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皇亲宗室的福荫与原罪

400年前，江西南昌的弋阳王府内，一位世子呱呱坠地，本可享尽荣华富贵的他，却在19岁那年遭遇王朝覆灭，家破人亡，后又不得已削发为僧，靠卖画果腹，一生颠沛流离，受尽坎坷。2026年，中国美术馆、上海博物馆、江西省博物馆、东京国立博物馆都不约而同地将年度大展锁定在了这位诞辰400周年的末世皇亲身上——他的本名鲜为人知，自号“八大山人”却响彻画坛。和成年前含着金汤匙长大的八大山人一样，中国历朝历代的皇亲贵胄们几乎都拥有秘而不宣的富贵生活，他们中的一些人热衷于权力博弈，而另外一些人则沉湎于文化艺术。

八大山人书画册，图源：视觉中国

文化生活的热衷者

历代藩王大多有结交文士或参加文化活动的癖好，这绝非只是装点门面那么简单。英国史学家柯律格所著《藩屏：明代藩王的艺术与权力》一书中提到：“在明代，这些活动都不属于独立的‘美学’领域，它们都和世界秩序有着更强的共鸣和联系……这既是在宣扬他们与更大范围内的精英共有的价值，同时也是在维护自己作为文化楷模甚至是文化领袖的角色。”

开头提到的八大山人，虽扬名于国破家亡之后，但书画基因却根植于少年之时；其父朱谋觐在山水花鸟绘画方面早有建树，家族内部浓厚的书画氛围催生了八大山人的早慧苗头。正如清代史学家陈鼎在《八大山人传》中所云：“（八大山人）颖异绝伦，八岁即能诗，善书法，工篆刻，尤精绘事。”

《藩屏：明代藩王的 艺术与权力》，［英］柯律格 著，黄晓鹃 译，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出版

根据《藩屏》记叙，在王室宗亲朱谋㙔所著的《藩献记》中，一大部分宗室成员被描述成“书法家或者书法艺术爱好者”，除他本人兼具文学家、藏书家、金石学家等多重身份，是个不折不扣的“斜杠宗亲”外，安塞王朱秩炅、康穆王朱安洛、蜀定王朱友垓、荆端王朱厚烇等，也都在《藩献记》中留下了诸如“精楷书”“法书名画未尝一日去手”“嗜学善书”“尤以篆隶著名”之类的美名。不仅如此，继宋太宗赵光义命人编印《淳化阁帖》，开中国丛帖先河之后，明朝诸王中，因杂剧创作声名远扬的周宪王朱有燉也汇刻过书法拓本《东书堂集古法帖》，晋庄王朱钟铉同样发起过汇刻丛帖《宝贤堂集古法帖》。无论赵光义还是朱有燉、朱钟铉，都是颇具声名的书家，但醉翁之意显然不仅于此，“王权”和“书权”看似各行其是，实则环环相扣，古代君王和王室宗亲“建章立制”的版图显然不止于政治领域，他们要为书法“提供可以效仿的模本和范式”，更是意欲将法则和规范渗透进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

《藩屏》还在不同章节罗列了皇亲贵胄与文化名流的交往日常。明代王府作为“物质和视觉文化中最负盛名的生产与实践活动的中心”，曾与不少文化大家发生过千丝万缕的关联。比如，文学家吴承恩和书法家傅山的先人都担任过王府纪善，思想家方孝孺曾是蜀王世子朱悦燫的老师，医学家李时珍也接受过富顺王朱厚焜的赞助，哲学家王守仁虽平定宁王叛乱有功，但事后却深受“与濠（宁王朱宸濠）通谋”的朝堂诟病。再如：无论正史还是民间传说、影视作品，都对“吴门四杰”遗世独立的人格魅力赞赏有加，但身在苏州的唐寅、文徵明，也曾被远在南昌的宁王纳入意图拉拢的“文化精英圈”，幸而他们严词拒绝，才得以在宁王叛乱后保全自身。除此之外，在《潞王的青铜器》一章中，柯律格还对沈周与晋王、文徵明与衡藩的“亲密关系”作过一些推断，但都建立在某个“中间人”之上，缺乏直接关联的证据，可信度不免打个折扣。

无尽财富的拥有者

想成为文化楷模或是文化领袖，离不开殷实的家底，各朝各代皇亲贵胄拥有的财产着实令人咋舌。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中有这样两段剧情：一段是海瑞痛陈明王朝腐败，指出“皇室宗亲、宫中宦官、各级官吏，所兼并之田庄，占天下之半，皆不纳税”；另一段是弥留之际的嘉靖皇帝决意把楚王拥有的145万7000多亩（约14500多顷）田产分给佃农，为朱载垕继位稳固民心。《藩屏》中对藩王田产也有记载：“庄田是宗室大量财富的主要来源……到了万历年间（1573—1620），仅晋藩就有72000顷土地。”虚构剧情中的皇室田产本已惊人，而这项载于史册的数据，不仅达到了电视剧中的五倍之巨，甚至还“超过了山西省所有官田的面积”，可谓是以一人之力单挑全省。

清代同样如此。历史科普作家橘玄雅的这本《喵王府的生活》，依托虚构的“喵王府”，将清朝宗室错综复杂的管理制度、生活场景叠加在一起，构建起了一座“虚实相生”的王府“样板”。在书中，橘玄雅以道光年间为例，粗略列举了“喵王府”的年度收入账单，在实际入账的28800两中，近乎四成的收入，共11300两，来源于王府所拥有的粮庄、牧场、果园、矿山等大量土地。除此之外，王府的另一项收入“大头”就是俸银：“亲王的年俸更是达到一万两，还有一万斛的俸米，相当于50多个一品大员的年收入总和。”但即便待遇如此丰厚，皇室宗亲们还是试图通过卖官鬻爵、私收租金、截占赋税等手段搜刮更多财富。据相关史料记载，被称为“古代王爷贪腐天花板”的和硕庆亲王，仅汇丰银行的某一笔存款，就高达712.5万英镑。

《喵王府的生活：清代贵族日常生活图鉴》，橘玄雅 著，文津出版社2026年出版

《藩屏》中，对于梁庄王随葬品的罗列和展示，让我们得以窥见明代王府极度奢靡的吃穿用度。2001年，湖北梁庄王墓出土各类文物多达5300件，其中黄金器皿和用具120件、银器360件、玉石和其他宝石3200件、黄金发饰和帽饰330件、金玉带饰约200件，这些珠光宝气的随葬物品，正是皇亲贵胄坐拥一地财富的具象写照。此外，《喵王府的生活》对清代王府饮食的细述，亦是其奢靡生活的力证：王府每日都有早膳、晚膳、早点心、午点心、午饽饽、夜宵，达六顿之多，且每顿必须“按章办事”，来不得半点“灵活机动”。比如在餐具上，中盘、中碗、海碗、大攒盘等数量都有明确要求，所盛食物也分门别类，基本固定；又比如在礼仪上，福晋、侧福晋和世子夫人等府中女眷可谓不折不扣的陪餐“工具人”，每日正餐时，她们先得陪同老福晋、老侧福晋用餐，接着再陪同王爷用餐，再之后才轮到侧福晋和世子夫妇各自用餐。再加上教书先生的单独一桌，喵王府“大厨房”每餐至少准备五桌餐食，这还不包括他们花“贴己钱”开小灶或是建“小厨房”，礼节规矩造成的无端浪费可见一斑。

万乘之君的自家人

皇亲贵胄为何会拥有如此巨大的财富？因为他们是帝王的自家人，是拱卫中央政权的宗室藩王。《明太祖实录》记录了朱元璋的一句论述：“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马伯庸在长篇新作《秦二世必须死》中，借历史人物张良之口也有过具体论证：“有周一代，周王为天下之共主，而诸侯各有国邑——所谓封建亲戚，以藩屏周。这样一来，纵然王室不振，亦有诸国拱卫。譬如幽王败于犬戎，而申、鲁、许等国扶宜臼继位，迁都至洛邑，周室犹存，不致天下大乱。”

然而，虽然朱元璋有此认知，但随着历代王朝的更迭，藩屏的作用已愈发式微。如此重视宗室建设的朱元璋，最终也未能以宗室之力拱卫政权，当明王朝真正走向覆灭之时，宗室的作用可谓微乎其微，甚至适得其反。晋王、代王、秦王、肃王等藩王，全数选择投降李自成，但最终又都遭受杀戮；福王、唐王、桂王等藩王，虽先后南逃并被拥立为南明国君，却也仅仅延续明朝国祚18年，书写了中国历史上最为悲惨的亡国历史。也难怪美国汉学家贾志扬会发出这样的疑问：“（既然如此）是什么让政府甘心投入巨额开销养活它？”

贾志扬所著《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详细分析了万乘之君们对于宗室异乎寻常的关照。以南宋孝宗皇帝为例，他曾出人意表地做出过三个维护宗室“政治地位”的重要决定：其一，支持次子魏王赵恺担任掌握实权的地方官员；其二，规定所有宗女都可以荫一子为官；其三，所有侍从、台谏官员都要推荐两名杰出宗室官员。因为“孝宗新政”，不少宗室成员走上了仕途道路。贾志扬没有特别列举这段时期宗室官宦的体量，但想必不在少数。据南宋史学家李心传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统计，在此后不久的宋宁宗时代，宗室成员占当朝文官的比例已经达到3%，在武选官员中更是超过了17%。《喵王府的生活》对清朝宗室所受优待也有论述，基于“宽下严上”的政策，“清代拥有爵位的宗室，一般年满18岁就要被赏差事”，表现出众的还有可能“转入部院体系，担任侍郎、尚书等职务，乃至进入军机处，进入核心政治圈参与执政”。

《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美］贾志扬 著，赵冬梅 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23年出版

当然，这种关照并不等同于掏心掏肺的信任，因为无论如何，“宗室（都）有继承皇位的潜在可能性”——这既是宗室之“功用”，也是宗室之“死穴”。所以，宋孝宗一边以赐官的方式表达对宗室的承认，一边又“重申了一项禁止宗室任学官、知贡举的长期有效的禁令”。此后，作为宗室成员的赵汝愚，虽曾获殿试程文第一，但就因为“第一名必须选取普通举人的传统”，而与状元之名失之交臂。之后虽破天荒地登上宰相之位，但所遭遇的各类弹劾却从未间断，且由头都归结于一处，那就是“以同姓居相位，将不利于社稷”。后来，对赵汝愚宠信有加的宋宁宗也逐渐“破防”，赵汝愚被一贬再贬，最终客死湖南衡州，所谓的“伪学逆党”官员学者也悉数受到清算，《宋史·赵汝愚传》称“天下闻而冤之”。

如今，宗室的光环已彻底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成也宗室，败也宗室”，那些唾手可得的财富，没有成为后世子孙永远的福荫；那些与生俱来的权力，甚至变成身家性命最大的掣肘。兴衰荣辱、功过是非最终付诸尘土，只待后人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