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黄禹康《“我是一个身家不清白的人”：张国焘在军统的日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张树军《张国焘的反共生涯》（摘自《张国焘传》，红旗出版社），光明网《书摘》；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相关回忆；央视网《战斗在太行山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党史资料；童小鹏相关回忆。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文中部分场景对话与心理描写，是依据公开史料做的文学化还原。
1938年的太行山区，山风卷着黄土，沟沟壑壑里藏着八路军的兵站和驻地。
队伍里不少战士，操着湖北、河南、四川一带的口音，肩头上扛的还是当年从鄂豫皖、从川陕带出来的老家底。
这支部队，就是后来在华北敌后打出大名堂的第一二九师。
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政委邓小平，师部扎在太行山里，靠着山地和老百姓，跟日军一寸寸周旋。
很少有人想到，就在同一时期的重庆，有人正盯着这支队伍里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盘算着一桩胜算看起来很大的买卖。
这个人，曾经是红四方面军说一不二的最高负责人，战士们当面背后都喊他一声“张主席”。
论资历，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论山头，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到川陕，十几万官兵里大半认得他的名字。
戴笠手下的人一开始都觉得，这步棋太好下了。
老首长出面，老部下捧场，凭着当年那份威望，登高一呼，兴许就能拉出一支人马，至少也能策反几个干部。
可真把人派到太行山里，结果大出所有人意料：不但一个人没拉出来，派去的人有的连影子都没再回来。
后人回望这段旧事，常爱用一句老话来形容那种场面：你早就不是我们的张主席了。
一个曾经站在队伍最前头的人，怎么会走到站在队伍对面的地步？
他当年那份威望，究竟是怎么立起来的，又是怎么一点点散掉的？
威望这东西，到底靠什么撑着，又会凭什么塌掉？
【一】从北大讲台到鄂豫皖，“张主席”的威望是怎么立起来的
要看懂这场策反为什么失败，先得弄明白张国焘当年手里到底攥着一副什么样的牌。
张国焘是江西萍乡人，1897年生人，早年在北京大学读书，赶上五四运动，是学生里头活跃的骨干。
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他是参会代表之一，还参与了大会的组织工作。
放在早期党员这个圈子里，他的资历摆在前头，属于那种一报名字，老同志都知道来头的人物。
往后这些年，他搞过工人运动，做过地下工作，在党内的职务一路往上走。
真正让他在军队里说一不二的，是鄂豫皖苏区那一段。
1931年前后，张国焘进入鄂豫皖根据地，担任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书记、军委主席，成了这块苏区和红军的主要领导人。
那几年，根据地一天天扩大，红军队伍越编越壮，战士们见了他，张口就是“张主席”。
这个称呼，不是凭空喊出来的，是他在鄂豫皖、在红四方面军里头一点点经营出来的人头和位子。
再往后，红四方面军跳出苏区转战川陕，在川北一带建立起川陕苏区，部队鼎盛时兵力达到八万上下，声势浩大。
那些扛枪的连排长，那些挑夫、勤务兵、宣传员，很多都是从鄂豫皖一路跟着走过来的老人。
在他们眼里，张主席既是上级，也是当年带队突围、带队过年关的那个人。
这份情谊，这份旧恩，搁在平时，就是一种看不见的号召力。
要把这份威望的来路说透，还得往更早的年头翻。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后来会议转移到嘉兴南湖的游船上续完议程。
张国焘作为北京方面的代表出席，参与了大会的筹备和组织工作，会后负责职工运动方面的事务。
在党刚刚萌芽的那批人里，他属于站在前台的少数年轻人之一，这份早期资历，旁人比不了。
往后几年，他在北方搞工人运动，跑铁路工人的聚集区，办工人补习学校，组织工人俱乐部，在铁路工人里头积累了不少人脉。
二七大罢工前后，他在工人斗争的风潮里进进出出，声名渐渐在党内传开。
1931年进入鄂豫皖之后，他很快坐到了这块苏区的核心位子上。
1931年11月，红四方面军在黄安七里坪宣告成立，徐向前任总指挥，张国焘担任军委主席，政治上全面负责。
那几年鄂豫皖红军接连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根据地纵横数百里，分田地、建政权、扩红军，一派红火局面。
战士们从村口路过，看见总部那面旗帜，就知道张主席在，队伍就有主心骨。
转战川陕以后，局面进一步铺开，通江、南江、巴中一带建起川陕苏区，青壮年踊跃参军，部队像滚雪球一样壮大。
一个带兵的首长，威望往往就是这样一次次仗打下来、一个个营地扎下来，从士兵嘴里一点点攒出来的。
那时候的官兵想不到，多年以后，正是这位老首长会跨过界，反过来打这支队伍的主意。
人在高处的时候，身边人看他，看的是位子、是排场、是发号施令的气派。
只有真到风口掉头的时候，才分得清：谁跟的是这个人，谁跟的是这个人指的那条路。
长征路上，两大主力会师之后，张国焘在战略方向上同党中央产生了严重分歧，坚持南下，甚至另立中央，分裂红军。
这段历史，党史上早有定论，属于严重的路线错误。
会师之后，中央对他的错误进行了系统批评，涉及南下路线、分裂组织等一系列问题。
会议氛围严肃，不少老同志当面历数他在前线和后方造成的损害。
他在会上作了检讨，承认自己犯了错误，表态往后服从中央。
口头认错容易，心里那股不服气和权力欲，不是一场会议就能压下去的。
回到日常工作中，他表面上照常出席会议、处理事务，跟人谈话也客客气气。
熟悉他的人看得出来，他话比从前少了，神色里多了一层疏离和防备。
这种表面平静、内心结疙瘩的状态，持续了一年多，直到1938年春天那趟祭陵行程。
回头看，分裂路线的错误是他政治上的第一道坎，跨过去本可以重新做事；跨不过去，错误就会一步步滑向更远处。
1936年10月三大主力会师陕北，1937年3月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对他的分裂主义错误进行了批判。
会议上他表了态，承认了错误，可心里头究竟服不服，外人很难看透。
正是在这种表面低头、心里疙瘩没解开的状态下，他在延安又待了一年多。
要说他在红四方面军旧部当中的影响，那是实打实存在的。
一二九师的底子，正是原红四方面军的红四军、红三十一军，再加上陕北部分红军部队合编而成。
说白了，太行山里那些打仗的骨干、老兵、干部，有不少当年就在他的旗号下行军、宿营、打仗。
这就是后来戴笠和张国焘本人都看上的那块“本钱”：人是旧人，情是旧情，脸是熟脸。
可他们当时都忽略了一件要紧的事。
威望这东西，从来不是挂在个人脸上的一张招牌，它是跟着一条共同走过来的路、一个共同信过的理一起长出来的。
路没了，理变了，那张老脸还在，分量却早就不一样了。
这个道理，张国焘自己要到很久以后，碰了一鼻子灰，才慢慢品出滋味。
【二】祭黄帝陵那天，他从延安走了出去
1938年4月，国共两党都派人到陕西中部的桥山祭扫黄帝陵，这是当时合作抗日背景下的一场公开活动。
张国焘当时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领导职务，借着这次祭陵的机会，离开了延安。
他这一走，就没打算回头。
按照后来公开的史料，他先到西安，再转赴武汉，一路同国民党方面接上了关系。
消息传到延安，中央并没有立刻放弃这个人。
周恩来等人在武汉多次找他谈话，劝他看清大势，回到党的队伍里来。
话说到那份上，他还是执意留在国民党一边，不肯回头。
设身处地想，当时身边人心里是又急又惋惜。
一个在党内经营十几年、手握重兵旧部的高层，一旦公开站到对面，带过去的不只是个人履历，还有组织习惯、人事脉络和内部作风。
这也是中央再三派人挽留、不肯轻易放弃他的缘故。
可他去意已决，谈一次，硬一次，留给组织的只有一个决绝的背影。
从争取挽回到宣布开除，中间其实给过他回头的余地，是他自己一步步把退路走断的。
消息传开，延安上下反应一致，没人觉得惋惜，反倒看清了他错误的严重性。
一个曾经被寄予厚望的领导人，走到这一步，连身边长期共事的老同志都感到意外。
他自己心里未必没有波动，只是面子、执念和对前途的盘算搅在一起，由不得他从容回头。
1938年4月18日，中共中央宣布开除张国焘的党籍，这一决定得到全党的一致拥护。
一个早期重要领导人，就这样从自己奋斗了十几年的组织里，被划了出去。
他走得突然，连家里人都没有提前打招呼。
妻子杨子烈得知他在武汉脱离共产党的消息后，向中央组织部和毛泽东提出要求，要去武汉找他。
杨子烈一行先从延安到西安，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哭了一场，声言要劝张国焘回来。
办事处的同志还想多做些工作，林伯渠看得明白：孩子、行李都带上了，这明摆着是要走，劝也劝不回来了。
到了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同她谈话，希望她劝张国焘不要对党做得太绝。
杨子烈当面答应下来，被送到张国焘住处之后，从此也是一去不返。
张国焘又托人捎口信回江西萍乡老家，把老母亲接来武汉团聚。
母亲知道大儿子爱吃家乡菜，随身还带来一位厨师。
母子久别重逢，场面看似团圆，可他私下里叮嘱四弟张国杰：以后什么事都可以干，就是不要搞政治，政治场上是非多。
这句话听着像过来人劝家常，细想全是他自己半生沉浮嚼出来的苦味。
刚到武汉那阵，蒋介石对他的投靠很是高兴，把他安置在武昌一座小洋楼里，托他的同乡、武昌警察局长蔡孟坚负责“保护”。
说是保护，看着更像看管，进出都在人眼皮子底下。
国民党的各个部门听说来了这么一位中共大人物，都动起心思。
CC系的陈立夫、陈果夫想拉他过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点名要人，胡宗南、康泽也向蒋介石开口，想把他调到自己手下。
一时间登门拜访的人络绎不绝，张国焘有时不得不躲到蔡孟坚家里去“避难”。
蒋介石对这些部门的请求，一概没松口，心里另有安排。
刚到武汉那段日子，他还端着架子，先是想办一份民办刊物，从思想理论上批评共产主义，说要唤醒青年的幻觉。
他开口要政府接济资金，还要求高度保密，说不保密非失败不可。
蒋介石心里另有打算，没有同意这个想法。
想靠一支笔做理论文章立足，他高估了自己在新阵营里的号召力，也低估了特务机关对他的真实定位。
各路人马上门争抢，他躲到警察局长家里避客，看着热闹，实际谁也没真正把他当自己人。
武汉失守前，张国焘应广西方面朋友之邀，带着一家老小到桂林观光。
到桂林第三天，当地《建设》杂志全文刊登了共产国际批准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
他看完大为丧气，觉得这是当众戏弄讥嘲，扫兴离开桂林，转赴重庆。
到重庆以后，蒋介石给他的工作做了安排。
一次接见时，蒋介石指着身旁站着的戴笠，很客气地说：我想请张先生给他帮帮忙。
就这么一句话，张国焘正式进了国民党特务组织军统的大门。
蒋介石还委任他为军事委员会中将委员，听着军衔不低，实际只是个空头衔，手里没有一兵一卒。
从边区的领导人，到寄人篱下的闲人，这中间的落差，他自己当时未必掂量得清楚。
【三】戴笠的座上宾：“共产党里坐第三把交椅的人”
戴笠是军统的实际负责人，手下特务如云，一贯精明过人。
他最初对张国焘寄予了极大希望。
在戴笠的盘算里，中共内部这么高地位的人主动过来，知晓组织脉络、人事关系、作风规矩，正是“拉出去、打进来”最难得的一块活招牌。
军统专门成立了一个机构安置他，取名“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
张国焘担任研究室少将主任，副主任由军统党政处中共科科长郭子明兼任。
明面上是重用，暗地里另一套安排也跟着来了。
研究室的秘书黄逸公，就是被派到他身边负责监视的人。
张国焘挂着中央委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军委会中将这些头衔，心里瞧不上在册的普通特务，面子上始终端着当年领导人的架子。
除了特研室，他还主持主办所谓“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专门培训对付共产党和边区的特务。
戴笠把各训练班毕业学生里挑出来的优秀分子，一批批送到他手下受训。
他说要在陕甘宁边区周围设策反站，戴笠马上照他的计划办理，要人给人，要钱给钱。
那阵子张国焘是戴笠宴客时最受欢迎的嘉宾，也是戴笠引为得意的部属。
特研室里，他凭自己过去的了解，讲中共的组织架构、会议规矩、干部之间的称呼习惯，讲边区的地形物产、风俗人情，供手下特务琢磨对策。
训练班课堂上，他以过来人身份剖析这边的行事方式，学员们记满一本本笔记。
在戴笠眼里，这些东西花钱都买不到，全凭这位老首长肚子里的存货。
戴笠要的不是张国焘这个人低头认错，而是他脑子里那套关于共产党的“内部知识”。
正是图着他脑子里的知识和旧人脉，戴笠初期才肯低三下四地捧他，要资源给资源，要场地给场地。
捧得越高，往后一旦不见成效，摔得也就越重，这是后话。
特务机关里那些原本就在行的老特务，表面上尊称一声张主任，心里未必真服。
一个叛徒在同侪当中的尴尬，从进门那天起就埋下了根子。
沈醉后来回忆，戴笠每次请客准备邀张国焘出席，往往先跟朋友炫耀一句：明天你来吃饭，便可以看到共产党里面坐第三把交椅的人物了。
“第三把交椅”这种话，听着风光，其实戴笠捧的不是他这个人，而是他身上还没被榨干的那点利用价值。
训练班前后办下来，学员经过半年训练，真正考核认为适合派往边区、打进延安的，没多少。
沈醉不清楚具体数目，只听说经过挑选，极少数人派到张国焘分管的几个策反站工作，其余大多派到蒋管区的兵工厂做“防共”事务。
就是这极少数派出去的人，收效也微乎其微，既打不进去，也拉不出来。
戴笠想在延安设立一个延安站或直属组，张国焘用尽办法，始终没能搞成。
为了把这盘棋盘活，他又绞尽脑汁出主意。
在汉中建立特别侦察站，配合军统掌握的汉中统一检查所，对半公开活动，检查扣押来往陕北的革命人士和爱国青年。
在榆林建立陕北站，加强对边区的封锁。
在洛川摆一部电台，建一个所谓“延安组”，找机会往延安渗透，也好向蒋介石交差敷衍。
他把这套办法叫“小虾钓大鱼”，设想用一批小特务做饵，钓出边区里的大鱼。
钱花了，人派出去了，几个月时间过去，结果不但一个人没被策反过来，派出去的人里头，有的一去不复返，没了音讯。
这第一波跟头摔下来，张国焘脸上已经有些挂不住。
他心里清楚，戴笠捧他，捧的是能出成果；几个月拿不出名堂，席上的脸色就会一点点变。
他翻来覆去琢磨，边区四周的小站撬不动，是图着那里的熟人关系隔了一层。
真要找熟人最密、旧恩最深的地方，还得数华北前线那支由红四方面军老底子编成的部队。
这个念头一旦冒出来，太行山区在他和戴笠眼里，就成了下一个必须试一把的方向。
两人都觉得，跟前几次派生面孔不同，这回打的是老首长的旗号，分量应当不一样。
谁也没往深处想：旗号这东西，早跟着本人的立场一起换了颜色。
可太行山区那盘棋，还在他和戴笠的脑子里转着。
那里头驻扎的，恰恰是跟他渊源最深的一支老部队。
他们想，既然四周的小站钓不上来，那就往老关系最密的地方再试一次。
这一试，才是真正把他当年那点威望底细，摊在了太阳底下。
【四】太行山上的一盘死棋：满营旧部，为什么没人买老主席的账
要讲清这盘棋，得先把一二九师的来历摆出来。
1937年8月，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一一五师、一二〇师、一二九师三个主力师。
一二九师由原红四方面军的红四军、红三十一军，加上陕北红二十九军、红三十军、陕甘宁独立团队及红十五军骑兵团等部合编而成。
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参谋长倪志亮，政训处主任一开始是张浩，后来由邓小平接任政委。
1937年9月，部队在陕西三原石桥镇召开誓师大会，随后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
师部一路扎进太行山区，在晋冀豫边界的山地里开辟根据地，跟日军、跟伪军反复拉锯。
这支队伍里，从班排连长到旅团干部，不少人是鄂豫皖、川陕时期就跟着红四方面军走过来的老兵。
论旧交情，他们跟张国焘确实扯得上渊源。
戴笠和张国焘正是看准了这一
在他们的设想里，老首长如今在重庆“得志”，写封亲笔信，派个熟面孔进山，叙叙旧情，讲讲利害，说不定就能说动一两个失意的干部，拉出来一批人。
就算拉不走整建制的队伍，能摸出点防区部署、干部名单、电台联络方式，也算不虚此行。
这步棋的底气，全押在“老部下念旧情”这六个字上。
可他们手里这副旧牌，早就过时了。
据公开史料记载，张国焘派人手持戴笠的信件，到太行山区，请第二十七军军长范汉杰出面协助，进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防区开展活动。
结果呢，不仅没有取得任何效果，连派进去的人也没有再回来。
没有策反成的记录，没有倒戈的干部，没有拉出来的连队，什么都没有。
后人讲这段故事，爱把场面设想得很具体：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山坳里，当年喊惯了“张主席”的老兵抬起头，认出了来人。
有人忍不住问一句：你怎么站到那边去了。
对面沉默半晌，回一句：你早就不是我们的张主席了。
为什么会这样？道理并不复杂。
八路军的军队，从红军时期起就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部队不是哪一个人的私人武装。
官兵入伍入的是队伍，信的是主张，不是给哪一位首长个人卖命。
当年跟着张国焘走，图的是那条路通向苏区、通向打土豪分田地、通向穷人出头；如今留在太行山上，图的是这支队伍在扛着抗日的旗，守着根据地的老百姓。
个人威望可以在共同理想之上加分，一旦理想被本人亲手背弃，剩下的旧情就薄得像一张纸。
再看组织这一头。
部队里党的组织严密，政治教育跟上，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经过长征、会师、批判分裂主义这一整套磨炼，谁是谁非，心里早有一杆秤。
一个叛离组织的人回过头来拉人，在这种环境里，连靠近基层的机会都很难拿到。
派去的人摸不进核心，传不到话，旧部就算见到来信，认出字迹，也只会把信交到组织上去。
戴笠原本以为，得到张国焘这么一条大鱼，对中共“拉出去、打进来”一定大有收获。
事实给了他当头一棒：拉不出去，也打不进来。
太行这盘棋下成死局，不只是一次行动失败，它等于当众验了一次货。
张国焘身上那点“中共第三把交椅”的残余价值，在太行山里被旧部用沉默退了回来。
他从前带走的那些人脉、声望、名号，过了这条界，一概不好使了。
可戴笠还不肯认账，张国焘本人也还在挣扎，总想再找件事情把面子捡回来。
接下来发生的两件事，一面照出他身边落水的同类，一面照出宁死不屈的他人，像两面镜子，把他往后的处境照得清清楚楚......
那台起初捧他坐上宾席的戏，也快到收场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