫妻》。
从此，阮凤根这个名字退场了，"阮玲玉"登场了。
这个艺名，取得好。
"玲玉"二字，既有玲珑剔透之意，又透着一种易碎的脆弱感，像极了她这个人——光芒耀眼，却又不经摔打。
进入影坛之后，阮玲玉的才华很快就显现出来了。
她的表演方式，跟那个年代大多数女演员的做作和夸张截然不同，细腻、克制、传神，哪怕是在无声电影的时代，没有台词和声音，她只用一双眼睛、一个微微颤动的嘴角，就能让坐在台下的观众跟着她哭跟着她笑。
1928年，她转入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主演了《情欲宝鉴》等六部电影；1930年，她又转入了黎民伟和罗明佑创办的联华影业公司，主演了《野草闲花》，饰演一个命运坎坷的卖花女，一炮而红，彻底奠定了她在影坛无可撼动的地位。
在联华，阮玲玉迎来了她艺术生涯的全盛时期。
1932年，《三个摩登女性》轰动一时；1933年，《小玩意》引发热议；同年，她主演了《神女》，扮演一个被逼卖身、却一心守护儿子的底层女性，整部影片几乎没有对白，全靠演员的肢体和神情撑起来，硬是演出了震撼人心的力量，被后世誉为中国无声电影史上的巅峰之作。
那双眼睛里盛满了无处诉说的悲哀和坚忍，让六七十年后第一次看到这部影片的年轻人，依然能感受到穿越时光而来的震动。
1934年，《新女性》上映，同样引发强烈反响。
导演蔡楚生在这部影片里塑造了一个在社会歧视和舆论围攻中挣扎走向绝路的职业女性，而主演，就是阮玲玉。
那时候谁也没有想到，这部戏里的命运，竟然和她自己日后的结局，有着如此悲凉的呼应。
她一生共主演了29部电影，从16岁起步，到25岁离世，满打满算不过九年的从影生涯，却留下了中国无声电影时期最高水准的表演遗产。
1933年，她被评为"中国最受欢迎的十大电影明星"之首。
在民国的上海滩，她与胡蝶、陈燕燕、徐来并称"民国四大美女"，而阮玲玉，常常被人称为四人之中颜值最高、演技最强、也是结局最令人痛惜的一位。
彼时的阮玲玉，走在上海的街头，街边的行人会回头，咖啡馆里坐着的男男女女会停下手中的杯子。
她出席电影首映的场合，门外的影迷往往把路堵得水泄不通。
国内外的记者争相采访她，把她称为"中国的嘉宝"——英格丽·褒曼也是当时与她相提并论的名字。
然而外界看到的阮玲玉，是耀眼的、光芒万丈的。
可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这道光芒的背面，藏着多少说不出口的委屈和黑暗。
【第三节】两个男人，把她逼进了死胡同
阮玲玉越红，张达民越来劲。
他已经没有任何正经收入，完全靠阮玲玉养着。
而他这个人，偏偏又爱赌，爱玩，整天流连舞厅，跟舞女厮混，把阮玲玉挣来的血汗钱一把一把地往赌桌上扔。
阮玲玉一次次心软，一次次给钱。
她以为，只要给他足够的空间和金钱，他会回心转意，会收心，会懂得珍惜。
但人心这种东西，越纵容，越难收拾。
张达民后来变本加厉，不仅自己挥霍，还拿着阮玲玉的名声到处炫耀，时不时向小报的记者透露两人的私事，以此威胁她。
这段同居关系到后来，已经完全不是爱情，而是一种近似于勒索的"绑架关系"——他掌握着她的秘密，她就要永远对他俯首帖耳。
就在这段关系最疲惫的时候，唐季珊出现了。
唐季珊何许人也？
茶商出身，家底殷实，号称"茶叶大王"，早年毕业于上海南洋大学，后到英国留过学，是联华影业公司的大股东，在上海商界颇有地位。
这个人长得也不寒碜，会说话，会哄人，满嘴都是温柔体贴的话，送花送礼物，处处展示自己的殷勤。
对此时已经身心俱疲的阮玲玉来说，从一个榨干她的烂人身边走出来，遇到一个对她嘘寒问暖的有钱人，这种强烈的对比，很难不心动。
值得一提的是，唐季珊那时候已经有了一个相好的女人——张织云。
张织云也是民国时期著名的电影明星，号称中国第一代电影皇后，就是被唐季珊这个情场老手哄上了手，然后渐渐耽误了事业、断送了自己。
在阮玲玉和唐季珊走到一起之前，张织云曾经写信警告过阮玲玉，说唐季珊这个人靠不住，是个惯常玩弄女性的花花公子。
可那时候的阮玲玉正沉浸在新感情里，以为张织云是在嫉妒她、故意拆台，把这封信当耳旁风吹过去了。
这个决定，埋下了悲剧的种子。
1932年，阮玲玉终于下定决心，要和张达民分手。
可张达民哪肯轻易放手？
他明知道这段关系早就没有感情，却清楚阮玲玉身上有他榨取不完的价值。
两人拉拉扯扯，最终以"每月贴他一百元、贴足两年"为离婚条件，才算协议分手。
而在分开之后，阮玲玉依然每月按时汇款给张达民，这白纸黑字的收条，后来成了她遗书里最痛的一句控诉。
分手后，阮玲玉搬去和唐季珊同居，住进了上海新闸路沁园村9号的洋房。
表面上，这是她人生的一次新开始。
搬进新闸路沁园村之后，唐季珊一开始对她确实不错，出手阔绰，对外场面也做得好，让阮玲玉觉得，或许自己这次真的找对了人。
可好景不长，大约从1933年前后，唐季珊的本性开始暴露。
他对阮玲玉渐渐冷淡，时常挑毛病，态度愈发强横，到后来甚至动辄拳脚相加，不仅在私下里打，就连在阮玲玉的母亲和养女面前，也毫不留情地动手。
阮玲玉不敢声张，只能默默忍受。
更雪上加霜的是——就在这段时间，张达民又找上门来了。
1933年4月，张达民从外地回到上海，得知了阮玲玉和唐季珊同居的事情，羞怒之下决定报复。
他以"阮玲玉偷盗张家财物转交唐季珊"为由，将阮玲玉告上了法庭，同时向各大报刊爆料，把阮玲玉过往的感情史和私人生活全都端出来，大肆渲染，恶语中伤。
阮玲玉的名誉，就在这样的舆论围攻里，一天天地被撕碎。
那段时间，上海各大小报纸上，每天都能看到阮玲玉的名字。
那时候没有网络，小报就是当时传播速度最快的媒介。
记者们捕风捉影，断章取义，把一个女演员的感情史翻来覆去地咀嚼，配上各种带有侮辱性质的标题，把能往她身上扣的帽子一顶顶地扣过去。
读者越爱看，记者越起劲写，这种残忍的循环，就这样把一个活生生的人逼进了角落。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她当时主演的电影《新女性》，讲的正是一个遭受社会歧视和舆论迫害的职业女性最终走向悲剧的故事。
上映之后，小报记者们把矛头直接指向扮演女主角的阮玲玉本人，说她"借戏骂人"，各种诽谤铺天盖地而来，彻底点燃了舆论的围攻。
就这样，一边是张达民的无赖缠诉，一边是唐季珊的冷漠与暴力，一边是铺天盖地的舆论凌辱。阮玲玉像一根被来回拉扯的绳子，慢慢地，慢慢地，逼近了她的断裂点。
【第四节】最后一夜，出了什么事？
1935年3月7日，傍晚时分，上海联华影业公司的老板黎民伟和夫人林楚楚，在家中摆了一场小型聚会，邀请了公司的部分员工。
阮玲玉和唐季珊一起出席了。
她当晚穿着一袭绿底花织紧身旗袍，烫着大波浪卷，妆容精致，笑容得体。谁也没有看出来，这将是她最后一次公开亮相。
席间觥筹交错，有人说笑，有人闲聊，一派平常的热闹。
宴会结束，唐季珊和阮玲玉上车返回新闸路沁园村。
车里发生了什么，外人不知道。但可以确定的是，两人在归途中再次爆发了激烈争执，唐季珊又动了手。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更不会是最后一次——可对阮玲玉来说，这成了真真切切的最后一次。
就在所有人还沉浸在春夜的歌舞升平里，就在这栋灯火阑珊的洋房里，一个25岁的女人，拿起了那瓶安眠药……
而当后来的人们翻开那份沉寂了近六十年、仅印刷一千五百份、几乎无人知晓的《思明商学报》，看到那两封从未公开过的遗书时，所有人才终于明白——她死之前，心里到底装着什么，那"人言可畏"四个字，到底是不是她真正想说的话，以及那个一直站在她身旁自称"爱人"的男人，在这场死亡里，究竟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