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长征》：西安事变中的王以哲与张学良

在《伟大的长征》第 50 集，张学良躲在黑暗的屋子里，听着最信任的王以哲给自己读了一封东北军将领的家书。王以哲是东北军 67 军中将军长，也是张学良联络红军的得力助手，在西安事变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1934 年 1 月，张学良将军回国，3 月就任鄂豫皖 “剿总” 副司令。不久，67 军从河北抗日前线调到大别山对付红军。1935 年夏，蒋介石又驱使 67 军尾追红 25 军，由河南信阳一带开赴陕南。王以哲在尾追红军时总保持相距一、二日行程的距离，没有与红军发生战斗。

9 月，他率军部和所辖的 107、110、117、129 步兵师，进驻洛川、甘泉、富县、延安等地。9 月底，110 师在甘泉县大小劳山中红军埋伏，全师覆灭，师长何立中被打死。10 月 26 日，固守在榆林桥的 107 师 609 团被红军包围歼灭，团长高福源被俘。11 月 22 日，57 军的 109 师在直罗镇战役中被红军全歼，师长牛元峰丧生。106 师的一个团也在黑水寺被歼。

三场战斗的失败，对于张学良和王以哲的触动很大。1935 年 11 月，就在王以哲苦闷徘徊时，我党派来了孙达生和高崇民。他们促膝交谈、推心置腹，志同道合，决心为停止内战、抗日救国发挥作用。

《伟大的长征》第 51 集，彭德怀接见了被俘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并向他宣传了抗日救国思想。1935 年 12 月，王以哲得知被俘的高福源带回红军有意联合东北军抗日的情报后，第一时间就安排了高福源与张学良见面。

高福源带来了彭德怀的亲笔信，表示愿意和东北军共同组织抗日联军。张学良得知了我党真心愿意和他联合的消息，非常高兴，命令高福源带着王以哲写给彭德怀的信件，表示愿意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彭德怀将情况向毛主席汇报以后，毛主席表示可以将瓦窑堡会议的文件送给洛川王以哲。

1936 年 1 月 16 日，彭德怀发出了电报：《彭德怀、毛泽东关于坚持联合抗日严防蒋贼破坏致王以哲转张学良电》，也就是红军与张学良东北军直接联络的第一封通电。从此打开了张学良与中共及红军的秘密联络通道，设立与红军秘密联络的电台。

为了安全保密起见，于 1936 年 2 月 19 日《毛泽东致周恩来电》中确定了双方领导人秘密的通电代码，这也就有了双方互通的 104 封来往电文。

王以哲将军是陪同或代表张学良参加中共谈判的唯一东北军高级将领。1936 年 3 月 5 日《彭德怀、毛泽东关于对南京代表提出的谈判条件给李克农转王以哲电》。

次日，李克农和戴镜元从洛川出发，向中共中央汇报洛川谈判情况，表达了张学良希望与彭德怀、毛泽东或周恩来会谈的意愿。彭、毛立即给王以哲复信：

得悉吾兄张先生对于抗日救国有进一步之计划，甚以为慰，对于惠赠之图书甚为感谢。中央决定派周同志为全权代表到肤施与张将军会面，共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之根本大计。

经过坦诚布公的交流之后，王以哲为周恩来、张学良会谈作了周密的安排。他首先派驻延安的 129 师师参谋处长乌庆霖、副官处处长吕伟绩率部队抢修延安飞机场，接着，对延安城内至川口地区布置亲信与卫队执行警卫任务，保证红军代表的安全。

4 月 9 日上午，张学良偕同王以哲、刘鼎，带领随员刘云卿、李永志飞到延安。当天夜里，周恩来与张学良作了彻夜长谈，讨论了国内外形势和中国的出路以及停止内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统一战线等重大问题。最后商定：内外夹攻，逼蒋抗日。

延安会谈之后，红军与东北军联合的局面已经形成。这期间，王以哲知道红军生活困难，枪支弹药也很缺乏，决定给予支援。有一次，他把军械处处长范长庚找去，让范把存在洛川的两千多支步枪用 67 军的汽车运送给红军。

王以哲还派人给刘向三送去一个大麻包，告诉他里面是十万元钞票，让他送回苏区。在1936年10月26日《毛泽东致彭德怀电谈与张学良关系》的电文中记载：王以哲每日都有点来往，张学良与我关系更加密切，新的借款亦得手。这就说明王以哲一直都在为红军提供后勤补给任务。

据统计，张学良通过王以哲，前后一共提供给中央红军64万的帮助，使红军能够在陕北扎根并打开局面，建立红色根据地，让延安成为全国抗日的红色摇篮。

1936 年 8 月 9 日，红二、四方面军翻过腊子口，到达甘肃境内，准备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蒋介石立即调集胡宗南、王均、毛炳文等部十余万人组成左路军，又令王以哲指挥东北军七个师组成右路军，对红二、四方面军实行围追堵截。

王以哲为了配合红军行动，于 1936 年 10 月间，每天与彭德怀交换函电。他冒险把自己所部以及胡宗南左路军的行止、驻地、行军路线等情报都通报给彭德怀。

山城堡战斗时，蒋介石曾电令胡宗南、王以哲限期向红军发起进攻。但是王以哲的电台却呼叫不应，胡宗南孤军深入，11 月 21 日，在山城堡掉入红军埋伏，被击溃三个师，全歼一个半旅。蒋介石电令王以哲派兵驰援，王以哲的电台仍然呼叫不应，王部按兵不动。

蒋介石为此事气愤不已，准备亲自到西安时严厉处置。1936 年 12 月 12 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 “西安事变”。早上 6 时，王以哲向中央发了两封电报。一封通报了捉蒋的消息：“全国抗日民族解放大有机会搏斗”。

午间 12 时，刘鼎也发出了一封电报，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为代表赴西安，共商救国大计。

张学良走后的一段时间，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联合还是比较稳固的。然而，蒋介石回到南京后，软禁张学良，并将撤出潼关的部队开进潼关。

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东北军内部也发生了“战”与“和”两种严重的分歧。2 月 2 日，应德田、孙铭九等几名军官，诬陷王以哲、何柱国等人出卖张学良，派出卫队团刺杀王以哲。

王以哲身中九弹，当场身亡，年仅 41 岁。王以哲被杀害，直接摧毁了东北军和红军联合的桥梁，再也没有一个像王以哲那样积极推动与红军合作的东北军高级将领。

更为严重的是东北军、十七路军与红军联合的“三位一体”的解体，东北军也随之瓦解，从而丧失了营救张学良将军的政治力量与军事力量，使张学良将军长期被囚禁，杨虎城将军惨遭杀害。

中国共产党对王以哲将军的被害极为震惊与愤怒，1937 年 2 月 4 日，向王以哲将军的亲属和他生前统率的 67 军发出了唁电。赞扬王以哲将军是 “国家民族之干城”、“爱国人民之领袖”，谴责那些少数极端分子对他的迫害，指出这是破坏和平、破坏统一团结的行为，对王以哲将军以身殉国表示“苏区军民同声悼惜”。

七十年代，徐向前元帅曾说过：“若是王以哲不被杀害，即使东北军东调，他也能与我们合作。”1935 年，中共中央组织部确认了王以哲同志生前为中共党员的身份。后来，时任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同志为重立的王以哲将军墓碑题词：“爱国将领 —— 王以哲烈士之墓。”1986 年 11 月 29 日，谷牧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发表了《肩担道义，面向真理》一文，再次肯定了王以哲将军的功绩。

在隆重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之时，向全国公布的抗战英烈名单中也有王以哲将军的英名。王以哲将军是国家民族之干城，爱国人民之领袖。他为国家、为民族不怕牺牲的精神和英雄事迹，值得人们永远宣传和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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