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长征》电台空档十分钟，接回了失联的万人部队

1936年1月27日夜里12点左右，红二、六军团的电台正跟红四方面军收发一份800多字的长电报。这份长电报发到400字的时候，四方面军电台突然要求暂等10分钟。就在这10分钟里，总队长王诤一把按下发报键，用明语朝着空中呼叫红二、六军团。

对方报务员龙振彪一听信号音调和发报手法不对，立刻警觉，回问"你是何台"。王诤回答："我是总队长王诤，奉命与你们联络，请阎知非队长上机，有重要事要谈。"失联大半年的一支上万人的部队，就这样在空中被接了回来。很多人不知道，此前中共和红二、六军团早已彻底断了联系，能重新接上这条线，靠的就是这么短短十分钟的空档。

这事得从1935年6月说起，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决定分左、右两路北上。率左路军的张国焘拒不执行命令，还密电右路陈昌浩率军南下。1935年9月9日，为避免红军内部发生冲突，决定单独率右路军中的红一军、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可朱德和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随张国焘、左路军一起行动，红军总部及其通讯用的电报密码，就落到了张国焘手里。

密码一丢，麻烦就大了。北上的中共要跟红二、六军团联络，却发现什么都没有：联络用的"豪密"密码本不在手上，跟对方约定好的呼号不知道，连他们常用的波长都不清楚。按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电台报务员龙振彪的回忆，6月22日那天，他们长时间收听和呼叫中央台，一点回音都没有，之后几个月也一直如此。

红二、六军团那边同样着急。他们仍用原来的波长和呼号不停守听、不停呼叫。1935年9月29日，他们跟四方面军工作的红军总部电台联络上了，便误以为跟中共恢复了联系。他们并不知道，这时候的张国焘正在准备另立中共，还把到四方面军工作的朱总司令和红军总部控制了起来。

就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走了一步险棋，用明码发电，设法恢复与红二、六军团联系。1935年9月29日，贺龙、任弼时突然收到周恩来用明码发给任弼时的电报："弼兄，我们已到陕北，密留老四处，弟豪。"豪，就是周恩来的化名伍豪；老四，指的是红四方面军。整句话的意思是：红军已经抵达陕北，但联络密码被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控制着。

那个年代用明码发报，等于把情报直接递到敌军手里。当时老蒋正调集兵力，企图把红二、六军团消灭在龙山、永顺、桑植地区。侦听电台到处都是，电报信号一旦飘出去，很可能被截获测向，顺着信号就能摸到红二、六军团的电台位置。可周恩来还是发了，因为不冒这个险，死局就打不开。

好不容易接到来电，贺龙和任弼时喜出望外，可又看不懂电报里藏的意思，还担心这是敌人的花招。为慎重起见，当晚两人联名用密码电报回复周恩来："你们现在何处？久失联系，请来电对此间委员姓名说明，以证明我们的关系。"由于周恩来手里没有密码，这份电报又落到了张国焘手上。

张国焘接到电报后，第二天就回了电："29日来电收到。你们省委弼时书记，贺龙、夏曦、关向应、萧克、王震等委员。一、四方面军6月在懋功会合行动，国焘为总政委，我们今后应互相密切联络。"落款是"朱、张"。名单一个不差，用的又是密码，任弼时和贺龙便确认恢复了联络。可这封回电对红一、红四方面军已经分头行动的事实只字不提。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红二、六军团给上级的电报，包括部队行动的请示报告，都是发给朱德、张国焘的。从1935年10月2日到11月12日的40多天里，任弼时和贺龙多次去电询问：红一、红四方面军是否已入陕境？将在何处建立根据地？发展的方向和方针是什么？以"朱张"名义的复电对这些问题始终不透露一个字。

任弼时心里有疑虑，但也只能确认一件事：红四方面军在甘孜方向。1935年11月4日，在刘家坪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向石阡、镇远、黄平地区实行战略转移；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分别在刘家坪的干田坝和瑞塔铺的枫树塔举行突围誓师大会，当晚开始战略突围。

中共这边一直没放弃，1935年12月17日，在瓦窑堡开会，把"完成与二、六军团的通信联络"列为一项战略性任务，交给了王诤。王诤上任后，带领三局的同志坚持不间断守听，精心寻找和捕捉二、六军团电台的信号。

没有捷径可走，他们只能守在电台边，靠听报务员独特的发报手法去辨别对方信号。由于资源捉襟见肘，那段时间军委三局总部只留了1部直属通报电台和1部新闻台，局长王诤亲自兼任通报台台长。据陈士吾回忆，中央通知军委三局，要王诤尽快沟通与任弼时的联络，他们连续守听了约半个多月时间才联系上。另有史料记载，这是一次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值守。

转机就在1月27日那个夜里出现了。二、六军团电台与四方面军电台收发800余字长电报，王诤抓住对方要求暂等10分钟的间隙，立即开机用明语呼叫。因为信号音调和发报手法特点不同于四方面军电台，引起了龙振彪的怀疑。双方用英语和明码通话，王诤告诉对方当下情况，并约定下次联络时间。王诤还告知今后用《国际纲领》作密本底码，并约定了通报的呼号波长。

到这一步，二、六军团才真正与中共恢复了联络。随即向二、六军团通报了红军主力到达陕北、朱总司令及一方面军一部留在四方面军、张国焘挟持朱老总另立中共等情况。任弼时对张国焘来电的疑虑解除了，同时对张国焘提高了警惕。对此，张国焘可能有所察觉，来电询问二、六军团是否与陕北有联系，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很策略地回电："与陕北台尚未叫通。"

但由于原来同二、六军团联络的"豪"字密码本由朱德带到四方面军后被张国焘控制，中共还是不能对二、六军团发指示性电报。经过个把月联络，考虑到约定的密码可能被泄漏，同时电报经四方面军转有利于红军团结，约在1936年2月决定暂停与二、六军团直接联系，此后双方电报均经四方面军转发。这一暂停，就是近半年。

真正的谜底直到1936年7月才被揭开，6月22日，红六军团到达甘孜的普玉隆；6月30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率领的左路红二军团到达甘孜县绒坝岔，与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先头部队会师；7月2日，红二、六军团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会合前一天，任弼时就要求电台迅速恢复联络，他本人亲自找朱德总司令索要密本，当天晚上，双方就恢复了直接联络。

在电报的指引下，红二方面军的任弼时、贺龙，联合原在红四方面军工作的朱德、刘伯承，经过坚持不懈的斗争，终于迫使张国焘停止了分裂活动，同意北上。1936年10月中下旬，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结束了长征。

回过头看这大半年，真正的突破口就藏在那不起眼的十分钟里。四方面军电台要求暂等10分钟，是因为设备电量耗尽必须暂停充电，对方电台停止接收监听，空中信号不会被截获。这10分钟在别人眼里只是一次普通的设备充电，在守了半个多月、听了无数个通宵的通信战士眼里，却是千载难逢的窗口期。王诤没有犹豫，一把抓住。

那个年代，电台就是红军的生命线。隔着千山万水，没有手机，没有卫星，一群通信战士靠着耳朵和毅力，蹲守半个月，把握住转瞬即逝的十分钟，打通了失联通道。他们没有扛枪冲在最前线，可每一次滴滴答答的电波，都在影响红军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