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41年1月，皖南，泾县茂林。
寒风裹着山间的湿气，刀割一样往人脸上扑。
四面都是山，山上都是敌人。
9000多名新四军将士，被困在这片崇山峻岭里，已经打了整整好几天。
子弹越来越少，干粮早就断了，受伤的战士没有药可用，只能靠战友互相搀扶。
最危急的时候，整个军部的指挥系统只剩下叶挺和寥寥数人，坚守在石井坑一处山谷里。
军部的电台，在最后几天里，每隔几个小时就对外发出一封电报。
电报的内容很简单，说来说去只有一个意思：我们被包围了，快来救我们。
电报飞向延安，飞向苏北的友军。
然而，回电来了又来，就是不见援兵的影子。
距离皖南不算太遥远的苏北，粟裕的部队按兵不动。
那一年，粟裕的部队刚刚在黄桥一战打出了威名，把国民党韩德勤打得一溃千里。
论战斗力，这支队伍绝对是拿得出手的。
可就在皖南的战友陷入绝境的时候，他们就是没动。
这是为什么？
9000人从1941年1月4日出发，七昼夜的浴血奋战，最终只有约2000人突围而出。
除两千余人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失散或被俘，军长叶挺被无理扣押，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不幸被叛徒杀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
这是抗日战争中新四军遭受的最惨重的损失，也是那个风云年代里最让人痛心的历史节点之一。
这段历史，从头讲起。
第【一】节 一块烫手的"皖南棋"——为什么就是不走？
想弄清楚皖南事变这件事，得把时间拨回到1940年上半年。
那时候的新四军，大体上分成两块：一块在长江以北，一块在长江以南。
江北这边，以陈毅、粟裕为代表的部队一边打日军，一边跟国民党的地方势力周旋，整天打得热火朝天，扩大地盘、发展力量，干得有声有色。
而江南这边，新四军的军部就驻扎在皖南泾县云岭一带——那是一片山高林密、地形复杂的地方，军部在这里扎根已经好几年了。
这个军部，就是项英的地盘。
说到项英这个人，不得不多介绍两句。
他在党内资历深厚，是长期坚持南方游击战争的核心人物，参加革命的时间比很多人都早得多，在党内的位置也举足轻重。
新四军成立的时候，叶挺担任军长，但叶挺是一个有革命情怀的党外人士，不是党员。
很多重大决策，实际上是项英说了算。
叶挺军长的命令，有时候还需要过项英这道关才能算数。
这种格局，让叶挺憋屈得不行，他后来曾经四次提出辞呈，根子就在这里。
叶挺"三年军长，四次辞呈"，实际在新四军军部的时间不足一年半，究其根源，还在于叶挺纠结于"客卿"的身份。
扯远了，说回正题。
从1940年的1月开始，延安那边就一直催项英：皖南不安全，军部得北移，往苏南走，或者往江北走，总之得离开这里。
早在1940年上半年的1月、3月和4月，延安就反复电催项英，要其尽快将新四军军部北移苏南、江北。
到了5月，已在苏南的陈毅、粟裕也致电项英，提出，既然"国民党亦希望我们让出皖南"，"我们应将计就计"，将军部和皖南主力东移苏南，"以应付事变。"
陈毅和粟裕在外面打拼，也看出皖南的处境越来越危险，专程发电报来劝。可是项英的反应呢？
消极。
非常消极。
他一次次给延安发长电报，每一封都在列举北移的困难：渡江？不行，日军把长江封锁得很严，桂军在江边布满了兵。
往东去和陈毅会合？也不行，要冲过两道封锁线，要打好几场仗。
而且皖南的山地地形，是天生的游击战根据地，这块地方有战略价值，不能轻易放弃。
对于中央和江北陈粟等人的提示，项英的反应是消极的，甚至是对抗的。
他坚持认为："在战略上，北方必须有南方之配合"，"皖南在任何情况下，非独立行动坚持南方不可。"
延安为了这件事，真的操了很多心。
伟人在1940年4月3日专门发电报问项英：要是某方忽然袭击你们，你有没有冲出去的办法？是往南打游击，还是往东和陈毅会合，或者直接往北渡江？
项英的回答是："渡江，绝对不可能，敌在长江封锁更严，江北桂军已密布江边。"
"向东，某方已有布置，须冲过两道封锁，经过几次战斗，才能与陈支会合。到苏南，地区不利……"
这话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哪里都去不了，皖南最好，待着不动。
延安很无奈。
后来伟人实在看不下去了，10月12日再次发电，言辞非常直接：军部应该乘此时速速渡江，以皖东为根据地，绝对不要迟延。
项英还是拖。
他在10月28日的回电里说：为了将来的更大发展，坚持皖南阵地极有作用，现在放弃了，将来不好取得这个强固支点。要坚持皖南阵地，必须有相当强的兵力，所以军部不能减弱北移。
这已经不是意见和建议了，这是对中央指示的公然对抗。
然后事情急转直下。
1940年11月下旬，苏北方向打了一场曹甸战役，新四军和八路军联合进攻韩德勤部。
这场仗本身打得不算顺利，但更严重的后果是：曹甸战役，打破了两党的僵局，从而成为皖南事变的一个近因。
曹甸战役一打，蒋介石大怒。
12月10日密令顾祝同：如果新四军不遵令北渡，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
这是一道明确的"解决"令。
就在国民党磨刀霍霍的时候，皖南的项英还在拖。
从皖南非战斗部队开始侦察北移的时间，到蒋介石明确宣布封闭苏南路线，历史给皖南新四军北移留下了12天宝贵时间。
在伟人明确指示快速分批北移后，项英利用这段时间仅仅转移了3000人。
12天，3000人，速度如此之慢，真让人抓耳挠腮。
延安终于彻底忍不住了。
12月26日，伟人亲自起草电报，措辞严厉地批评项英：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来电请示方针，但中央一年前就把方针给了你们，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这封电报发出去，项英才终于在12月28日召开军分委会议，决定1941年1月4日启程北移。
决定遵守中共中央指定的北移路线：向南绕道茂林、三溪、旌德、宁国，迂回天目山到溧阳，并确定1941年1月4日，新四军部队开始转移。
然而，这个决定来得太晚太晚了。
就在项英召开那个决定北移的会议的前一天，12月27日，第三战区和第三十二集团军已经在徽州秘密开会，研究如何围歼皖南新四军。
12月29日，上官云相在宁国县万福村召开军事会议，确定集团军围剿新四军部队的部署，限定各部队于12月31日前秘密完成作战准备。
说白了：敌人的刀已经磨好了，就等新四军踏进套子，而这时候项英才刚刚决定要动身。
第【二】节 出发！茂林！——踏进了一张巨网
1941年1月4日夜晚，云岭驻地。
号声吹响，9000多人拔营起寨。
这是皖南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他们被编为三路纵队：左路是第一纵队，司令员傅秋涛；中路是第二纵队，司令员周桂生，政治委员黄火星；右路是第三纵队，司令员张正坤，政治委员胡荣。
走的路线，是项英在12月28日的会议上定下来的：向南绕道茂林、三溪、旌德、宁国一带，迂回天目山，再转往溧阳。
这条路线，是几条备选方案中最绕远的一条。
叶挺在事前强烈主张走北线——从铜陵、繁昌间渡江到无为，这是事先和三战区商定过的路线，沿途有兵站、有地方党组织的配合，群众基础也好。
第一条路线是皖南军部到苏南我军的交通线，沿途设有兵站，每个兵站都有民运工作组，有地方党的工作，有较好的群众基础。
同时这也是延安和重庆建议的路线，还是与三战区反复商定的路线。
然而项英不同意走北线，坚持绕道南线。
于是部队就这么走了最难走的一条路。
从云岭到茂林这短短20公里路，竟然走了十四个小时。
战士们非常疲劳，衣服全湿，不得不在茂林原地休整一天。
20公里，14个小时。
皖南冬天的山路，在连绵阴雨的浸泡下，泥泞得几乎无法行进。
历史有着惊人的巧合，七年前，即1934年，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茂林谭家桥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红七军团的军团长寻淮洲就牺牲在此。
七年后，茂林又成了国共鏖战之地，被困于此的，是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
延安那边已经察觉到不对劲。
1月7日，伟人同朱德发急电，提出："你们在茂林不宜久留，只要宣城、宁国一带情况明了后即宜东进，乘顽军布置未就突过其包围线为有利。"
这封电报说的是：你们在茂林待不住，趁国民党还没布置好，赶快向东突围！
可这封电报发出的时间是1月7日，而茂林周围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已经在悄悄收紧了。
部队在茂林休整的1月5日，国民党第四十师就在附近发现了新四军的踪迹。
6日，双方出现了最初的遭遇战，争夺制高点，零星枪声不断。
叶挺当时非常敏锐，主张立即往回打，从南陵、宣城方向冲破包围圈。
可是项英、袁国平、周子昆都觉得应该继续往前走。
就这样，讨论讨论，讨论讨论，时间就这么过去了。
等到大家终于议定，准备往前冲的时候，1月7日，顾祝同与上官云相的命令下来了。
7日，顾祝同与上官云相下令第三战区第32集团军8万多人向新四军发起总攻。
8万打9000。
这个数字差距，让人不忍细看。
然而，就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新四军面前出现了一个机会——第三纵队的部队摸到了星潭附近。
那里是整个包围圈最薄弱的一道缺口，只要能冲过去，就能跳出包围圈。
事情的关键，就在这里。
第【三】节 七小时会议——消失的突围机会
1月7日，茂林附近，某处临时军部。
外面炮声隆隆，里面却在开会。
叶挺、项英、袁国平、周子昆围坐在一起，讨论要不要攻打星潭——那个可以打开突围缺口的地方。
叶挺态度非常坚定：打！就算要付出代价，也得冲过去！时间就是生命，拖下去只会更糟！
然而项英犹豫了，袁国平也拿不定主意。
就这么讨论着，讨论着。
下午三点开始，讨论到夜里十点，整整七个小时，会议室里争来争去，就是得不出结论。
叶挺忍无可忍，气愤地对项英、袁国平、周子昆说："现在我们陷入了重重包围，不打一场恶仗不花一些代价，是冲不出包围圈的。时间就是胜利。不能总是犹豫不定，总是没有决心。你们的意见到底怎么样？请快说出来。我的态度是，错误的决定我也服从。现在请项副军长作决定吧，你决定怎么办就怎么办。"
这句话说得非常悲壮。
叶挺当了三年多军长，很少有机会真正做决定，这一刻，他连"错误的决定我也服从"都说出来了，言下之意就是：你随便决定一个，只要有决定就行，哪怕是错的。
可会议还是没有结论。
就在军部的高层还在争论的时候，前线发生了一件事：第三纵队的新三团，这支仗打得非常英勇的部队，硬是在敌军重兵把守的防线上撕开了一道口子，攻入了星潭！
突破口打开了！
就在该团继续扩大突破口并向纵深发展进攻的时候，却听到了要他们撤出战斗的号音。
战士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让司号长又听了一遍，确认没有听错——真的是撤退的号令。
经过军分会马拉松式的会议研究，最后项英做出决定，不打星潭了，也不走这条路线了，部队往回撤，退回到丕岭以西，经高岭、太平转入黄山，再伺机北渡。
命令已下，全军沿着出发时的原路调头往回走。
翻山越岭走了好几天的路，就这么白走了。
已经打开的突破口，就这么白白送给敌人重新堵上了。
接下来，更糟糕的事情接二连三。
部队重新组织，准备从高岭方向突围。
临时找来的向导带路，居然把路带错了，把廉岭认作了高岭。
好不容易绕了一大圈，消耗了大量体力，再奔向真正的高岭时，原本没有敌情的高岭，此时已经被敌军重兵扼守，根本过不去了。
又开会，又经过了一番讨论研究，又决定走参谋处曾拟定的北移第二条路线，北线，即在行动前叶挺坚持而遭项英否定了的经铜陵、繁昌间渡江到无为的转移路线。
走了一大圈，兜兜转转，拼着命、流着血，最终要走的还是当初叶挺坚持的那条路。
可问题是，经过了几天的战斗，此时的这条路，不仅江面上已经密布了日军的舰艇，沿途也已经堵上了一层又一层的顽军，战机已失，时不再来了。
部队在重围中越打越少，子弹越打越稀，干粮早就断了。
就在形势最为危急的1月8日深夜，所有人最需要有个主心骨来拿主意的时候，一件更让人目瞪口呆的事情发生了。
第【四】节 "项英不见了"——一个让所有人瞠目结舌的夜晚
1月8日深夜，获悉上官云相下令第九日拂晓全线总攻的消息之后，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几位主要领导人，做出了一个后来令所有人瞠目结舌的决定。
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等感到部队"有被消灭极大可能，临时动摇"，于是带领十余人离队出走，企图绕小道出走，以求保全自己。
叶挺和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获悉后，当即向中原局和党中央电报"项、袁、周、李不告而去"。
叶挺发现领导层不见了，当时就急了。
他赶紧组织手边仅剩的力量，给延安发出了那封后来被反复引用的电报："今日晨北进，又受包围，现在集全力与敌激战，拟今晚分批突围北进。项英、国平于今晨率小部武装上呈而去，行方不明。我为全体安全计，决维持到底。"
延安震怒。
立刻电令：撤销项英的指挥权，军事上由叶挺负责，政治上由饶漱石负责。
叶挺终于在担任了三年多军长之后，第一次真正拿到了完整的军事指挥权——可惜太晚了。
此时，电报一封接一封地飞出皖南：飞向延安，飞向苏北的陈毅、刘少奇。
9000人的命运，拴在那一条细细的无线电波上。
然而，粟裕的部队就在苏北，纹丝不动。
援兵，始终没有来。
叶挺拼尽最后力气，支撑着整个残局。
而皖南的那9000人，在泾县茂林的大山里，用血肉和钢铁，燃烧着抗争的最后火焰。
那些从皖南飞出去的电报，每一封都是求救信，每一封都在等待回音。
而当最后一封电报发出、密码销毁、电台砸碎的那一刻，当皖南的山谷终于归于寂静，延安那一道命令背后究竟藏着怎样一道复杂的历史算式——当那个在皖南战场上传回盐城的真相，被一份份电报一页页档案拼凑完整时，所有人才惊觉，这场沉默背后的考量，远比刀枪更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