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本文参考《史记》《晋书》《魏书》《宋书》《辽史》《金史》《元史》《明实录》所收《谕中原檄》、《大义觉迷录》、洪皓《松漠纪闻》、石介《徂徕集·中国论》，以及何尊铭文、《尼布楚条约》满、俄、拉丁三种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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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八九年九月七日，尼布楚河边。
河这岸的帐篷里坐着索额图和佟国纲，河那岸的帐篷里坐着俄国的戈洛文。
两边隔着水谈了好几天，谈的是这片林子里谁能打猎、谁能收税、边界那条线该往哪边挪。
俄国那边起初想以黑龙江为界，清方这边咬着不松口，来回拉锯，到了谁也占不着便宜的时候，才各退一步，有了签字的那一天。
谈完，桌上摆出三份文书，一份满文，一份俄文，一份拉丁文。
拉丁文是基准，两边都认这一份。
问题就出在这三份文书抬头的称呼上。
拉丁文本里，河这岸这个王朝被写成"Imperii Sinensis"，翻过来就是"中华帝国"。
满文本里更妙，起草的人没用"Daicing gurun"，也就是"大清国"，用的是"Dulimbai gurun"，一个字一个字直译过来是"中央之国"。
汉文译本抬头写的是"中国大皇帝钦差分界大臣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索额图"。
三份文书，三种文字，说的是同一个东西。
可这里头有个让人挠头的地方：这个王朝入关才四十五年，顺治打进北京那会儿，诏书里一口一个"大清"，怎么会在跟外国人划界的一份文件上，忽然改口叫自己"中国"？
更挠头的还在后头。
这不是清朝一家的毛病。
从公元前二二一年嬴政称皇帝算起，到一九一二年清帝退位，两千多年里，中原这块地上换过大小几十个王朝。
龙椅之上，登台执掌天下的族群纷繁多样，匈奴、鲜卑、羯、氐、羌、沙陀、契丹、女真、蒙古、满洲都曾建立政权。
匈奴人刘渊建的是"汉"，鲜卑人的北魏改姓"元"，羯人的后赵、氐人的前秦、羌人的后秦，一个接一个往中原的规矩里钻；沙陀人建了后唐、后晋、后汉，契丹人建辽，女真人建金，蒙古人建元，满洲人建清。
按常理，谁家上台都得先报自己的名号，可偏偏每一个新坐上来的，头一件要紧事都是抢那两个字——"中国"。
南北对峙的时候，两边都自称中国，隔着长江互骂对方是野蛮人。
草原上来的皇帝，读到"夷狄之有君"这一句，会当场让讲书的人接着往下讲。
三个打得你死我活的王朝，各自都说自己才是正统，吵了一百多年。
这块招牌到底是谁写的？
为什么谁拿到它，谁就能坐稳？
答案得从陕西宝鸡一件青铜器的肚子里找。
那件东西出土的时候满身是锈，收进博物馆十几年，没人知道它肚子上刻着字。
【一】"中国"这两个字，最早是刻在一口"锅"的肚子里
一九六三年，陕西宝鸡贾村镇，一件西周青铜器从土里出来。
一九六五年，它被宝鸡的博物馆征集入藏。
一直到一九七五年，国家文物局在北京故宫办全国新出土文物汇报展，专家清理它底部的锈，才在内底看见刻着字——十二行，一百二十二个字。
发现铭文的是当时在上海博物馆做青铜器研究的马承源，他在除锈的时候摸到了内底的凹凸。
这件东西后来叫何尊，是一件酒器。
做它的人叫"何"，是西周早期的一个贵族，铸它是为了祭祀祖先。
铭文记的是周成王五年营建洛邑这件事。
武王灭商以后，想在天下正中另建一座都城，这事没做完；成王接着办，在洛邑营建了成周。
铭文开头就是"唯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禀武王礼"，接着记成王在京室训诰宗室的年轻人，讲继承武王的事业、承接天命这一套。
铸器的人"何"受了赏赐，把这份荣耀刻在铜器上，留给后人看。
里头有四个字，是今天所知"中国"一词最早的亮相："宅兹中国"。
整句的意思是：我要在这天下的中心建都，从这里治理民众。
看清楚了——这里的"中国"，不是国号，是位置。
它指的是伊河、洛河流域那一片，当时人眼里的"天下之中"。
"宅"是居住、建都，"兹"是这个、此处，合起来就是"住在这里"。
住在哪里？
住在天下的正中。
这话从一件祭祖的酒器上刻下来，刻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它日后会变成一个国家的名字。
何尊现在还藏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院，二〇〇二年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的文物名单，属于那种"出去了就不要再想借回来"的级别。
同一层意思，在西周的其他文献里也扎堆出现。
《尚书·梓材》里有"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这里的"中国民"，指的是周王直接管的那批人。
《诗经·大雅·民劳》里有"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中国"跟"四方"对着说，一个在中间，一个在四边。
有研究说，何尊上的"中国"比《诗经》里那两处还要早两百年左右。
青铜器上的字有个好处：它是铸的时候就在那儿的，不像竹简帛书，抄一遍就多一个错字，改一遍就少一段原话。
何尊在地下埋了三千年，字还在原处，谁也动不了。
把这几条摆在一起，最早那层意思就很清楚了：
天下是个大圆盘，中间一块最肥的地，四周一圈一圈的人。
"中国"就是中间这块地的名字，是"中心之城""中心之地"。
用今天的话讲，它是个位置词，是那个"C位"。
位置词怎么会变成一块谁都要抢的招牌？
说到底，位置可以抢。
【二】谁占了那块地，谁就自动改口
春秋战国那几百年，"中国"从一个地理词，长成了一个圈子。
这个圈子收人看两样：地在中原，礼是那套礼。
地在里头而礼不对，人家不认；礼对了地也在里头，才算自己人。
孔子在《论语·八佾》里留下一句"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这话说得不客气，意思是那帮外头的人就算有个头领，也不如我们这边一时没有君主。
圈外的日子不好过，楚和秦最清楚。
楚的国君熊渠当年说过一句"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
《史记·楚世家》把这话记下来了，口气里有赌气的成分：你们不带我玩，我还不稀罕你们的称号。
可到了公元前六〇六年，楚庄王带兵讨伐陆浑之戎，一路把军队开到周王室的地界边上，还派人去问周王室那九只鼎有多重、多大。
鼎是王权的象征，问鼎的重量，问的是天下的分量。
秦的处境更尴尬。
《史记·秦本纪》写秦孝公继位时的局面，说"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中原诸侯开会不带它，把它当戎狄看待。
可正是这个被排除在外的秦，公元前二二一年把六国全收了，嬴政给自己定的称号是"始皇帝"。
战国那几百年里，"中国"这个词在说客嘴里用得越来越勤。
《战国策》里游说的人讲合纵连横，一开口就是"中国"如何、"中国"的兵怎样，指的都是中原那几个大国。
它成了一个大家心照不宣的集合名词，谁在这块地上，谁就在这个词里头。
这两家的路径摆在一起，规矩就露出来了：
圈子的门票是地和礼，这两样都能靠实力挣到。
挣到以后，出身的旧账可以重新写一遍。
楚进来以后不再提"蛮夷"那三个字，秦进来以后给自己修了一整套制度，文字、车轨、度量衡，全统一。
到了汉朝，"中国"开始出现在对外交往的文书里。
汉跟匈奴打交道，使者自称"中国"，对面的匈奴单于也照着这个说法回话。
这时候的"中国"，已经不只是地图中间那一块，而是"我们这边这一整套"——有皇帝，有郡县，有礼乐，有一套能写下来的规矩。
《史记·匈奴列传》里，"中国"这两个字翻来覆去地用，指的始终是汉这一边，对面的匈奴是"胡"。
这套称呼的底色，是打出来的。
汉初高祖在平城被匈奴围了七天，回来以后改走和亲的路子。
等到武帝这一朝，卫青、霍去病几次出塞，河西设了四郡，"中国"这两个字在文书里的口气也跟着硬了起来。
真正把这套规矩用出花样的，是一个匈奴人。
【三】一个天下，两个"中国"，对骂一百多年
公元三〇四年，西晋永兴元年，匈奴首领刘渊把部众迁到左国城，自称汉王。
他打的旗号不是"匈奴"，是"汉"。
《晋书》记了他对群臣说的那段话："昔汉有天下久长，恩结于民。吾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
翻成白话：
汉朝坐天下坐得久，百姓念它的好。
我是汉室的外甥，当年约过兄弟，哥哥没了弟弟接班，有什么不可以？
他建国号叫"汉"，还追尊蜀汉的刘禅为孝怀皇帝，把汉朝的三祖五宗牌位立起来祭祀。
公元三〇八年，他在平阳称帝。
刘渊起兵的地方在今天的山西境内，那一带从汉代起就住着内迁的匈奴部众，几代人住下来，说的是汉话，读的是汉书。
他抢"汉"这个名号，抢得不生硬。
一个匈奴首领，抢的不是匈奴的名号，是汉的名号。
这件事的分量，比十万骑兵还重。
它说明那套规矩已经硬到这样一个地步：你可以从外面打进来，可你坐上那张椅子以后，得按椅子上那套规矩说话。
你不认这套规矩，你就是外人，天下不服；你认了，你就是接班人，天下就有了说法。
刘渊开了一个头，后面的人跟着学，学得一个比一个急。
羯人石勒建后赵，匈奴人刘曜建前赵，氐人苻坚的前秦把汉人读书人王猛请来管事，办学宫，定礼乐，公元三七六年统一了北方；羌人姚苌建后秦，慕容部的鲜卑人建了一串燕。
这些政权干的事都差不多：修学校，定礼仪，用汉文，照着前朝的架子搭自己的朝廷。
最彻底的一家是北魏。
公元三八六年，拓跋珪在牛川称代王，当年改称魏王。
公元四三九年，北魏把北方统一了。
到了公元四九三年，孝文帝拓跋宏干了一件震动朝野的事——迁都洛阳。
他带兵从平城出发，对外说是南伐。
队伍走到洛阳，随行的宗室和群臣跪在军前求他别再往南走。
他借着这个台阶下来，把都城定在了洛阳。
公元四九六年，他又下诏改姓，皇族拓跋氏改姓"元"，其余鲜卑各姓也一批批改成汉姓；胡服不许穿了，朝堂上说汉话。
洛阳这座城也跟着变了样，宫室、坊市、寺院一样样修起来。
一座城的模样，就是一份宣言：我把家搬到这儿来了。
接下来是最要紧的一步：写史书。
北魏修《魏书》，把南边的南朝写成"岛夷"——住在岛上的野蛮人。
南朝修《宋书》，把北魏写成"索虏"——拖着辫子的俘虏。
这两本书的身世也有意思。
《宋书》是南朝梁的沈约写的，《魏书》是北齐的魏收写的。
两个人都没赶上自己写的那段日子，坐下来提笔的时候，王朝已经换了一茬。
写史的人站在自家朝廷的立场上落笔，骂人的话就这么留在了正史里。
一个天下，两个中国，两本史书，互相把对方开除出局。
这场对骂从公元五世纪一直吵到六世纪，吵得极认真。
骂人的时候，其实是在表态：我说你不是中国，等于我宣布我是中国。
招牌只有一块，挂在谁家门上，谁就能收天下的粮、用天下的人、给天下写史。
南边那边也在换人。
公元四二〇年刘裕建宋，四七九年萧道成建齐，五〇二年萧衍建梁，五五七年陈霸先建陈。
四个朝代，一个接一个，都城都放在建康，都把自己叫中国。
北边换姓，南边换朝，两边都在抢同一个名分。
两边打得凶，使者却没断过，一年几趟，路上接来送往，礼节一丝不苟。
见了面客客气气，回去了各写各的史书，各骂各的对方。
公元五八九年，隋灭陈，南北又合回一家。
唐朝接手的时候，这块招牌已经不用抢了，它自己长在唐朝身上。
公元六三〇年，唐破了东突厥，西北各族给李世民上了一个尊号——"天可汗"。
一个皇帝，两个头衔：对内是皇帝，对外是草原的大首领。
唐朝的从容在于，它不需要在文书里反复强调自己是中国。
它把该做的事做了，名分跟着就来。
【四】"中国"变成一张可以互相签发的证书
宋朝这边，情况反过来了。
公元一〇〇五年，宋辽在澶州谈成澶渊之盟。
盟约定下两件事：一是宋辽约为兄弟之国，二是宋每年给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
前一年辽的军队南下，一路打到澶州，宋的真宗去了前线，站在城楼上，主张亲征的人里头有寇准。
两边在城下僵住，谁也没把谁吃掉，这才有了坐下来谈的余地。
这份盟约最妙的地方，不在钱数，在于它承认了两个皇帝并排坐着——一个在南边，一个在北边，各有各的年号，各有各的宗庙。
盟约签完，两边一百多年没再大打出手，文书往来不断，节令、生辰、吊祭，各有各的使者。
就在这种局面下，北宋一个读书人写了篇文章，题目叫《中国论》。
写文章的人叫石介，文章收在《徂徕集》里。
他是北宋庆历年间讲学的先生，在书院里教书，讲的是经义和道统。
开头几句是："夫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
这话说得斩钉截铁：住在天地正中间的叫中国，住在边上的叫四夷；四夷在外，中国在内，天地就是这么分的。
一个人要专门写篇文章划这条线，说明这条线已经不那么清楚了。
这是"中国"第一次被当成一篇文章的题目来讨论，也是它头一回被说得像一个有边界的地方，而不是一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北边那本账，算法跟宋朝不一样。
辽的底子得往前数：公元九一六年，耶律阿保机建国，国号契丹；公元九三八年，后晋的石敬瑭把燕云十六州割给辽；公元九四七年，耶律德光把国号改成"大辽"。
长城以内的一大片汉地、一大群读书人，就这么换了主人。
辽的皇帝怎么看"中国"这两个字，是另一套账，得另说。
更硬的账在金这边。
一一六八年，金的一份册命仪注里出现了一句话："绍中国之建储，稽礼经而立嫡。"——接续中国的建储之礼，依照礼经来立嫡子。
这是金朝朝堂内部的礼制条文，并不是对外发布的宣言。
这不是随口一句话，这是写在国家仪注里的自我定位：接班的规矩是中国的规矩，而我是中国。
再一句，是金世宗在祭天之前对身边人说的："我国家绌辽、宋主，据天下之正。"
辽、宋、金三家的账，一句话全勾了：辽不算，宋不算，正就在我这儿。
麻烦跟着来了。
三家都说自己是正，写史书的人该怎么落笔？
一二七九年，崖山之后，南宋没了。
可修史这件事，从元朝开国一直拖到一三四三年，几十年没人敢定。
争的就是这一句：辽、金、宋，到底谁才是中国？
一三四三年三月，一道诏书从大都发下来，三个史局一起开工，各写各的，互不统属。
一个吵了一百多年的难题，就这样摆在了桌上。
史局里的人翻着前朝留下的旧稿，谁也不敢先落第一笔。
等到三部书一起呈上去，这桩悬了一百多年、牵动三个王朝的官司，落了地。
落地的办法，说穿了只有四个字。
这四个字一出来，三家都没话说，可谁也不服气。
它是怎么想出来的，得从三家各自的账本翻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