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长征》红军三次过草地，已经吃过亏，为什么还是缺粮

1936年7月，红二、六军团刚到甘孜和红四方面军会师没几天，两支队伍就又要动身往北走。摆在面前的还是那片松潘草地，可两边人心里的底数完全不同，对红二方面军来说这是头一回，对红四方面军来说，这已经是第三回了。三次穿行松潘草地，第三次是环境最苦、补给最差、减员最惨的一次。明知沼泽里埋着战友、明知那条路走一趟就要掉一层人，红四方面军为什么还是没有把粮食备足？

这个问题不是"他们没吸取教训"一句话能回答的，彭德怀后来回忆草地时说过一句话：部队过草地，最怕的不是敌人，是没吃的。而第三次过草地，缺粮是几件事一起压过来的结果。先说最硬的一条：那片地方本来就不产粮。川西北高原地广人稀，甘孜、炉霍一带的藏族群众多以游牧为生，耕地少、产量低。

红军在甘孜、炉霍休整了几个月，几万人挤在一块高寒缺粮的坝子上，吃的本来就很紧。1936年7月2日，刘毅所在的红四方面军31军93师从甘孜附近的炉霍出发，出发时青稞还大多没有成熟，部队只能把半青的穗子打下来，脱粒之后勉强当干粮。据红军大学的报告记载，从炉霍出发时，各人背的加上牛背上驮的糌粑粉，平均每人携带约十五斤，驮牛牦牛一共180头，平均每五人一头；食盐每人没带够三斤，平均只带了一斤左右。

第二条是前两次过草地留下的"破坏性透支"，1935年8月第一次过草地，红军在草地和周边筹到的粮本来就有限；9月中旬张国焘下令掉头南下，几万人又原路折返一次。南下的部队在川西、川康边境苦战十个月，百丈关一仗主力折损过半，1936年初退到甘孜、炉霍一带时，人数已从南下时的八万减到四万余人。

人才是最大的消耗，粮也是。懋功、阿坝、炉霍一带能筹到的粮食，经几万大军往返，早被搜刮殆尽。到了第三次北上前，红军大学从炉霍出发一个半月，沿途只在壤塘补充过每人五斤生麦子，在三湾挖窑挖出一千多斤麦子，在葛曲河道领了三十头牦牛，就这些。

更要命的是野菜也被挖光了，草地里能吃的野菜本来就不多，头两回成千上万的人沿着差不多的路线走过去，见到能吃的就拔，连根都带走。野菜的根扎在泥炭里，高原天冷草长得慢，被拔掉一茬要很久才能缓过来。等到第三次再来，路两边剩下的多是踩烂的草皮和浑浊的水。

走在最后面的红二方面军更困难，前面部队把沿途野菜基本采光，后卫连野菜根都很难找到。中国国家博物馆里至今陈列着两株野菜标本，红四方面军31军93师274团干事刘毅第三次过草地时在葛曲河畔采的黄花草，它虽然也有毒，但吃下去没有生命危险，成了那次过草地充饥的主要野菜。误食毒蘑、毒草中毒牺牲的战士不在少数。

第三条是敌人把粮源从源头掐断了，敌军散布宣传，当地土司和牧民在胁迫之下，早早把牛羊、存粮转移到深山藏匿，实行坚壁清野。红四方面军抵达阿坝时，当地土司墨桑驱散群众，把粮食和牛羊全部转移，骑兵师四处搜索，只找到六百多头牛羊和一万多斤粮食。有战士回忆，筹粮时要到大土司家里、粮仓里、碾子旁、打谷场上，一粒一粒地抠散落在砖缝和土埂里的青稞、玉米、豌豆，甚至从牛粪里挑拣还没消化的粮食。

为了北上筹粮，1936年春红四方面军在甘孜组建了第一支正规化骑兵队伍，骑兵师，全师3个团、3500多人，由红四军军长许世友任骑兵司令员兼师长。5月的一天，朱德亲手把旗帜授予骑兵师，随后部队接受朱德、刘伯承的检阅。6月27日，骑兵师作为全军先遣部队提前出发，任务是"侦察道路、筹集粮草"。

在色曲河畔，骑兵师向牧民购买了四百多头牛、一千多头羊和一部分粮食；在西倾寺等地又筹集了三千多头牛羊和四五万斤粮食；到阿坝搜索到六百多头牛羊和一万多斤粮食；在麦加尔康、觉儿黄、赛苟共巴一带与墨桑土司武装遭遇，许世友指挥部队趁夜偷袭，击溃藏兵，缴获近万匹马和一批枪支弹药。

一路上，这支骑兵部队与反动土司武装、敌军骑兵打了72仗，把筹到的物资一批批留给身后的主力：在下阿坝、查理寺继续前进时，他们在安曲又给后续部队留下1000多头牛羊及食品。可代价同样刺眼，出发时3500多人的骑兵师，打到甘南的渭县时只剩200多人。

第四条卡在算术上：路远，人背不动。这次北上的路线比前两次都远，红四方面军主力走了一个多月。中央纵队从炉霍到上包座，行程在1500里以上，左纵队更远。红军大学从7月3日出发，到8月19日抵达岷县南四十里的大草滩，历时一个半月，途中除因筹粮休息七天外，有四十天都在行军，翻越较大的山八座，其中六座海拔在4000米以上。

红二方面军7月11日从甘孜东谷出发，原预计十天到阿坝，实际走了十七天，8月13日才走出草地到包座。路长就意味着口粮总量必须跟得上，可当时总部要求每人准备15斤粮食，最多也只带了十五天干粮。更现实的问题是负重：海拔3500米以上，空气稀薄成倍消耗体力，每名战士还要背枪支、弹药、铺盖、食盐，粮食每多背一斤，遇上暴风雪或沼泽时体力透支的风险就大一分。

于是粮食的分配变成了一道极严的命令，红军总部规定每人每天吃四两，过噶曲河后增至七两，违反的人最高要受"处决"的惩罚。红二方面军的定量则是一路递减：开始每人每天3小碗炒面，两天后减为两碗，再过两天减为一小碗，几天后缩减到半小碗，最后彻底断粮。断粮之后，草根、树皮、皮带、皮鞋、马鞍上的皮条，能煮的都下了锅。

14岁的周广才所在班从14个人减到7个人，干粮吃完、野菜挖尽后吃起了枪带和皮带，其他六位战友的皮带都吃光了，轮到他时，他恳求战友把皮带留下来作纪念，半截皮带后来被捐给国家，成了红色文物。

还有一份粮，是自己碗里省出来给别人的。甘孜会师后，朱德特意叮嘱红四方面军要留下一部分青稞和牦牛，留给即将第一次踏入草地的红二方面军。经过噶曲河时，朱德对兵站负责人杨以山交代：我们后边还有几万红军，要把四方面军直属队所有驮帐篷、行李的牦牛全部留下来供应后续部队；从这里走出草地还得六天，每人每天发的牛羊肉连皮带肉不能超过一斤，其余的都留下。

羊杀了用开水烫，牛皮用火烧，肠肚子也要吃掉，要珍惜每一块牛皮。他自己驮帐篷、行李的牦牛也牵来交给了兵站。红四方面军还组织过野菜展览会，教战士识别哪些野菜能吃、哪些有毒，向红二方面军介绍草地的自然风貌、行军注意事项和野菜的辨别方法。可即便这样，这份家底对数万人的红二方面军仍是杯水车薪，由于走在最后、承担了更多困苦，仅仅在草地上，红二方面军就牺牲了2150多人。

也就是说，经验在这条路上能换来的只有"避险"，换不来粮食。分得清哪些野菜能充饥、哪些含剧毒，懂得分辨沼泽陷阱、看懂高原瞬息万变的天气，这些本事能少死人，却不能凭空多出一斤炒面。走到最后，能吃的东西只剩身上穿的、背上背的。

1936年8月上旬，三路纵队先后通过草地，到达巴西、包座地区；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那片川西北草地，1935年8月一过、9月二过、1936年7月三过，松潘草地绵延数百公里。当年的行军地图和地形日记留了下来，1987年3月，许世友在南京口述回忆时还记得清楚：骑兵师"一路上经过大小72次战斗，没打过败仗"，为后面前进的大部队筹集了二三万头牛羊和大批粮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