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中国军网人物资料库《阮英平》《阮伯淇》及专题稿《阮英平：英雄献身岂止在战场》《英雄，献身岂止在战场……》宁德网《闽东之光》相关报道。《黄垂明回忆录》有关记述,福安市党史部门公开资料。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49年7月，苏州。
一封辗转多日的报告送进了华东局。
报告是从福建送出来的，中间绕了香港那一大段路，走的是地下交通线，一站接一站，纸边的折痕都磨毛了。
翻开来，要紧的只有一行字：阮英平下落不明。
屋里几个人盯着那行字，半天没人出声。
阮英平，福建福安人，1913年生，1932年入党。
抗战时候当过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副团长，解放战争里是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一师的政治委员，苏中战役打过硬仗。
1947年5月奉命回福建，任闽浙赣区党委常委兼军事部长，兼着闽东地委书记。
一个能把队伍从闽东带到苏中、把硬仗一场场啃下来的人，就这么在老家的山里头，没了。
半年过去，一年过去，两年过去。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家属在家门口望，战友在地图上找，闽东的山一道一道翻过去，什么也没翻出来。
粟裕听完报告，拍了案子，撂下一句话：血债要用血来还，攻下福建，挖地三尺也要把人找出来。
叶飞当场就哭了。
两个人并肩打了十几年，从闽东的竹林打到苏中的平原，从团长副团长打到纵队和师，中间隔着一道长江，隔着一整个战局。
叶飞比谁都清楚阮英平的脾气：这人认死理，路上再难也会想办法递个信回来，绝不会一声不吭地把自己丢了。
叶飞带十兵团进了福建，安顿下来的头一件事，是给公安部门下死命令：查，查个水落石出。
查了两年，线索一条接一条断。
没有尸体，没有现场，没有一个目击的人。
名字挂在下落不明的册子上，像一块石头沉进闽东的深潭，连个水花都没剩。
部队里有人私下说，兴许是回不来了。
这话没人敢当着叶飞的面讲。
他也不让人讲，谁在跟前提起阮英平，他就换个话题，换得很快，快到旁人能听出来他在躲什么。
闽东的山多，雾也多。
人进了山，山不说话。
谁也没想到，最后把这潭水搅开的，不是密电，不是线人，也不是哪次突审里撬出来的口供，是一户农家屋里，一个小孩手里攥着的一样旧东西。
那样东西不值钱，在旧货摊上没人会多看一眼。
它在那户人家的抽屉里躺了两年多，被大人随手套给孩子当玩具，孩子拿它在纸本上乱划，划得满脸是墨。
直到有个办案的人把它接过去，在手里翻了两下。
这一篇要讲的，就是这个人，这支笔，还有那两年零五个月里，山里山外都发生了什么。
【一】二班首长回来了
闽东的老百姓管叶飞叫一班首长，管阮英平叫二班首长。
这称呼是三年游击战争那会儿喊顺口的。
叶飞坐镇特委，阮英平拎着枪带队伍打仗，闽东军分区司令员就是他。
哪条山沟能藏人，哪片竹林能过队伍，哪道溪涨水的时候能蹚过去，哪户人家的阁楼能睡下三个人，他闭着眼都摸得清。
闽东的地形，说句不好听的，是老天爷特意给人藏身准备的。
山连着山，岭叠着岭，竹林密得进去了就找不着北，溪涧一条条切在石头缝里。
外来的队伍进了这种地方，跟蒙着眼进迷宫差不多。
阮英平打小在这儿长大，哪座山头有几条路，哪条路下雨天会塌，他都清楚。
三年游击战争最难的那段，队伍就是靠这身本事在敌人鼻子底下活下来的。
他不是科班出来的。
早年在赛岐的茶行里当学徒、做木匠，刨花堆里长大的手，后来握的是枪。
1931年在茶行里认识了隐蔽在那儿当木匠的共产党员陈洪妹。
两个人白天一个刨木头一个端茶盘，夜里凑在一处说外面的事。
1932年，他跟着陈洪妹回乡下白石、甘棠一带，组织秘密农会，搞五抗斗争，抗租抗债抗捐抗税抗丁，同年入党。
一个木匠出身的山里娃，后来能把一个师的部队带得服服帖帖，靠的不是什么战术教材，是一次一次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攒下的经验。
1938年2月14日，闽东红军改编成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北上抗日，阮英平是副团长。
皖南、苏南、黄桥，一路打下来。
老部下说他有个习惯，仗打完了别人往床上倒，他要往回走一遍阵地，看哪儿的伤员没抬下来，哪儿的枪还丢在外头，哪儿的兄弟连个名字都没留下。
走完这一趟，他才肯歇。
这种人带兵，兵就认他。
一纵一师在苏中啃过最硬的骨头，仗打得凶，人也拼得狠，师里的人提起政委，说的是同一句话：他扶过我。
扶过谁，什么时候扶的，各人有各人的版本。
有人说是夜行军掉进沟里那回，有人说是负了伤抬下来那回。
说法不一样，意思是一个：这政委不站在队伍前头喊，他蹲在队伍后头捡人。
抗战后期他积劳成疾，病痛缠着人，该办的事一件没撂。
疼得厉害的时候，他把腰顶在桌沿上继续看地图，谁劝都没用。
身边人劝不动，就默默把热毛巾递过去，递完退出去，在门外头站着。
1947年5月，一道命令把他从山东调回福建。
闽东的根据地被压得喘不上气，敌后得有人撑住。
他脱下军装，换上长衫，装成跑买卖的客商，绕山东，经上海，一路往南，回了阔别九年的老家山头。
九年，山还是那些山，人换了大半。
当年跟他一起背枪走的那些人，回来的没几个，剩下的散在各处，有的连下落都没了。
他进村的时候，有老人拉着手看了半天，认不出这是当年那个背枪的后生了。
长衫，布鞋，说话把口音收着点，看上去就是个走南闯北的生意人。
老人盯了半晌，突然眼睛一亮，压着嗓子喊了一句：二班首长回来了。
这一嗓子比什么动员都管用。
外头传了大半年的剿匪消息，说闽东的队伍早散了，说二班首长在山东就没了。
现在人站在门口，穿一身长衫，瘦了些，颧骨比从前高，眼还是那双眼。
当年跟他跑过山头的人，一个个从别的村摸过来，有的在外头躲了好些日子，听说是他，连夜就下山。
有人进门先看他的脸，看完抹一把眼睛，说你还活着就好，我们还以为你也折在外头了。
九年里，闽东折进去的人不少。
能不能重新聚起来，谁心里都没底。
他把人一个一个认过来，问家里的收成，问谁家的老人还在，问哪个村还剩几条枪。
问完，该干什么就布置下去，语气跟当年在山上没两样。
这句话当天就顺着山沟传开了。
【二】山里的火重新点起来
阮英平回到桃花溪那天，山里正赶上青黄不接。
闽东红军主力北上以后，老区这些年没消停过。
炮楼一座接一座修起来，桥拆了，路挖断了，民房一把火烧掉，田园荒着，人饿着。
他进村的时候，炊烟断了好几户，灶是冷的，锅底刮得出响。
队伍要吃饭，百姓也要吃饭。
人先活下来，仗才谈得上打。
他没急着拉队伍，先办了一件事：办合作社。
当年在延安有过这么一套经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他把这套东西搬进山里，石墩村的百姓谋生合作社就是那时候起来的。
总社的柜台上摆着算盘和账本，入股的百姓按股分红，山货、茶叶一股脑往外卖，盐和布从山外换进来。
在那之前，山里人拿一担茶换半斤盐，全是中间商说了算。
挑着担子下山，走一天的路，到了镇上由不得你讲价，人家给多少是多少，不卖就得挑回去。
合作社一立，账摆在明面上，谁入股、谁分红、进多少出多少，写在纸上贴出来。
老百姓头一回觉得自己卖的东西有人给算了个公道价。
多年以后有人在那间老厝里，摸着柜台上一把脱了漆的算盘，一摸就是半天。
墙上还挂着当年的布告，署名是主席叶飞，副主席阮英平、范式人。
纸黄了，字还在。
合作社救了急，人心也拢回来了。
最要紧的是，百姓觉出这回不一样了。
从前队伍进村是要粮要人，这回进村是教你把山货运出去换个好价钱。
队伍的事他也没撂下。
派武工队往周宁、屏南、政和几个方向铺开，打击反动势力，恢复基层党组织，能拉起来的拉起来，拉不起来的先挂上号，等风头过去。
他自己带着人往各村的联络点跑，一个村一个村地认人，认完回来在本子上画圈。
那本子他随身带着，走哪儿带哪儿。
哪个村谁是骨干，谁家有阁楼能住人，谁家狗凶得提前打招呼，记得密密麻麻。
有干部劝他少往外跑，说现在风声紧，首长不该露在明面上。
他不听。
他说坐在屋里画出来的地图不算数，得脚踩过去才知道哪条路走得通。
1947年9月，闽东地委在宁德洋中成立，阮英平兼任书记，阮伯淇任副书记。
阮伯淇也是福安人，地下工作做了十几年，敢往最险的地方钻。
有一回在战斗中带头冲锋，左腿中弹，血流了一地，他趴在火线上接着指挥，直到昏死过去。
这份硬气，闽东的干部都服。
两个人一个书记一个副书记，一个在外面拉队伍，一个在里面铺组织，配合得严丝合缝。
底下人开玩笑，说闽东这盘棋，大阮落子，小阮布眼。
国民党那边也不糊涂。
省保安八团团长罗鹏赢有句话流传下来，说大阮小阮是他戎马一生最不易对付的对手。
能让对面的团长亲口说出这种话，闽东这两年仗打成什么样，不用多解释。
《黄垂明回忆录》里记过一组数：短短几个月，桃花溪一带二十多个村配了党支部书记，每个村发展三到五名党员，四成以上的青年进了民兵，配合游击队打反动派。
二十多个村，四成青年，这个数字搁在今天看着不算什么，搁在那时候的闽东，是把几百户人家的胆子一把一把捂热了才换来的。
民兵手上没多少好家伙，土枪、鸟铳、梭镖、砍刀，能凑出一条枪的村子就算阔气。
他们干的活也不显山露水：放哨，传信，送粮，带路，敌人进山前把消息递出去，队伍过境时把锅烧上。
看起来都是零碎事，可少了这些，游击队连口热饭都吃不上。
阮英平把这些人当回事。
哪个村的民兵队长叫什么，他叫得出；谁在放哨的时候误了时辰，他要问清楚是路远还是家里有事。
这种事在别处没人管，在他这儿是正事。
二班首长回来了，这句话在闽东传得比风快。
新老将士往一处聚，山里的火苗子重新窜起来。
那几个月，桃花溪一带的热闹劲儿，老人记了一辈子。
夜里山上有点点的火光，那是各村在开会的信号；天不亮有脚步声从门前过，那是武工队又出去了。
茶园里摘茶的人多了，山下换回来的盐也多了，孩子的脸上有了血色。
九个月。
他从山东回来到出事，在闽东总共待了九个月。
【三】火把照着的那段山路
好日子没过几天。
1947年11月，国民党调集重兵围剿闽东根据地，一轮接一轮，山头挨着山头搜，见林子就烧，见窝棚就塌。
阮英平的决定是把队伍化整为零，散出去，钻进山缝里，别跟人家硬碰。
散出去容易，收回来难。
他把各路的联络点、暗号、时间一个个交代清楚，交代完，自己身边只留了一个警卫员，陈书琴。
陈书琴是平潭人，1947年夏调到福州工作，在闽浙赣区党委城工部地下军里做事，参加过水警部队枪变那样的行动。
枪变这种活，干的是策反，赌的是命，一步走错就是满盘皆输。
能干这种事的人，胆子大，路也熟。
阮英平回闽东，组织上派他跟着，负责首长的安全。
1948年1月底，天湖山一带敌情吃紧，搜山的队伍烧了房子。
阮英平定的路线是往福州去，再从福州转闽北，找省委汇报工作情况。
两人外带一个交通员，先下山弄饭、探路，约好了在原来的地方会合。
约好的时间过了，人没回来。
陈书琴在山里兜了三天。
喊也喊了，找也找了，山风把声音都吹散了。
他赶去福州报信，组织上再派人折回山里搜，林子翻了个遍，溪沟也蹚了，连猎户踩出来的小路都走了两条，还是没影。
阮英平这边，其实已经独自走了另一条路。
他扮成被土匪抢过的客商，身上带着金镯、手表和一笔组织经费。
这笔钱是给山里队伍用的，得带在身上走。
深一脚浅一脚，他摸到了宁德洋中北洋的大窝村。
2月1日，他敲开了一户人家的门。
开门的叫范起洪。
范起洪看他一身泥，口音是外乡的，说是八都那边来的生意人，路上遇了土匪，东西抢光了，想借个地方歇脚，再求人给带个路去福州。
范起洪上下打量他一遍，满口答应，还劝他放宽心，先住下再说。
那几天正赶上邻居范妹仔家办丧事，村里人来人往，哭声一阵一阵，外乡人混在里头不扎眼。
同村的周玉库进了屋，跟这位客商睡一屋。
夜里烤火，火塘里的柴噼啪响。
客商身上的动静瞒不住，金器碰着金器，声儿很轻，可在山里的静夜，轻响也传得远。
山里人穷，穷到什么份上，外头的人想不到。
一户人家一年的进项，抵不上城里人一个月的嚼谷。
金子这种东西进了穷村，就像一块肉扔进饿狗堆。
范起洪家更穷。
土墙裂着缝，冬天拿稻草堵，屋顶漏雨，锅台上缺一只碗。
这样的人家，一辈子见不着一块金子。
现在金子自己撞进门来了，撞在一个浑身是泥、孤身一人、天黑就要走的客商身上。
2月3日，天黑得像锅底。
范起洪说，送你走。
范妹仔打起火把在前头照路，范起洪和周玉库跟在后头，手里拎着木棍，嘴里说山里有野兽，拿着防身。
火把的光在山路上一晃一晃，照出三个人的影子，也照出前头那个穿长衫的背影。
前面是狮峰村方向，再往前，是炭山。
炭山那一段，路窄，坡陡，两边是林子，走下去半天碰不见一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