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旅顺大屠杀⑫：屠杀发生后，日本政府如何在国际上无耻辩解？

《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期待每一个共鸣的你，关注、评论，为学、交友！

日本政府当时辩解说日军只杀了少数平民，原因是因为他们反抗。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辩解说，日军之所以屠杀少数和平居民，是因为他们“受命开火和抵抗”。甚至美化日军，说日军受到刺激后，“还是遵守纪律”，反复宣称俘获的355名中国人，“受到仁慈的对待"。

事实果真如此吗？请看以下事实。

1、日本政府的狡辩

日军进犯旅顺前，日军师团长山地元治曾下令：“抓住非战斗员也要杀掉。”

山地元治在旅顺清楚知道日军第三联队肆意屠杀放下武器的清兵和手无寸铁的平民，包括妇女儿童，对此，他不仅不加制止，反而嘱咐参与屠杀之官兵不要“对外泄露”日军在旅顺屠杀的时间，如加上夜间，其实达5昼夜。

1894年12月13日登莱清兵备候补道刘含芳致李鸿章电中说：“前月(阴历十一月)廿五、六、七、八等日(阳历22~25日)搜山，廿九(26日)即不杀人。”

电中未提及廿四(21日)日军攻入旅顺后的屠杀，仅说22日开始搜山。如果从21日算起至25日，正好5天，但是长期以来许多记载只称4天。关于屠杀人数日本竭力隐瞒，并一再宣扬他们在旅顺俘虏的355名中国人受到了“仁慈”待遇，还被送往东京。可见日军并未说明将俘虏送往东京的目的，后来这些人为何并无下文。

中国较早记载日军杀害旅顺人数的是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清朝候补直隶知州顾元勋主持竖立的“万忠墓”碑，碑文中记载“官兵商民男妇死难者计一万八百余名口。”1948年旅顺各界为纪念当年被害的中国人，重修了万忠墓。重修《万忠墓碑文》载：“我同胞之死难者凡二万余人。”

依据旅顺博物馆曲全林考证为1.8万人。孙宝田依据长时期实地考察，认为被杀者达1.9万人，其中抬尸队所记“实有一万八千三百余骨灰，以柳木棺三口盛之，丛葬于白玉山东麓”，另外有家人领走千余具尸体另行安葬。

对日军屠杀人数，日本人的说法，差距相当大。担任日本第二军法律顾问之有贺长雄仅说：

“在街道上的尸体总数大约有2000人，其中500人是非战斗者。也有渡港湾而要逃跑的人被开枪打死的，因此水中也有许多死尸......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这几天间，看见有少数日本兵士用绳子把中国人三三五五地绑在一起拉往郊外，也就是说拉出去杀死。”

后来的研究者，如藤岛宇内在《从屠杀地“满洲”归来》论文中称：

“从詹姆斯·阿伦的《旅顺口落难记》中得知日军用最新式武器屠杀中国平民、妇女儿童达6万名。但查遍阿伦的书，并无屠杀6万人的记载。被杀者中士兵与百姓各有多少，这是很难统计准确的。桥本海关只提到：“清兵死于旅顺者凡二千五百人”。

综合以上资料，惟清军被杀2000~2500人，平民被杀1.75万~1.8万人，总计被杀约2万人较准确。

曾在旅顺目睹日军屠杀的美国驻日使馆武宫海军上尉欧柏于12月28日从金州发给美国驻日公使谭恩的报告中写道：

“我看见一些尸体，双手缚在背后”，“我也看见一些被屠杀者的尸体上有伤，从伤痕可以断定他们是被刺刀杀死的，从尸体的地点看，可以确定他们死前未曾抵抗”，“抢掠一直进行到完全抢光，直到再没有什么可抢的时候才停止。”

日军以极其残暴的手段屠杀平民，面对世人的谴责，诬蔑手无寸铁的无辜平民采取了反抗行为，真是荒唐至极!

2、日本政府的收买

日本说：杀害少数军人和百姓是难免的。日本从国际舆论和切身利益出发，采取了以下“措施”：

首先，借口辩解。大山岩在答辩书中竟说：11月21日傍晚开始到日落后一直持续战斗。“旅顺市街上将混在一起的士兵和百姓杀死，实属难免。”

陆奥宗光辩解说：指责旅顺事件的人是听信了“误传”，它“毁坏我军之名誉”。日本为回答英国著名学者胡兰德根据国际法对日本违背起码人道主义的批评，证明日军在旅顺大屠杀的合法性，为在国际上挽回影响而派有贺长雄赴法国进行活动，并出版法文版《日清战役国际法论》。

书中引用了日本国内未公开的大山岩答辩书，试图说明屠杀“是战术上的问题，而不是法律上的问题”。日本这做法，对外是“辟谣”，对内是统一口径，其基调是否认日军在旅顺的屠杀事件。但是，历史事实是不容抹杀的，不仅目睹屠杀事件的外国记者和军官们证实了事实的存在，连日本政府和官兵也供认杀人过多和有“许多无益之杀戮”。

目睹屠杀的中国人更证实日军杀害了大量平民。在铁的事实及世界舆论的压力下，日本为了推卸责任，辩解只杀了少数军人，而且是“难免”的。

其次，扼杀舆论，收买新闻。

日本的一些著作不顾历史事实，拾当时执政者之牙慧，认为日军的屠杀一是报复清军肢解日军俘虏；二是杀害的是换了百姓服装的清军士兵；三是当时的报道夸大了，等等。

某些曾活动在旅顺屠杀现场的西方记者，目睹日军对中国人的残酷屠杀，“欲救之，但不能止。”他们不顾风险，将日军的屠杀暴行的报道发往世界各地。这些报道、报告，首先震惊了西方世界。一些正直的人纷纷谴责日军之暴行。

《世界报》上刊文抨击道：“日本是披着文明的皮而带有野蛮筋骨的怪兽，日本今已摘下文明的假面具，暴露出野蛮的真面目。”

日本驻美公使栗野慎一郎却说：“《世界报》开始以极强烈的措辞攻击我们。”

一些国家政府对日军的屠杀暴行反映亦甚强烈，美国驻日公使谭恩会见陆奥时说："如果此时日本政府不采取一定善后措施，迄今日本所获之名誉，必尽消失”。俄国驻日公使希特罗渥拜会陆奥谈到旅顺事件时态度“冷淡，令人可怕”。陆奥感到有四面楚歌之势，无奈急电伊藤说：“此等事实如最终不能否定，应有一定善后的考虑”。

美国国务卿格莱星姆为美日已达成缔结改正条约协议，并即将由参议院通过而为难，特告日本驻美公使栗野慎一郎：“若日军在旅顺口屠杀中国人传闻属实，参议院的通过必将引起极大困难。”

陆奥得到栗野报告后甚为紧张，立即电训栗野“采取敏捷之手段，尽力使参议院早日通过新条约”。日本政府对旅顺屠杀事件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如果日本像他们自己宣扬的是“文明”国家，按照常规，起码应采取以下三项措施：第一向被害的中国公开赔礼道歉，乃至谢罪；第二赔偿中国之损失；第三查处制造血案之凶手。然而，日本政府清楚，如照以上三项办理，就等于承认屠杀事实，而“承认错误危险甚多，亦非上策......莫如......致力辩解。”

于是日本政府采取了以下“措施”：

第一，收买新闻。

日本极尽辩解，仍难以摆脱困境，致使日本在外交上一度陷人被动地位。12月15日，日本为了使伊藤与陆奥的辩解迅速传至各国，陆奥应允负担驻日的外国记者发往本国的电报费和在《纽约时报》、《瓦尔多》等报上的刊载费。从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在战前给日本驻美、驻法公使的电报内容亦可见一斑。电文说，日本要尽快收集有利于日方的、且可利用的新闻;还说要准备必要的资金等。

11月30日驻英国内田临时代理公使致陆奥外务大臣电中称：“每当出现失实报道，《中央报》总是予以反驳。《泰晤士报》记者证实一个报道说，旅顺口战役后，日本人不加区别地残杀了二百名中国人(日本承认“诸如此类，举不胜举”一内田语)。《中央报》予以否认，并报道说，除了正式战斗而外，并无中国人被杀。我已经压下了路透社向上海发来的关于我们的士兵在旅顺口犯下最野蛮暴行的电稿。你能否批准我要求的款子，以开始从事报界行动，我已没有钱可用了。”

第二，攻击新闻报道。

1894年12月14日12时30分，日本驻美国栗野公使就美国报纸关于旅顺口屠杀事件一些论调急电陆奥外务大臣，电报中称：“收到横滨的来电后，《世界报》开始以极强烈的措辞攻击我们，尤其反对新近的谈判。它批评说，日本还未授权进行谈判。它的影响也许不会证明是致命的，但可能产生一些危害。我正尽最大努力以便清除它所攻击的目标。”

日本陆奥外务大臣接电后，精心炮制了一份关于旅顺口事件之辩解书寄给驻英、美、俄、法、德、意各国公使：

“关于占领旅顺口之际所发生之事实，因来之误传而毁坏我军之名誉，且使外国人往往怀有不快之感，对我甚为不利。此次起草关于上述误传之辩解书，如附件之抄件，并将其通知我国驻各国公使。”

《辩解书》如下：

毫无疑问，在旅顺口流血多于其他地方，也许超于绝对的需要。但是来自外国记者尤其《世界报》的记者的报道，却予以极大的夸张和渲染，以便达到耸人听闻的效果。
旅顺口陷落后之时，中国士兵看到公开的抵抗已经无用，于是就丢掉军服，穿上老百姓的衣服来把自己伪装成当地和平居民，并钻到旅顺口镇上的空房子里。那里在日军进攻旅顺口的前几天里曾住过真正的和平居民，他们在和平与秩序恢复后又重返那里。这些藏起来的中国士兵随身秘密地携带武器。由于他们从未宽恕他们的敌人，因而担心万一投降后会被杀死。他们用各种方法伪装起来。
到最后，当他们被日军发现，就奋起抵抗，战斗到死。一些在战斗之前未离开的和平居民据说受命开火和抵抗，他们的确那样做了。但在旅顺口被杀死的人中的大部分已证明是伪装的士兵，几乎所有尸体都发现在外衣里面穿有中国军服这个事实表明了这一点。一位外国记者说，旅顺口被杀的大部分人都有刀伤，因而他们呈现出比枪伤更恐怖的情景，这也许是导致一些外国人夸大事件的一个原因。日军看到他们的同伴被残酷肢解的尸体的景象而受到极大刺激，他们是被中国军队俘虏的，一些人被活活烧死，其他人被钉死在架子上，但日军还是遵守纪律。
所有和平投降的那些人，即未被杀，也未遭虐待。在旅顺陷落时，俘获了约三百五十五名中国俘虏，他们受到了仁慈的对待，并正被带往东京，在几天内就会到达。

日本政府采取以上措施的目的，明显是为日军对旅顺大屠杀的暴行辩解。然而，事实胜于雄辩，旅顺约2万名中国男女老幼的尸骨就埋葬在万忠墓里，这是任何人也抹杀不了的事实。

3、美国记者的揭露

中日甲午战争中，美国记者詹姆斯·克里曼随日军进入旅大地区进行采访，亲眼目睹了日军对旅顺无辜平民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写下了著名的长篇报道。

1894年12月20日，纽约的《世界报》以两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了这篇报道。罗浮山人曾将报道日军血腥暴行的前十章文字译出，题为《倭寇残杀记》。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石印出版的由思恢复生编辑的《中倭战守始末记》，将这篇译文编人。同时，亦将罗浮山人的弁言一并收入出版。虽然克里曼的美国立场，以及与日本的友善，在报道中有吹捧欧美列强、美化日军、诬蔑中国军民的言论，然而，所记日军暴行当无诬言。以下是浙江卢氏旧藏之石印本《中倭战守始末记》中罗浮山人的译文和弁言，诚为日军滔天罪行之铁证。

先看弁言的内容：

前阅日报，闻日本兵得旅顺，合市遭屠。海城一带剖及孕妇，未敢深信。继阅美国传教人函，论倭船驶过登州，无端放炮，轰击村庄焚烧民房。又闻商于奉天旅顺及荣城(成)电局同事者回沪云：其攻荣城(成)亦四面乱放枪炮，击毁民居，百姓流离失所，露宿荒郊。时值大雪漫天，冻死饿死者无数。今又阅美国纽约新闻纸馆访事人克利尔曼，西历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来信，具述日兵凶残之状，不禁为苍生痛哭流涕也。夫好生之心灭心也。
伊古以来，残忍暴虐之主有不立遭天谴者乎?观昔年欧洲之罗马、犹太，亚洲之赢秦、蒙古灭亡皆不旋踵，而天道可知矣。泰西公法所订战例，不杀降卒，不伤百姓，不毁民居，不劫人财产，不强人买卖。凡仁义之师，教化之国无不遵此道而行。其敢违公法战例，嗜杀不仁者则视为野蛮不入教化之国。如其肆行诛杀，背逆天理，局外各国皆得仰体上天好生之德，群起而攻。此历国之通例，下合人心即上符天道者也。中日之祸起自朝鲜，两国相争，各为其主，伏尸流血已逆天和，妇孺何辜，遭此残酷。......不知日本与中国唇齿相依，有何深仇大恨而悍无人理一至于此。
冤惨之极，天日为愁，鸣呼!酷矣。盖日人天性残忍。

下面是克里曼所写通讯的具体内容：

中日为高丽自主相争事，忽然变为野人之性。初则谓一有教化之国与一无教化之国交战，今始知均无教化者也。日本现已跌去笑面壳，见出原形。且前四日已将得胜军之足践踏教化矣。得旅顺之故事将必为史记中最冤惨之篇。得胜中国乌合之众之易，并夺得天下之一极坚固地，因此两事大变日人性情，自前代醒觉，改变野性，勉为有教化之人，不过顷刻间，又复变为野蛮之劣性矣。

为节省篇幅，这里谨将十个小标题下的重要内容刊载出来。

第一个小标题是“尸满街衢”。在该题下，作者首先指出：“旅顺全境人民尽为日人残杀”。其次指出：满街尸体都是日军“连日屠戮手无军器及非抗敌之居民”。再次，克里曼说，在我“目下执笔书此，仍闻枪弹之声。”就是说，在日军进入旅顺后，大屠杀一直没有停止。他还说:“我目睹此无辜之屠戮直书之，并无他意，不过尽我职事而已。”

第二个小标题是“野性横行”。克里曼在此题下，首先指出日军残杀无辜是野蛮行为：“日人竟仍横恣，足见其国外具教化，内藏野性”，“侵犯之军高悬告示于东三省，嘱华军弃戈投降免死，今竟自食前言，在旅顺忍心行此莫能名状之残酷事，直可令人深为痛恨”。其次，指出日军之屠杀违背人道和国际法。“日本一国现当为天下所共称羞矣，违犯笺尼法所议条约矣，失敬于红十字矣，舍仁慈于不顾矣......系日人昧于天良，忽然失于教化也。”

第三个小标题是“中国无兵”。首先指出“中国实在无可用之兵”；其次揭示日本自诩为有教化之国，其实完全是伪装的。“日人未尝学习德善功夫，未曾明悟心志，以实教化之基，徒有外面装饰，穿着教化衣服而已。日人心内仍系未人教化之国，有教化之人性命产业仍未可信托，任其管治。

日军自初至人旅顺口时，颇觉宽仁慷慨，无玷于国旗，但此不过假情而已。日人视红十字架为耍物，以之戏玩。且其统帅引他邦之人来观其残酷之状，自无倦容，亦无愧色。自得旅顺，日本即露出其真性，虽有可畏之英、美随营员弁，并外国访事人在场，亦不肯顾忌而止其凶残屠戮也。我屡次不服，求其免杀无辜，均不允行。日人讥笑红十字之号兵既杀无家可归、无械在手之民，又随踏尸身，恣意劫掠，而肥胖统帅并其分统诸弁尚徐行微笑，乐闻枪弹之声杂于奏乐碰杯之声。”

再次，认为日军侵占旅顺后以大街牌坊上挂着日军人头为借口大行屠戮。“日人见人触怒，逢人即杀，屠戮从此而起。我亲眼看见旅顺难民并无抗拒犯军。日人谓枪弹由窗及门放出，尽是虚语。日兵并不饮(欲)生擒。我见一人跪于兵前，叩头求命，兵一手以枪尾刀插人其头于地上，一手以剑斩断其身首。有一人缩身于角头，日兵一队放枪弹碎其身。有一老人跪于街中，日兵斩之，几成两段。有一难民在屋脊上，亦被弹死。有一个由屋脊跌下街心，兵以枪尾刀刺插十余次。在我(住所)之下，亦有医所一间，悬挂红十字旗。但日兵见有无械在手之人出门外，亦即放枪。有一商人头戴皮帽，屈膝拱手乞命，兵放枪弹之，其人以手覆面上。次日，我见其尸已斩到不能辨认。”

第四个小标题是“妇孺遭戮”。首先，克里曼无情地揭露日军杀害老少男妇，“有人救妇女小孩逃走山上，日人且追且弹。”“妇女孩子逃至山上，受寒冻死。日兵仍连夜追杀男女”、“居民在自己家内者亦屠戮之。”“难民涉水过一小浅河，寒战跌落冰冻水内。有步兵一队摆到河头，一齐放枪，向落水之人击弹。”“各街店中人求命者，非被弹毙，即被杀死。第二营先锋兵到黄金山炮台时，人全逃走，惟见一船满载难民在港内。日兵瞥见，随即排列成行，在码头尾放枪入船，直至老少男女尽死为止。”

其次，伴随杀人，进行抢掠。不仅“房屋被掠”，“全境仍被日人劫掠”。再次，克里曼亲眼见到日军杀人后，竟然奏乐欢庆。“约五点钟时，乐奏于校场上。对统帅并各弁聚会于此。除诺希因追敌去外，余各兵官皆到，欣然握手，鼓乐喧天。”

第五个标题为“巡兵嬉笑”。首先克里曼指斥日兵看到“有一狗将尸颈扒啮。日本巡防兵注目而视，哈哈大笑。”其次，揭示了旅顺开小铺的商人被杀得“腹破肠出。”再次，克里曼见到“有一路角，堆尸二十五具，日兵与尸相离不远，以致火着死人衣服，死尸半为火炙。相去二丈之远，又有一白发皱皮老人，颈项被割，眼舌均被挖出别处。”第四，克里曼认为世界上发生战争，双方也不应如此残杀。“干戈争战，断无有此等情状，既有些等情况，则虽向称地球上极好之国，人亦当尽鄙弃之矣。”

第六个标题是“杀人抢劫”。

首先，揭露日军杀人手段：

“或用枪弹，或用刀杀，以致身分数段。”“凌辱死尸，并毁肢体处，实有难以言语形容者。”其次，克里曼“见日兵踏过尚能震动之尸身上，即进人家抢物。日兵既不知羞，又不顾忌而隐藏其可骇之罪恶。人之逃避者，由一角头到另角头，兵追之如猎兽，跪而求之亦无一得赦免。”再次，克里曼记载了“第二日仍然全日屠戮，被杀者数百人，独一条路已有尸二百二十七具，用绳绑拥两手于背后而后以枪击毙者不下四十人。”

第七个标题是“试问访事”。克里曼记述了大山岩营内参谋向欧美记者探询如何看待旅顺之所为？克氏避而不答，逼问“伦敦黑白画报馆画师威利士问之，伊亦巧计避开不答，于是又向伦敦时报馆访事人柯文问之。柯文答曰：“争战之日，日兵如何奋击勇猛可无论矣。惟日兵连日屠戮无军械之人，实直谓之残杀可也”。阿君闻其言，遂为之满腹踌躇而不置。

第八个标题是“倭惧登报”。克里曼首先揭示了有贺长雄欲隐藏此种种残杀情状，强令欧美记者“于信内勿用‘残杀’二字”。“君非所杀擒争战之人！汝所杀者系无辜百姓，并未有意生捉人也。”

然而有贺长雄却蛮横地辩解：“在平壤时，我们捉得数百人，不独费钱赡养，且要防守费事，故此间不再行捉生人矣。”

第九个标题是“三日屠戮”。首先克里曼记述了日军侵占旅顺的“第三日，天正黎明，我为枪弹之声惊醒，日人又肆屠戮。”其次描述了他所见到的杀人情景：日“武弁带兵一队追逐三人，有一人手抱一无衣服之婴孩，其人急走，将孩跌落。一点钟后，我见该孩已死，二人被枪弹打倒。其第三人即孩之父，失足一蹶，一兵手持枪尾之刀者即时擒住其背。我走上前，示以手臂上所缠白布红十字，欲救之，叫醒威利士。伊同我齐到原处，见其人已死，但伤口尚有血出。”

再次，记载了日军残杀老年人后露出狰狞面目。“我等见一老人立于道上，双手被缚于背后，又有三人均系背绑，并已被枪弹倒者转辗于旁。我等行前来，兵即将老人弹倒于地，面朝天呻吟叹气，两眼转碌。兵脱其衣服，看其胸中流血，后又复放枪弹击之。其人痛极凄楚，形体瑟缩，兵不独不垂其怜，而且唾其面，且嘲笑之。”

第十个标题是“剖腹刳心”。首先，克里曼记述了第四日，他与威利士亲眼所见，日军剖腹刳心之事。“看死尸一人，即见二兵曲身于一尸之旁，甚为诧异。一兵手持一刀，此二兵已将尸首剖腹，刳出其心。一见我等，即欲缩隐而回避”。其次，记述了亲眼见到的被杀人数，“旅顺之战场所死者，(我亲见)华人(清兵)不逾百人，惟无军械在手之人被杀者至少两千人。”

再次，克里曼认为“教化之国，断无有如我在旅顺所亲见之残忍也。所有我所述之情状，非有英美随营员弁，即有柯文或威利士在场所见，此虽谓之战，惟不过野人之战而已。教化一国人，一代时间尚不足也。日本统帅与其分统，非不尽知连日屠杀。未得旅顺以前，无事可污日本之名，至既得旅顺后则大不然矣。”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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