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
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新华出版社，2007年）
钱其琛《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网：《黄华特使：对苏"葬礼外交"的主角》
《我目见耳闻的葛罗米柯》《我亲历的中苏关系正常化过程》
《结盟对抗均不可取——忆80年代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的过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官网：历任外交部长档案（黄华条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网：《戈尔巴乔夫访华纪录》
部分章节仅代表历史叙述，请理性阅读
1982年11月10日，莫斯科郊外扎列奇耶国家别墅的清晨，警卫员照例去敲那扇门，里面没有回应。
推门进去的那一刻，他们知道，一个时代结束了。
执掌苏联最高权柄整整18年的勃列日涅夫，就这样在睡梦中走完了他75岁的生命。
医学鉴定的结论只有四个字：心脏骤停。
消息传回北京，不能算太意外。
勃列日涅夫的身体状况早就是外交圈里公开的话题——就在三天前，10月革命65周年阅兵式上，他全程神情涣散，扶着栏杆才能站稳，全世界都看在眼里。
可真到了这一天，北京中南海里依然有一段沉默。
不是因为悲痛。
是因为这20年来中苏之间积下的那些事，太重太沉。
这20年间，两国在边境上对峙，在骂战里消耗，在外交上形同陌路。
而如今，那个代表着旧格局的老人走了，新的权力者即将登台。
有些事情，到了该重新谋划的时候了。
这一年，北京的冬天来得比往年早一些，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有些事情，要开始解冻了。
【一】冰封20年：这道裂缝到底有多深
中苏两国曾经走过一段真实的蜜月期。
1949年10月2日，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天，苏联就第一个宣布与中国建交。
那几年，苏联专家带着图纸、带着设备，成批涌进中国内地，从东北的钢铁厂到西北的铀矿，从铁路到核工业，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撑起了新中国工业化起步阶段的大半个骨架。
两国的来往密切到什么程度，连街头小孩唱的歌曲都有苏联的调子。
那是一段真实存在过的"同志加兄弟"的情谊。
可这段关系，从20世纪50年代末就开始起了裂缝，越撕越深。
表面上，双方争的是意识形态——到底该走哪条路、谁的路才算对的。
可往深里看，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路线，而是权力与尊严：苏联要的是老大哥的话语权，要在国际共运里定规矩、管小弟。
而北京这边给不了、也不愿给。
伟人的性格，从来不是那种愿意被人指手画脚的，更不可能接受别人替自己定义"什么才算正确的社会主义"。
于是双方越谈越僵，骂战在党报上打得热闹，苏联顾问被一批批撤走，援助项目叫停，原本画到一半的图纸就这么搁在那里。
再往后，到了特殊时期前后，两国的意识形态之争越打越烈，你骂我"修正主义"，我骂你"社会帝国主义"，言辞之激烈，放到整个冷战史里都属罕见。
1964年，赫鲁晓夫被人拉下马，勃列日涅夫接过了克里姆林宫的权柄。
外界本来以为换个人，局面能稍微缓一缓。
结果没有。
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后推行的是一套更强硬的路线，在国际共运里大搞"主权有限论"，声称当华约成员国政权受到威胁时，苏联可以出兵干预——1968年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就是这套逻辑的产物。
真正把两国关系推上对抗高峰的，是1969年的珍宝岛。
那年春天，中苏两国军队在乌苏里江的珍宝岛上，真刀真枪地打了起来。
这是两个拥有核武器的大国，第一次发生直接军事冲突，双方都有人员伤亡。
战斗结束之后，苏联在中国北方边境迅速增兵，最终陈兵百万，核导弹的准星对准中国腹地。
那段时间，全国的防空洞挖得比什么时候都急，北京城里到处是加固工事的声响。
打那以后，中苏之间的所谓"外交关系"，剩下的就只是一个空壳子。
两国大使馆还挂着牌子，可实质上的来往几乎中断——没有高层互访，没有实质磋商，就连普通的人员往来也几乎断绝了将近20年。
外交上常说的"三大障碍"，就是这段历史遗留下来的三根刺：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大军压境；武装侵入阿富汗；在中国南边支持越南占领柬埔寨。
这三根刺，从东、西、南三个方向同时卡着中国的脖子，哪一根都不好拔。
更难拔的，是心结。
20年的骂战、20年的对峙，积累的不只是外交上的疏离，还有双方在意识形态、领土问题、战略利益上的层层积怨。
珍宝岛的枪声已经停了十几年，可边境线上剑拔弩张的气氛一天都没散过。
这道裂缝，从赫鲁晓夫时代就开始撕，撕到勃列日涅夫手上，已经深得快见骨头了。
这种关系要想松动，光靠时间等不来，得有一个契机，更得有一个人，知道怎么把这个契机用好。
【二】"勃氏绝唱"：死前8个月发出的信号
勃列日涅夫的死，不是毫无预兆的。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他的健康状况就每况愈下，白血病、心脏病、多次脑血管问题，外电记者已经习惯了把"勃列日涅夫的健康传言"作为日常报道的一个板块。
到了1982年，他的公开露面越来越少，就算出现，身旁也总有医生跟着。
可就在这年的3月24日，这个已经病得非常明显的苏联领导人，特意选择在距离中国不远的塔什干发表了一次公开讲话。
这个地点的选择本身就是信号——塔什干是中亚城市，离中国边境的距离，比莫斯科近多了。
勃列日涅夫不选在莫斯科发，不选在别的地方发，偏偏选在这里，北京看得懂其中的意味。
讲话里，勃列日涅夫的语气比以往软了不少。
核心内容有三条：苏联从未否认过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完全承认中国对台湾地区的主权、反对"两个中国"；苏联愿意就改善中苏关系与中方举行谈判。
这三条，放在中苏20年的骂战背景下，是明确的示好姿态。
北京这边没有冷处理。
消息传来，外交部立刻作出了回应，当时的发布会现场，来的人太多、椅子不够，这在外交部历史上算是少见的情况。
中方对苏联的表态予以了正面接收，态度明确：北京注意到了这些话，对此有积极的评价。
这是两国关系冰冻多年来，北京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正面回应对方的示好。
打那以后，双方的接触开始慢慢活泛起来。
这年秋天，中苏双方就关系正常化问题在北京举行了副外长级的政治磋商，1982年10月5日正式启动。
这是20年来最热乎的接触，双方坐下来谈了，不再是完全的一片空白。
可话说回来，磋商归磋商，谈的是框架、是意向，三大障碍一根都没拔。
两国关系算不上真正松动，不过是在长年的坚冰上戳了个小洞，透了点暖气进去。
外交圈里有人事后这样形容那段时间的磋商：双方就像聋子对话，完全对不上，虽是相互扯皮，达不成任何共识，但扯皮本身也有扯皮的意义——至少是比互不往来要好。
距离勃列日涅夫的塔什干讲话，整整过去了230天，他就去世了。
那次讲话，后来被人叫做"勃氏绝唱"。
他大概没想到，自己这辈子最后一次重要的政治表态，恰恰成了中苏关系破冰的一个楔子——虽然他本人没能活着看到这扇门被推开。
【三】一纸任命，让20年的沉默开口
勃列日涅夫的死讯传到北京，外交部第一时间启动了应对程序。
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名义向苏联发出唁电，同时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乌兰夫亲赴苏联驻华大使馆吊唁——这是礼节性的基本动作，各国面对这种情况都有类似的安排，不出格、不逾矩。
真正关键的，是接下来的那个决定：派一名高规格特使，亲自飞赴莫斯科出席葬礼。
这在当时，不是一个容易做出的决定。
两国人员往来断了将近20年，高层互访更是从未有过，这时候突然派外长级别的特使去，外界会怎么解读、苏联新领导班子会怎么看、国内又会有什么声音——这些都是得掂量的事。
规格太低，显不出诚意，机会就浪费掉了；规格太高，又等于主动示弱，让人觉得北京急着服软，日后谈判上落了被动。
邓小平拍板：派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黄华，作为中国政府特使赴莫斯科。
这个人选，选得有讲究。
黄华，1913年1月25日生，河北人，原名王汝梅。
19岁考入燕京大学，学的是英文。
这个技能在此后几十年里替他打开了无数扇门。
延安时期，他给伟人做过翻译，是接待斯诺等西方记者的核心人物。
解放后先后出任驻多国大使。
1976年出任外交部部长，参与了基辛格秘密访华前后的一系列外交铺垫工作；1978年在北京主持了中美建交谈判，1982年又与美国国务卿黑格签署了关于台湾地区问题的"八一七公报"。
这份经历，放到整个中国外交界，找不出几个人能比。
他经历过大场面，处理过敏感局势，知道什么时候该说硬话、什么时候该留余地。
把这样一个人派出去，既显示了中方的诚意和重视，又不至于规格过高，让人误以为北京已经全面放弃了立场。
分寸，拿得极准。
由于北京—莫斯科的航班极少，国务院有人提议派专机送黄华过去，这个方案经过沟通得到了批准。
可黄华本人考虑了一下，觉得11月14日有一班普通民航客机飞莫斯科，能赶上吊唁活动，就决定不坐专机，给国家省点外汇。
这个细节，透着这位老外交家骨子里的务实劲儿。
就这样，1982年11月14日，黄华带着代表团，登上了那架飞往莫斯科的普通民航班机。
代表团里的人，大多以为这次任务的基本框架已经确定了：参加葬礼，表达哀悼，争取见到苏联新领导班子，把中方的基本立场说清楚，然后回国。
飞机起飞了。
机窗外，北京11月的天空一片铅灰。
没有人知道，就在飞机的机尾消失在视野之外之后，北京这边，又多出了一件事。
【四】飞机刚起飞，北京这边突然要加一件事
飞机起飞之后，邓小平叫来了身边的工作人员。
他提出了一个要求：要黄华在离开北京之前，在首都机场对记者发表一篇书面谈话，把几句要紧的话说出去，让苏联新领导班子听一听。
工作人员楞了一下——黄华坐的是民航班机，已经起飞了。
飞机追不回来。
于是，邓小平转头看了看身边那个人。
恰好在场的，是胡乔木。
胡乔木，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笔杆子极硬，早年间替伟人起草了大量重要文稿，党内素有"中共一支笔"的说法。
这样的场合，这样的人，算是来得正好。
邓小平把几个意思口授出来，胡乔木提笔，很快草拟出了那篇以黄华名义、"离京前在首都机场对记者发表的书面谈话"。
稿子写完，立刻加急发往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同时外交部向外界同步发布——这篇谈话，就这样"溯及既往"，在黄华本人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以他的名义公开发了出去。
中国驻苏大使杨守正收到电报时，黄华的飞机还没落地。
11月14日中午12时10分，黄华一行抵达莫斯科机场，苏联副外长伊利切夫已经在停机坪等候。
进了机场贵宾室，杨守正大使把黄华拉到一边，轻声告知：有件事要汇报，您在离京前，在首都机场发表了一篇书面谈话，北京已对外发布了。
黄华先是一愣，停了片刻，说："哦，原来还有这么回事，我上午离开北京之前发表了个书面谈话。"
然后他接过那份稿子，仔细看了一遍。
看完，他说了两句话——"小平同志的决策真英明！乔木同志的文章写得真好！"
——而就在黄华翻开那份稿子、看到那几段文字的那一刻，这个走过了半个世纪风浪的老外交家，真正明白了自己这次莫斯科之行，肩膀上究竟压着多重的一副担子。
那几百字里，每一行都是刀，每一段都是棋，整篇文章看起来四平八稳，实际上却是一套精心布置的局——而当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后来打开那份稿子，读到那几段文字时，这位以铁面强硬著称、外交圈里从没人见他客气过的老人，做出了一个此前从未有过的举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