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本文依据公开报道整理，主要来源包括：央广网转成都商报《高考状元出走17年 父母苦寻：回来吧，爸妈养你》（2017年6月15日）；澎湃新闻转载红星新闻记者王春《山东济阳高考状元出走17年，父母苦寻：回来吧，爸妈养你》（2017年6月13日）；中国新闻网转新京报《高考状元走失17年 母亲：你忘了回家的路吗？》（2017年5月30日）；湛江日报转澎湃新闻《高考状元、南京大学学生失踪廿载，近七旬父母心力交瘁》（2020年6月2日）；新华网《篡改同学高考志愿 考生被采取强制措施》（2016年8月4日，作时代背景对照）；全国人大网《关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工作情况的报告》（1999年高校招生数据核对）。报道中互相出入的细节，正文采用流传最广、且经两家以上媒体印证的版本；时间、地点、人名均按公开报道口径核对。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2000年4月19日，南京大学浦口校区，一名十八岁上下的男生在食堂里向同寝室的同学借了十块钱，说助学金下来之后直接从里面抵扣。
他转身走出食堂大门，身份证、学生证、借书证都留在宿舍原处，钱包和行李一件没带。
从这一天起，这个人从熟人的视线里彻底断掉。
他叫张来玉，山东济阳人，前一年全县的理科状元，进南大还不到一年。
往后二十多年，关于他这些年去了哪里，公开记录里没有一条能落到实处的结论。
故事先从鲁北平原上的那座小县城讲起，从一个被街坊邻居交口称赞的状元家庭讲起。
【一】县城里的状元家庭
济阳地处鲁北，九十年代还是济南北边一座普通县城。
街上的房子不高，工人上班、农民下地，谁家孩子考上大学，是整条街都要念叨好些年的大事。
张来玉就生长在这样一座县城里，家住济北开发区一带。
父亲张立新，在县统计局当副局长；母亲菅庆英，在县纪委做宣传教育方面的工作。
两个单位在旁人眼里都是清水衙门，家里日子过得安稳、规矩，没有什么大起大落。
张来玉是家里独苗，一家人跟爷爷奶奶同住，房子不大，加上高中功课紧，他在家的时候除了吃饭、睡觉，很少多逗留。
在父母印象里，这个孩子内向、自觉、话不多，学习从来不用大人盯着。
在同学那边，他算不上孤僻，跟同龄人凑到一块儿，能聊能玩，是个话篓子。
两种印象对不上，恰恰说明一件事：家里看见的，和外头看见的，并不总是同一个人。
张来玉从小成绩名列前茅，高中三年多次拿全校第一。
母亲把他从小到大的三好学生证书、奥林匹克竞赛奖状按年份一张一张捋好、抚平，收在一处。
当年济阳的教学质量在省里不算靠前，十几年里没人考进过北大，学校老师对他寄予厚望，盼着他开这个先例。
高中那几年他没有住校，一日三餐都在家里吃，吃完饭就小跑着回学校上自习。
母亲记得，他初中时个子还没班里女生高，到高中毕业，已经长成一个大小伙子。
在家里他话不多，性子有点闷，一跟同龄人凑到一块儿，话就多起来。
母子之间日常说的多是吃饭、穿衣、功课这类琐事，心里的念头、情绪上的起伏，很少摆到桌面上讲。
爷爷生前身体不好，需要人照顾，老人对这个孙子看得最重，挂在嘴边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考名牌。
爷爷没能等到孙子金榜题名，在他高考前就去世了。
1998年，张来玉第一次参加高考。
这一回他的自然分，也就是不加奖励分的裸分，排在全县第一。
志愿表上，他填的是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系。
成绩出来，没有被录取，只能选择复读。
一个在县城里拔尖的孩子，头一回尝到落榜的滋味，回校重读一年。
按母亲后来的说法，孩子从小就优秀，家里没什么压力，不过沟通也比较少，他的内心世界，父母并不了解。
这句回忆是往后整桩事情的底色：一个成绩体面、懂事省心的年轻人，心里装过什么念头，家里始终没能真正摸清。
复读这一年的日子并不好过。
头一年已经考到全县第一，只差志愿一档没录上，第二年再进考场，身边的目光、自己给自己的压力都压在身上。
张来玉性子要强，功课上不肯松劲，可这份要强背后的情绪，家里没有专门坐下来跟他谈过。
县城里的家长看孩子，先看分数和名次，名次稳住了，就默认孩子一切都好。
【二】志愿从北京改到南京
1999年夏天，全国两百八十八万名考生走进高考考场，张来玉是其中一人。
这一年是高校扩招元年，普通高校招生约一百六十万人，比1998年增加五十多万人，增幅接近百分之四十七，高考录取率约百分之四十九，比1998年提高了十三个百分点左右，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刚过百分之十。
考分揭榜，张来玉再次成为全县理科状元，理科满分九百，他考了八百零四分。
那个年代填志愿，要先填志愿、后出成绩，分数还没出来，学校档次就得先定下来。
第一志愿录不上，落到第二志愿的学校往往差出一大截，一档之间，往后几年的路就不一样。
家长和老师替孩子拿主意时，头一条考虑的是稳妥，是牌子响不响，至于孩子心里想去哪儿、奔着什么人什么事去，往往排不到前头。
分数摆出来，北大有希望，却没把握。
他已经复读过一年，再读下去不是一回事；那个年代的招生制度是先报志愿、后出成绩，第一志愿录不上，第二志愿就会很惨。
综合权衡，其他名牌大学基本能进。
张来玉最初想填的是北京邮电大学，母亲后来回忆，儿子心里原本瞄准的也是北京大学方向。
他一门心思想去北京，这里头除了学校本身，还牵着那个在北京读书的女孩。
父母这边拦了下来。
在他们看来，儿子是全县状元，一些名牌大学开出的条件很好，不上名牌太可惜。
父母和老师几方商量之后，志愿表上填了南京大学材料科学系。
有知情人后来对红星新闻讲得直白：当年，来玉的父母改了他的志愿，可他心里一直想去北京。
那个女孩比张来玉高一级，文科，成绩很好。
两人是在高中参加奥林匹克竞赛那阵子认识的，起初只是交流学习心得，书信往来，慢慢地，张来玉开始追求她。
女孩复读一年后跟张来玉同级备考，1998年考中济阳文科状元，顺利进了北京的中国政法大学。
一个人留在北京，一个人回到济阳的课桌前，这一年两人隔着上千里地，全靠书信联络。
这些事父母是后来才陆续知道的，只听说两人经常通信，也有同学讲，女孩并没有看上自家孩子。
家里当时提醒过他注意学习，至于两人进展到哪一步，长辈并不清楚。
张来玉没有强烈反对，没吵，没闹，也没拍桌子，他顺从了家里的安排，收拾行李南下金陵，走进南京大学。
多年以后，母亲菅庆英回忆起那一段，反复思忖，说咱孩子从不敢反抗，挺顺从家长和老师，当时没看出来他到底高不高兴，家里以为挺好，也没寻思他究竟愿不愿意。
在父母的盘算里，儿子是全县状元，各校开出的条件摆在那里，只去一所北京的普通院校，看着可惜。
他们那代人相信牌子、相信稳妥，觉得学校名气大，往后路就宽；至于孩子心里那点念想，在长辈看来年纪轻，慢慢就淡了。
两边的想法拧不到一处，临了落笔的志愿表上，写的是长辈认可的那一所。
志愿表上那一栏纸，在那个年代分量有多重，可以拿后来一桩公开案件做个对照。
2016年，陕西考生常升的志愿在填报当天被同学更改两次，原本报考的陕西师范大学免费师范生险些落空，当事学生被警方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一格里的学校名字，连着一个年轻人往后好几年的路，旁人替他落笔，笔锋底下压着的是别人的前程。
张来玉这一栏，落笔的人不是他自己。
1999年的济阳县城，县里为张来玉开了表彰大会，颁给他一千元现金奖励，他拿到钱转身全部转赠给了一名家境困难的同学。
县城半条街挂起红纸黑字的横幅，街坊邻居没有不羡慕的：父亲是副局长，母亲在纪委，儿子又是名牌大学料，这样的家庭在县城里是顶体面的人家。
横幅底下的张来玉，脸上什么表情，报道里没有写。
【三】浦口校区的那一年
1999年9月，张立新陪同儿子前往南京大学报到。
浦口校区是新校区，报到的新生一个个带着新鲜劲儿，笑颜展露。
在父亲眼里，这个儿子既没有兴奋，也没有沮丧，平淡如常，跟平常没什么两样。
这是他长这么大头一回离开山东远行。
那年材料科学系一个专业一共九个人，来自不同省份。
张立新送儿子到宿舍，舍友并不怎么热情；他们先到一步，先挑了个好床位。
父亲当时还在琢磨，是不是这一点引起了其他人的不快。
这些细节搁在心里，他没有多问。
九个人的小专业，同学来自天南海北，生活习惯、口音脾气都不一样。
张来玉在宿舍里不算活络，父亲送他报到那天就觉出舍友态度冷淡，只是当时谁也没把这点冷淡当回事。
大学头一年，新鲜感过去之后，高中时那种处处拔尖的处境，慢慢换成了另一番滋味。
开学一个月，赶上国庆长假，张来玉直奔北京去找那个女孩。
同行的还有一位中学同学，两人住在一家小旅馆里。
按这位同学后来的说法，当时他们两人的关系还正常，看不出裂痕。
回到学校，日子照旧。
隔上两三天到十来天，他会给家里打个电话，聊聊学校生活，报一声平安。
电话里说的多是平顺话，母亲嘱咐他多吃点饭，他应着。
两千年代初，长途电话不便宜，宿舍里没有私人手机，打电话要排队、要掐着时间说，家里听到的，永远是儿子挑平顺的那几句。
大学里的落差，慢慢显了出来。
系里有两个去香港浸会大学做交换生的名额，张来玉没被选中。
他曾为这件事打电话回家，问父亲气不气。
母亲菅庆英后来揣测，来玉从小成绩名列前茅，上了大学才发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这种落差或许也是压在他心里的一块石头。
2000年4月17日晚上，异常出现了。
这通电话接通之后，那边顿了好一会儿没出声。
父亲问他有没有事、缺不缺钱、要不要母亲接电话，他连声应着不用不用，随即匆忙挂掉。
母亲事后反复思量，那几天，他遇到事了。
两天后的夜里，也就是4月18日晚，张来玉宿舍里，同系七八个同学围作一团打牌。
有人翻出了他的一封分手信，当着一屋子人的面拿他打趣，说他被女朋友甩了。
张来玉怒火中烧，却没有发作，只冲着那名同学发火，让对方走开，之后一宿无话。
写那封分手信的女生后来托人转告红星新闻，说事情已经过去，自己不愿多谈，具体是什么时候提的分手，已经忘了。
菅庆英后来收拾儿子留在学校的东西，翻遍宿舍，也没有发现任何信件。
那封被当众翻出来、又被烧掉的信，成了这间宿舍里没人再碰的东西。
4月19日一早，还有同学在食堂碰到过他。
当天第一堂是大课，人多，没人留意他在不在；第二堂只有同系九个人上课，一眼就看了出来，他没来。
这天晚上，他没有回宿舍睡觉，同学把情况告诉了辅导员。
事后回看，这通4月17日的电话、4月18日夜里宿舍里的那场冲突，是失踪之前留在记录里的收尾两段日常。
电话里的停顿、发火时压下去的火气，搁在当时都只是零碎细节，没有谁把它们跟后面的事连到一起看。
【四】食堂门口，十块钱与一床叠整齐的被子
4月19日中午，浦口校区食堂里，张来玉一摸口袋，发现没带钱包。
他回头跟同寝室的同学借了十块钱，交代说，等代领助学金下来，这笔钱直接从里面抵扣。
同学没多想，钱借给了他。
按照后来同学和家人的回忆，这一天他身上其实没剩多少钱。
他早先已经把自己的钱借给了一名高中同学，兜里本就不宽裕。
学校这边先是按普通缺勤处理。
第一堂大课人多，混在里头没人留意；第二堂课同系九个人到齐点数，座位空着，老师派人回宿舍找，屋里没人。
当晚他没回宿舍过夜，同学才把情况报给辅导员。
学校在校园周边、车站、码头找了两天，活不见人，这才拨通了山东济阳家里的电话。
两天时间里，学校先往同学那边想，猜他是不是去了外校找熟人，是不是临时出去散心。
一个刚入学不到一年的大学生，课不上、夜不归宿，在辅导员和同学眼里都透着反常，可反常归反常，谁也没往最坏的地方猜。
等到周边能找的地方都找遍，依旧没有人影，学校这才意识到，得通知家里。
4月21日上午，南京大学学生处的一个电话打进了张立新的办公室。
电话那头问，张来玉这两天没去上课，是不是回家了。
张立新说没有。
对方重复了一遍，他也不在学校。
消息炸在家里。
母亲菅庆英乍一听就被震蒙了。
在她脑子里翻来覆去只有一句话：孩子找不着了。
她那孩子从小没逃过课，一听他两天没上课，她就蒙了，这太不符合常理。
张立新很快联系上一位亲戚，两人连夜赶往南京，火车上一宿没合眼。
车窗外的夜色一站一站往后退，家里人心里翻来覆去，都是儿子从小到大没出过远门、没逃过课的印象。
第二天早晨赶到学校时，辅导员韩民和学生处老师已经守在宿舍。
韩民告诉家长，学校寻了两天，没找到，才给家里打的电话。
一开始大家以为他去了南京邮电大学找高中同学，过去寻过，也没见着。
整件事完全没有征兆。
人不见了之后，家人赶到宿舍，屋里的光景一点点被记下来：书本摊在桌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有一床被子没有被罩，枕套、枕巾也不在；一个塑料脸盆找不到了；泡好的衣服泡在那里，没有洗；宿舍钥匙没带；身份证留在原处，学生证、借书证也都留在抽屉和桌上。
他出门时穿的，就是一身日常运动衣。
没有行李箱，没有背包，没有换洗衣物，没有存折和钱包。
一个人若只是出校园办点事，不会把证件和钥匙一并留在屋里；若打定主意走远路，身上又不该只剩十块借来的零钱。
这两样对不上的地方，后来被家里人翻来覆去地想。
张立新在宿舍里细细看过一遍，泡着没洗的衣服还在盆里，脸盆找不到，被子没有被罩，枕套枕巾也不在。
钥匙没带走，证件没带走，日常穿的运动衣倒穿在了身上。
父亲在机关单位待了大半辈子，遇事习惯往细里想，可眼前这些物件摆出来，他怎么也想不通，儿子究竟打算去哪儿、打算去多久。
一个从没逃过课、从小顺从惯了的状元，把证件、钥匙、被子和没洗完的衣服全留在原地，只揣着十块借来的钱走出了校门。
两千年代初的南京，没有随身定位，没有满街监控，一个十八九岁的少年一旦打定主意要消失，能留下的痕迹薄得像一张纸。
宿舍桌上那摊书本还摊开着，像下一秒主人还会坐回来。
可这一走，宿舍再没等到那个叠被子的人。
整桩事情到这里，像一只封存起来的黑匣子：他走出食堂之后，究竟往哪个方向迈的脚，究竟是主动把自己藏了起来，还是中途出了什么意外。
公开记录到这一段，只剩一扇关上的门，门后究竟压着什么，要往后翻完才看得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