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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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25日，西安机场。
那是腊月里关中平原最难熬的时节。
跑道上吹着刺骨的西北风，黄沙被卷起来打在人脸上，像细针一样扎。
几架飞机停在停机坪上，螺旋桨还没有转动，但整个机场的气氛，已经像被什么东西压着，沉甸甸地喘不过气来。
就在这里，历史即将走向一个没有人能完全预料的节点。
十三天前，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的士兵强行扣押在临潼华清池。
那一天，全世界都惊呆了——中国国民政府最高统治者，在深夜里光着脚逃上骊山，藏身于一块乱石缝中，最终被搜山的士兵找到，狼狈地扶下山来，送往西安。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就这么爆发了。
十三天过去，各方斡旋，谈判结束，蒋介石在口头上答应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六项条件。
各方同意，放他回南京。
但眼下，停机坪上还有一个悬念没有解开：谁来送？怎么送？
张学良站在机舱外，风把他的军装吹得猎猎作响。
他身边的东北军将领——杨虎城、何柱国、王以哲——没有一个支持他接下来要说的话。
他已经把这个决定告诉了身边几个心腹，消息一传开，整个机场的气氛就更凝重了三分。
他要亲自陪蒋介石上飞机，回南京。
消息一传出，周恩来二话不说，直接赶到了机场。
按照张学良多年后的亲口回忆，周恩来"甚至到机场想把我追回来"。
何柱国将军更是直接拉住了张学良的手，死活不让他走。
但飞机的螺旋桨已经开始转动，机身微微震颤起来，轰鸣声盖过了所有人的劝阻。
张学良把何柱国的手拨开，转身走上了舷梯。
这一走，就是几十年。
围绕着这个决定，历史学界争论了几十年：张学良该不该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
他究竟是感情用事，还是深思熟虑？
他究竟是以一人之身换来了和平大局，还是白白葬送了自己的自由？
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是非对错，每一种回答背后，都藏着那个时代最沉重的无奈与抉择。
问题的答案，藏在那个寒冬下午的重重迷雾里，也藏在日后从尘封档案中被找回的一份六十字手令里，更藏在延安窑洞里伟人说出的那句评价里。
第[一]节
要搞懂张学良为什么会做出这个决定，就得把视野拉开，从更早的地方说起。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
日本关东军在极短的时间内占领东北三省，那片广袤的黑土地，从此落入日本人手中。
那是张学良父亲张作霖一手经营起来的基业，是东北军几十万将士世代生活的家园，也是几千万东北父老乡亲的故土。
张学良那时奉命执行不抵抗政策，东北军撤入关内。
这一撤，东北丢了，骂名来了。
全国舆论大哗，"不抵抗将军"的帽子扣在了张学良头上，他百口莫辩，只能扛着。
东北军的士兵们，从此成了背井离乡的流亡者。
从东北，到华北，再到陕甘，这支军队跟着蒋介石的命令走，始终没能回到那片生养他们的黑土地。
每到深夜，东北军的营地里，不知道有多少人辗转难眠，想着家里的父母是否还在，想着东北的山河究竟还剩几分，想着什么时候才能打回去。
这种情绪积累了几年，到后来变成了整支军队最深处的一块心病，压在所有人心头，沉甸甸的，散不了。
1935年，蒋介石又把东北军调入陕甘，让这支已经漂泊多年的军队去打红军。
东北军上下对这个命令，既没有热情，也没有斗志——凭什么？
我们连东北的仇都没报，要在这里跟中国人打？
战场上，东北军接连失利，血气和士气一起耗干。
1935年10月，劳山战役，王以哲所部67军110师两个团几乎被全歼，师长何立中战死，团长裴焕彩被俘，损失惨重。
同年11月，直罗镇战役，红军以不到800人的伤亡，歼灭东北军6000多精锐，东北军109师损失极大。
接连打了败仗，军心更散了。
就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对东北军上下的不满情绪视而不见。
他1935年9月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调东北军入陕甘，让张学良的部队在陕甘剿共，让东北军的将士们拿枪对准中国人，而不是去东北打日本人。
这种安排，东北军的将领们私下里议论起来，没有人说一句服气的话。
张学良不是没有向蒋介石反映过。
两人之间的关系，名义上是义兄弟，实则张学良的东北军始终依附于蒋介石的政治架构之下。
张学良一次次向蒋介石陈情，请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每一次都被蒋介石当面驳回。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亲自坐专列抵达西安，住进临潼华清池，要求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全力配合"剿共"，否则就把他们的队伍调往南方，让出陕甘，改由中央军来打。
这个最后通牒，把张学良和杨虎城逼到了墙角。
当天晚上，张学良到华清池行辕去见蒋介石，痛哭陈词，大意是：日本人打进来，东北三省沦陷，如果继续打内战，不抵抗外侮，"我们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千古罪人而无以自解"。
这话说得情真意切，张学良眼泪都下来了，可蒋介石没有被打动，冷冷地说，就算你用手枪把我打死，"剿共"政策也不会改变。
隔天，杨虎城再去诤谏，结果同样无功而返。
杨虎城回来跟张学良说，不能再等了。
张学良沉默了片刻，说：我们为了国家，对蒋也仁至义尽了，现在只有干的一条路。
两人就这样下定了决心。
1936年12月9日，这一天是一二九运动一周年。
西安城里上万名学生涌上街头，高呼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要求组成请愿队伍，到临潼去向蒋介石当面陈情。
蒋介石震怒，命令张学良阻止学生，对不听劝阻的"格杀勿论"。
张学良急了，策马赶到游行队伍前。
一个东北大学的学生，站出来含泪问他："张校长，您什么时候能带着我们打回东北老家去？"张学良那时候兼任东北大学校长，这群学生是他的学生，也是从东北流亡出来的子弟。
这句话，问得他喉咙哽住，半天说不出话来。
他沉默了很久，最后高声说："你们现在都回学校去，一星期以内，我一定用事实答复你们！如果失信，请你们把我处死！"
一星期。
他给学生承诺了一星期，也给自己划了一条线。
12月12日凌晨，东北军行动。
华清池外，枪声响起，警卫与张学良部队交火，蒋介石从睡梦中惊醒，仓皇出逃，光着脚翻过后墙，沿骊山山道往上跑，最终藏在山间的石缝里，被搜山部队找到，扶下山来，送往西安。
张学良、杨虎城宣布取消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向全国发出通电，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释放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等八项主张。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
第[二]节
事变一爆发，全国哗然，各方的反应复杂到极点，远远超出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预料。
南京方面，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一派，当即主张"讨伐"。
他们要调集兵力，空军轰炸，把张学良、杨虎城直接打掉。
表面上是要"营救"蒋介石，实际上南京的亲日派更想趁机扩大内战，坐收渔翁之利。
宋子文、宋美龄则力主和平解决，要把蒋介石完整地救出来，不能让他出任何差错。
这两派之间的角力，从事变爆发的第一天就开始了，整个南京弥漫着一种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
国际上，苏联的反应让张学良极为意外。
苏联《真理报》发表社论，对西安事变大加指责，说张学良是在"以抗日运动从事投机"，实际上是在帮助日本制造中国的分裂与骚乱。
这个评价，对张学良来说犹如一盆冷水，他根本没有想到苏联会这么说。
英国《泰晤士报》干脆说，张学良的行动"或已救助日本政府"。
美国《纽约时报》的评论说，全世界都把蒋介石视为中国最重要的领袖，这次事变令全球震惊。
这种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让西安的局势越来越难以维持。
事变当天，张学良就发电报给中共中央，通报情况，请求派代表到西安共商大计。
中共中央经过研究，于1936年12月19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和平解决的基本方针——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联合南京的左派，争取中间力量，反对亲日派，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
1936年12月17日，周恩来、秦邦宪（即博古）、叶剑英搭乘张学良的专机，飞抵西安。
周恩来一落地，马上和张学良彻夜长谈，了解事变来龙去脉。
张学良告诉他，蒋介石起初被扣时，态度极为强硬，拒绝谈任何事情，甚至伏在桌上，捂住耳朵，什么话都不说。
过了几天，蒋介石才开始松口，表示愿意商谈抗日问题。
周恩来把外界各方的反应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张学良，张学良听完，神情凝重。
各方正式谈判在1936年12月22日展开。
宋子文、宋美龄从南京飞抵西安，代表蒋介石进入谈判。
他们带着蒋介石的全权授意，同时也明白，能否把蒋介石完好无损地带回去，是这次谈判最重要的目标。
12月23日至24日两天，张学良、杨虎城与宋子文、宋美龄展开密集磋商，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参加谈判，居中斡旋，做了大量工作。经过两天反复谈判，双方最终达成了六项条件：改组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释放上海爱国领袖和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自由权利；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召开各党各派救国会议；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实行其他具体救国办法。
12月24日晚上，周恩来亲自去见蒋介石。
这是两人历史上极为罕见的一次直接对话。
周恩来向蒋介石阐明了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战的立场与诚意。
蒋介石表示同意那六项条件，但他明确拒绝在任何文件上签字——他不愿意留下任何书面证据。
他的原话大意是，以他的"人格担保"来履行这些承诺，只要他还活着，中国就不会再发生反共内战。
承诺有了，蒋介石该放走了。
问题来了：这个承诺没有签字，没有证人，如何让它产生约束力？
谁来送，怎么送，这个问题一直悬而未决。
第[三]节
12月24日的谈判结束后，整个西安的气氛，从绷紧变成了一种奇异的悬浮感——既像是大事将成，又像是什么地方还差一口气。
东北军内部的争论在这时候浮上了台面。
有的将领认为：蒋介石说了六条，可白纸黑字一个字都没有，这个承诺能管多久？
历史上蒋介石反悔的事情又不是没有，万一他一回南京，把身边的人一换，把军队一调，这六条就成了废纸。
有的将领认为：现在外部压力这么大，苏联指责，南京亲日派虎视眈眈，就算不放蒋介石，他们也会找其他借口打过来，拖下去对西安更不利。
杨虎城的态度最复杂。
他从心里觉得蒋介石靠不住，对放蒋介石这件事"犹疑不决"，举棋不定。
他手下有些将领更倾向于扣着蒋介石，把那些承诺落实了再放人。
就在各方争论不休的时候，张学良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有料到的决定——不仅要放蒋介石走，他还要亲自陪着蒋介石上飞机，回南京。
这个决定，他没有知会周恩来，没有征求东北军将领们的集体意见，只是悄悄在12月24日这天，把心腹王以哲、董英斌、何柱国三人叫过来，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他们。
三个人听完，全都反对。
何柱国当场就表示，不赞成张学良这么做。
王以哲也觉得凶险异常。
董英斌则担心，失去张学良，整个东北军会立刻陷入群龙无首的局面。
12月25日一早，张学良在离陕之前，做了两件事：写了一份手令，把东北军后续的指挥安排交代清楚；另给杨虎城和于学忠各写了一封内容大致相同的信，把自己的决定和安排再次说明。
两份文件写好，连同手令一并交给杨虎城，杨虎城随即将手令影印，分送给各有关将领。
这一切做完，张学良才去了机场。
机场上的场面，注定是凝重的。
杨虎城得知消息后赶来，和张学良边走边说话，神情难掩忧虑。
何柱国将军也在，他后来回忆说："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时，我就在张的左右。我当时不同意张学良去南京。张上飞机时，我还拉过他。但张执意要走，打开我的手，走上了飞机。"
就在这时，周恩来赶到了机场。
事后张学良在台北接受日本广播协会采访，说起这段往事："当时周恩来是反对他这么做的，甚至到机场想把我追回来。"但飞机的螺旋桨已经开始运转。
1936年12月25日下午，张学良在未告知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也未事先取得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将领同意的情况下，断然决定亲自乘飞机陪同蒋介石回南京，并于当日抵达洛阳，26日到达南京。
更让人始料不及的是，蒋介石一到南京，便将张学良扣押起来，并且长达数十年之久，直到蒋介石死后张学良才重获自由。
第[四]节
张学良被扣押的消息传回西安，整座城市炸开了锅。
东北军的将领们，这才从震惊中回过神来，接着就是愤怒、慌乱、无措。
失去了核心，这支军队立刻群龙无首，各方意见四分五裂，乱成一锅粥。
有人主张立刻兴兵，打回去，救张学良；有人说要按照张学良留下的手令，沉住气，维持现状；有人在暗地里各打各的算盘。内部的裂缝越扯越大，越来越难以弥合。
1937年2月2日，东北军中坚决主张联共抗日、和平解决事变的王以哲被一部分主张用武力攻蒋救张的青年军官杀害，内战危险又重新出现。
那些杀害王以哲的人以为，他反对用武力是在出卖张学良。
他们亲手杀掉了东北军里张学良最信任的部下之一，把整个局面推向了更深的危机。
消息传出，西安再度动荡。
蒋介石在南京扣押了张学良之后，重新向西安调集兵力施压，那点好不容易谈成的和平基础，又开始摇摇欲坠。
周恩来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坚定和细致的工作，及时解决一系列的棘手问题，巩固红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的团结，基本上保持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成果。
历史总是喜欢这样捉弄人——有人自以为做了最正确的事，却引出了最难以收拾的局面；有人明明知道会有什么后果，还是义无反顾地走向了那个结局。
张学良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他离陕之前那份手令，究竟是临时起意，还是深思熟虑之后的安排？当那份六十字的手令，历经特殊时期的流散与失踪，最终在辽宁省新民县一本尘封的画册里被人找到，所有人才恍然明白——那不是一时冲动，而是一个人在走向危险之前，把所有可能的后果，都已经提前写进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