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
中国新闻网转载《华西都市报》《重庆女主播遇害谜团：现金被抢 名贵首饰仍在》，2014年8月8日
中国新闻网《重庆永川女主播陈某遇害案一审公开开庭》，2014年12月23日
央广网《重庆永川女主播被害案告破》，2014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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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7日，深夜十一点半，重庆永川，阳光尚城小区。
监控探头对着单元门口。画面里，两个女人从楼里出来。一个是程君，比她大几岁，是她结拜的干姐姐。两个人在楼下站着说了几句话，然后分头走。一个往左，一个往右。
往右的那个，是陈霞。
她穿过几十米的水泥地，走向小区右侧工商银行门前的露天停车带。那里停着一辆红色的甲壳虫，车牌“渝CCX708”。车是父亲买的，她开了两年，永川城里认得这辆车的人不少。
监控没有声音。画面里只能看见她走到车边，拉开车门，坐进驾驶座。车灯亮了一下，又暗下去。
几分钟后，那辆红色的车驶出画面，拐上大路，往城外的方向去了。
第二天，她没有出现在主播台上。
节目单上排着《城际新闻》，时间到了，人没有来。同事打她电话，关机；打另一个号码，无法接通。她的父母在老党校宿舍等了一夜。第二天上午，父亲买回来一条鱼，放在厨房里，没有人做。
第一节 永川城里的那个声音
陈霞生于1982年5月20日，重庆永川人。
永川是重庆西边的一座城区，不大，街上走几步就能碰到熟人。老城区的房子挨着房子，茶馆里坐着的都是熟脸，谁家孩子考上大学、谁家老人住院，一个上午就能传遍半条街。她在这里读完初中，考进萱花中学读高中，之后离开这座城，去天津师范大学国际女子学院学播音主持。
2005年，她回到永川，进了永川电视台。
那一年她二十三岁。此后将近十年，她的声音一直留在这座城市的日常里。她先后主持过《家住永川》《农村老家》《城际新闻》等栏目，同时还兼任电台主持人。县城电视台的主持人，不像省级台那样家喻户晓，但在本地，这是一张被认得的脸。菜市场的摊主认得她，饭店的服务员认得她，小区门口守车的保安也认得她。
一个地方台的女主播，走在街上是要被人多看两眼的。
永川的观众对她的记忆，多半来自傍晚的时段。那时候电视还开着，一家人围着饭桌，《城际新闻》里那张脸、那个声音，是很多家庭吃晚饭时的背景音。这样的存在，平时不觉得，一旦没有了，那个时段就会空出一块。
一个主持人的消失，在电视上只是一个空出来的位置；在生活里，是一个家庭的夜晚从此少了一个人。
她不是那种一出场就带着光环的人。永川电视台的演播室不大，灯光也就是几盏顶灯，稿子常常是当天上午才定。主持人坐在那里，对着镜头把一条一条新闻念完，中间插一段广告，再念下一条。这样的工作，重复、琐碎，也不太可能一夜成名。她干了将近十年，靠的是稳定：不迟到，不忘词，不出岔子。
陈霞学的是播音主持。这个专业学的是吐字、气息、镜头感，是坐在话筒前把话说清楚的本事。一个重庆小城的姑娘，跑到天津去读这个专业，毕业再回来，进本地电视台——这条路在当时很常见，也算是体面的选择。她后来主持房地产栏目，接触的人多，加上父母帮衬，才有了那套房子和那辆车。
所以“名牌”这件事，得放在这个背景里看。她不是那种挥金如土的人，她的生活是靠工资和家里托着，一点一点堆起来的。一个三千块的发夹，一条卡地亚的项链，在她那里是喜欢，是犒劳自己；在别人眼里，却慢慢变成了另一种证据。这些东西后来被反复提起，被当作“生活复杂”的注脚，其实不过是一个女人对自己好一点的方式。
在同事眼里，陈霞是个“高调”的人。她喜欢名牌，也不太掩饰。她会跟人讲，自己一个发夹要三千多块钱，项链、手镯都是卡地亚。事发前不久，她请了一周的年假，去深圳、香港转了一圈，回来到办公室，告诉同事自己买了条新裙子，三千多元。
在母亲何家明眼里，女儿是另一个样子。她说，做房地产节目，女儿在外面认识很多人，但她很清高，“一般人根本就看不上”；女儿也很低调，“不会沾惹是非”。
朋友花花说得更直接一些：“是的，她人很高调，喜欢穿名牌，喜欢逛街，但她人不坏。她确实交往比较多，认识很多人，但并不像网上说的那样。”花花觉得，因为陈霞是女主播，这个身份让很多人戴着有色眼镜看她。
一个人身上可以同时存在这两种说法。爱美、爱名牌、爱热闹，是真的；对服务员也常常笑脸相对、并不刻薄，也是真的。人对一个人的印象，往往取决于站在哪个位置看她。
永川的电视台，和很多人想象中的“电视台”并不一样。
这里没有省级卫视那样庞大的编制，也没有一整层楼的演播厅。一个栏目往往只有几个人，主持人要自己写串词、自己找选题、自己联系采访对象，有时还要自己扛机器、自己剪片子。陈霞在这里干了将近十年，从二十出头干到三十二岁，几乎把一个小城电视台能做的活都做了一遍。
《农村老家》要跑乡镇，赶集天去拍，回来自己配音；《家住永川》要跟楼盘，开盘、交房、业主活动，一场一场地跑；《城际新闻》要读外埠稿，字正腔圆，不能出错。她还兼着电台的主持，早班晚班轮着上。这样的工作，工资不会太高，但会在本地积累下一种很特别的东西——脸熟。
在永川，脸熟是有用的。去办事，人家认得你；去吃饭，老板会多送一个菜；去采访，对方愿意多说两句。但脸熟也是有代价的。
在小城，一个女人的名气往往带着两种声音。
一种是喜欢：观众认得她，觉得她亲切，见面会打招呼。另一种是议论：她穿什么、开什么车、跟谁吃饭、为什么一个人住。这两种声音缠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公众人物的日常。陈霞听过前一种，也躲不开后一种。她大概早就习惯了，直到后来，后一种声音盖过了前一种。你在街上买什么、穿什么、和谁吃饭、开什么车，都有人看见，都有人记着，都有人愿意在饭桌上讲给别人听。
她主持房地产栏目，常年接触开发商、楼盘、贷款、看房团。这也是她认识程君的原因——程君是永川一位房地产商的妻子。两个人认识十来年，从工作关系处成了干姐妹。陈霞叫她干姐姐，程君带她去看病，帮她介绍人，她也帮程君跑贷款。这种关系在小城里很常见：人情是网，一层套一层，谁也离不开谁。
她的家在阳光尚城，4栋，一套82.16平方米的房子，是父母出钱买的。她最初开一辆北京现代，后来想换车，父亲陈昌水又给她买了那辆红色的甲壳虫，车牌选了“渝CCX708”。红色的小车在永川街头很扎眼，像一颗会移动的糖。
2012年，她结婚了。丈夫是她的同学，一个离过婚的男人。这段婚姻没能维持太久——因为对方的孩子反对，两个人又离了婚，并且约好，等孩子初中毕业以后再复婚。
这个约定听起来有点委屈，但在小城里，这样的安排并不罕见：两个人还有感情，只是中间隔着一个孩子，得等孩子长大，等一个合适的时机。她的前夫后来在陈家客厅里痛哭过，责怪自己不该离婚。这句话是不是真心，旁人无从判断，但至少说明，这段关系并没有真的断干净。
她三十二岁，想要一个孩子。
7月7日那天去重庆，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去医院看身体。她身体不太好，需要补充黄体酮。
黄体酮这三个字，和“女主播”“名牌”“红色甲壳虫”放在一起，显得很不搭。但这才是一个人真实的生活：台前光鲜，台下要跑医院，要算日子，要听医生的话，要担心自己还能不能怀上。她请了一周假去香港、深圳，买了几千块的裙子，回办公室给同事看；可她真正惦记的，可能是医院里那张检查单。
如果那一天没有发生后面的事，她的人生大概会沿着一条很普通的线走下去：复婚，生孩子，继续在电视台上班，继续在《城际新闻》里念稿子，继续在每个周末回老党校宿舍的父母家吃饭。
她平时就住在父母那里。阳光尚城那套房子，更像是她一个人的落脚处。
父母住在老党校宿舍。那是永川老城区的一处院子，房子不新，但住惯了。她下了班就回去，推门进来喊一声“妈妈”；如果客厅里只有父亲，就问一句“爸爸，妈妈呢？”这是何家明后来反复回忆的一个细节——一个成年女儿回家时的固定台词，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直到有一天再也没有响起。
何家明跟丈夫陈昌水在客厅看电视等她。往常这个时候，女儿会推门进来。7月7日的那个晚上，这个动作没有发生。客厅里的电视还开着，两位老人一直等到十一点多。
那条短信写的是：“太晚了就不要回来了。”
第二节 7月7日：从重庆回来的那一天
7月7日，是个星期一。
下午一点，程君带着司机，开车到阳光尚城接陈霞，一起去重庆。
程君比陈霞大几岁，是永川一位房地产商的妻子，也是陈霞结拜的干姐姐。两个人认识十来年，从工作关系处成了姐妹。陈昌水也认识程君的父亲，那位老人以前是永川财政局的局长，后来出了事，判了刑。
这一趟去重庆，陈霞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去医院看身体，她想要孩子，身体不好，需要补充黄体酮。另一个，是去找在一家银行当老总的表哥，帮程君办一笔一千万元的贷款。
一趟行程，一半是自己的事，一半是朋友的事。
程君在永川的生意圈里有些资源，但一千万的贷款不是小事，需要银行那边的熟人牵线。陈霞的表哥在一家银行当老总，这层关系就成了这件事的支点。7月7日这天跑一趟重庆，既是看病，也是还人情。小城里的人情就是这样，你帮我一次，我记着；我帮你一次，你也记着。十年干姐妹，账早就说不清了。
从重庆回永川，车程不算近。司机把她们送回阳光尚城时，天已经黑了。两个人在小区门口的“肥牛仔”吃了饭。那家店在永川属于中高消费，陈霞是常客。服务员后来回忆，她一般是跟同事或者姐妹来，有一两次看到她与一位陌生男士单独来过；她长得漂亮，是主持人，但对服务员常常笑脸相对，人不错。
这顿饭吃了一个小时，聊的可能是贷款，可能是医院，也可能是谁家孩子、哪个盘、哪条街新开了店。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晚上。
七月的夜晚，小区门口的路灯是老式的钠灯，光是黄的，照不远。工商银行门口那片露天停车带，白天停得满满当当，到了深夜就空出一半。树影落在地上，半人高的灌木把车位和马路隔开，从路上经过的人，很难看清车位那边站着谁。
陈霞把车停在那里，大概只是因为方便：离单元门近，第二天出门也顺。她在这座城市生活了三十多年，走过无数个这样的夜晚，大概从没想过会出什么事。人对熟悉的地方是没有防备的，这是本能，也是所有作案者都懂的道理。
吃完饭，她们上了楼，在陈霞家里看电视、聊天。那套82平方米的房子，平时她一个人住，来了客人就显得热闹一些。电视开着，两个人坐在沙发上说话，说了多久，没有人知道。监控只记下了一个时间：晚上十一点三十分左右，两个人一起从楼里出来。
也就在这段时间里，何家明在几十公里外的老党校宿舍，给女儿打了一个电话。
十一点零九分，电话没有接。她发了一条短信：“太晚了就不要回来了。”
十一点二十分，陈霞回了电话，语音急促：“妈，啥事？”
“你们睡嘛，马上就回来了。”她说。
她可能没有看到那条短信。她只是接到未接来电提醒，回拨过去，告诉母亲自己马上回家。那时候她还在楼里，或者正要下楼。十三分钟后，监控拍到她走出单元门。
这是她最后一次和家人说话。
到了楼下，两个人分头取车。程君往左，陈霞往右。
这一段路很短。从单元门口到小区右侧工商银行门前的露天停车带，不过几十米。那里是朋友花花常停的车位，车位旁边有一棵树，后边是半人高的绿化灌木。晚上灯光昏黄，视线不好。
十一点半过，陈霞走向她那辆红色的甲壳虫。
小区的监控，通常优先覆盖出入口、主干道和单元门，停车带、绿化带这些地方往往是边角。那天夜里拍到的画面，只到“她走向右边”为止；她拉开车门之后发生了什么，监控没有给出答案。这个盲区，在案发后被反复提起，也成了很多人心里的一个结：如果那个位置有第二个探头，事情会不会不一样。
答案是不会。摄像头能记录，但不能阻止。
这是监控里最后一次看到她。
就在同一个晚上，十点半，花花也来过这里。
她发现自己的常用车位被占了，占位的就是那辆熟悉的红色甲壳虫——她认得，是陈霞的车。于是她把车停到了甲壳虫的斜对面。
车停好，她看见街边有两个男人。一个穿白衣，站在马路旁；另一个穿黑衣，蹲在几米开外的地方。
看见花花的车进来，白衣男子走到黑衣男子跟前，说了几句话。然后，两个人朝花花的车走过来。
花花心里一紧。她觉得这两个人不像好人，赶紧把车门锁上。抬头的那一瞬间，她正好和白衣男子对视了几秒。
就在这时，后排的车门被打开了——后排坐着一位抱着孩子的母亲。两名男子随后离开。
花花在车里坐了一会儿，等那两个人走远，才下车回家。她事后想起来，还会后怕：如果那天后排没有人，如果那两秒的对视没有发生，会怎么样？
第二天早上她下楼，看见那辆红色甲壳虫已经不在了。她以为陈霞昨晚把车开走了。
没有人想到，那辆车不是被主人开走的。
第三节 停车场里的两个男人
7月8日上午，陈昌水买了一条鱼回家。
女儿喜欢吃清汤鱼，他打算中午做。拿起电话打过去，关机。另一个133开头的号码，无法接通。老两口想，年轻人睡得晚，醒了总会打回来。
十点半，没动静。十二点，还是不通。
何家明心里掠过一丝不祥：“怕不对哦，啷个还打不通喃！”
两个人下楼，打车去阳光尚城4栋。门开了，屋里没人，床铺叠得整整齐齐。下楼一看，红色甲壳虫不见了。
他们又掉头跑到电视台，找到主任易庭兵。易庭兵也正在着急：“我们也在找她啊，马上该她的节目了，人都不见！”
下午四点，何家明跑到萱花派出所报案。晚上七点，永川电视台向双龙派出所报案。
报案之后是等待。
那两天，何家明和陈昌水把能找的地方都找了一遍：女儿的房子、电视台、她的朋友。电话一直打，一直是关机。电视台那边，栏目不能停，同事替她出镜，屏幕上的名字还在，人却不在。易庭兵一边安排代班，一边到处问。
对一个家庭来说，那两天是空的。人不见了，什么都做不了，只能等一个电话。
一个三十二岁的女主播，连人带车，从这座小城里消失了。
那一天，没有人知道该往哪里找。一个人不见了，最先想到的总是她自己走了、出去玩了、临时有事。这种想法能撑住人几个小时，撑不过一个晚上。等到第二天的太阳出来，所有人心里其实都明白了：事情不对。
可“不对”到什么程度，还是没有人敢往最坏的地方想。
派出所接到报案后，先按失踪人口处理。做笔录、登记体貌特征、留下联系方式、调取最近的通话记录。这是标准流程，不快，但每一步都在往前走。到了晚上，事情的性质变了——电视台也报了案，一个本地知名主持人失踪，加上那辆扎眼的车，案子被提到了更高的层级。
永川警方很快成立了专案组，一路人查人，一路人查车，还有一路人查钱。
查人的一路，从她身边的人开始。父母、前夫、程君、花花、同事、台里的领导，一个一个问。问的都是一样的问题：最后一次见她是什么时候，她最近有没有异常，有没有跟人结怨，有没有提到过被谁跟踪。问完一圈，没有答案。她的人际关系复杂，但没有仇家。
查车的一路，把7月7日夜间永川出城方向的监控一段一段调出来。那个年代，城区的摄像头已经不少，但乡镇公路上的覆盖并没有今天这么密。车出了城，画面就断了，只能靠卡口一张一张地比对。红色的车在夜里显眼，也容易找。
查钱的一路，去银行查她名下账户的流水。记录显示，7月8日凌晨有一笔取款，地点不在永川城区，而在往大足方向的一台机器上。这个时间和地点，基本把范围框死了：人在7月7日深夜到7月8日凌晨之间，被带出了城。
线索很快指向了大足方向。
7月8日清晨，几十公里外的大足龙水镇，警方在一条溪沟边拉起了警戒线。当天夜里，这条线与永川的失踪案对上了。7月9日，通过遗物照片比对，确认了身份。
警方的动作比外界看到的要快。7月10日晚上十点过，民警在四川巴中市将两名犯罪嫌疑人抓获；7月16日，另一名涉案人员落网。巴中在四川东北部，离重庆不近。两个人作案后往那个方向跑，符合“流窜”的特征：不在本地落脚，不在本地销赃，尽快离开。
跨省追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嫌疑人离开之后，落脚点、通讯、消费记录都要重新排查；两个省的警方要对接，信息要互通，行动要协调。从7月7日深夜她失踪，到7月10日晚上在巴中落网，中间只有三天。这三天里，办案的人大概没怎么睡。
两人都是安徽籍。
这一点在当年的通报里很明确，也成为后来许多讨论的起点：一个安徽人，为什么会在重庆永川的小区门口，守着一个女主播的车位？答案其实不复杂——流窜作案的人，往往沿着城市之间的交通线走，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挑最容易得手的目标。他们不需要认识她，只需要观察她几天：几点下班，车停哪里，一个人还是两个人，身上有没有值钱的东西。
这也解释了他们为什么会在停车场守候多日。那不是临时起意，是踩点。
警方介入后，第一条线索来自监控。
小区门口的摄像头，记录下了7月7日深夜的画面：十一点半左右，陈霞和程君一起从楼里出来；两人在楼下分开；陈霞朝右侧的停车带走过去。之后，那辆红色甲壳虫驶出画面。
时间是深夜，车牌在昏黄的灯下并不清楚，但车的颜色、车型太显眼。红色甲壳虫在永川不多。
第二条线索，来自路面卡口。
车子离开小区后没有往她父母家的方向走，而是沿着出城的路，往大足方向去了。深夜里，一辆红色的车，一个没有回家的女人。
第三条线索，来自人。
花花跟警方讲了7月7日晚十点半的那一幕：两个男人，一个白衣，一个黑衣，一个站着，一个蹲着，看到她锁车，看到她与白衣男子对视，然后走开。
这条线索后来被反复提起。有人说，那两个人在停车场附近已经守了不止一个晚上；有人说，他们原本可能对花花动手，被她的警觉挡了回去。这些说法在当时的报道里以“有消息称”的形式出现，警方并未逐条公布。能确认的是：在那个停车带附近，那个晚上，确实有两个男人在等。
等了一个小时左右，他们等到了另一辆车，和另一个女人。
从7月7日深夜到7月10日深夜，七十二小时。案子破得不算慢。
但破案的速度，赶不上一个人消失的速度。
审讯是在巴中开始的。两名男子面对民警，先是不说话，后来开口。他们承认，7月7日晚上，在永川一个小区外面，他们进了那个女人的车，把车开走了。
至于车开去了哪里，车上发生了什么，他们讲得很慢，很碎。
第四节 车内：那句“把密码说出来”
以下这一段，是根据当年庭审披露的指控、警方通报以及媒体对案情的还原整理的。有些细节，只有两个凶手自己知道；有些空白，永远填不上了。
7月7日晚上十一点半过，陈霞走到自己的车边。
她拉开车门，坐进驾驶座。包放在副驾驶，钥匙插进锁孔，车灯亮了一下。
就在这个时候，车门被从另一侧拉开了。
两个人。一个从后座上来，一个绕到另一边。后来庭审的表述是“闯入被害人驾驶的轿车内将被害人劫持”。这个“闯入”，在现实里可能只有两三秒：车门开、人进来、一只手压住她的肩，另一只手把她的头按向一边。
她来不及喊。即使喊了，那个位置也没有人能听见——车位旁边是一棵树，后边是半人高的灌木，深夜的银行门口空无一人。
车没有熄火。有人坐到了驾驶位，或者逼着她把车开出停车带。红色的甲壳虫驶出小区右侧，拐上大路，往出城的方向去。
后来的路线，警方从卡口里一段一段拼了出来：车没有往她父母住的老党校宿舍去，也没有往任何她熟悉的地方去，而是朝着大足的方向。
车里发生了什么，只有三个人知道。两个男人，和她。
从十一点半过到凌晨一点，大约一个半小时。一个半小时，在正常的日子里只够从永川开到大足，再找个地方吃碗面。但在那辆车里，一个半小时被拉得很长。
车里的空间很小。后排两个人，或者一个人在后排、一个人在前排副驾，把她夹在中间。车窗关着，外面是夜里的国道，路灯一段有一段没有。她不能开车门，不能喊，不能拨电话。手机在包里，包在副驾驶，或者已经被拿走了。
能确认的是：他们要钱。他们逼她说出银行卡密码。
一个女人在深夜的车里，被两个陌生的男人控制着，车越开越远，路越来越黑。她能做的，只有把密码说出来。她说了。
说密码这件事，本身就意味着她做了一个判断：钱比命重要，或者说，钱可以换命。这是大多数人在那种情况下会做的判断，也是最符合常理的选择。面对两个只要钱的人，配合、交出财物、不激怒对方，是教科书式的自保。
她可能还做了别的努力：记住他们的口音，记住车往哪个方向开，记住路过了哪些地方，记住他们说了什么。这些努力后来有没有用，没有人知道。她没有机会讲出来。
车继续开。7月8日凌晨一点左右，也就是从她被劫持算起大约一个半小时之后，两个人在自动取款机上取出了卡里的现金，一万五千元。
一万五千元。这个数字在后来的一审报道里写得很清楚。
一台ATM，一张卡，一天能取的现金有限额。一万五千元，很可能已经是当时那张卡在当天的取款上限。换句话说，他们不是只想要一万五，他们是只能先拿到一万五。剩下的钱在卡里，卡在他们手上，人还在他们手上。
取完钱，车又开了一段。前面是大足龙水镇，再往前，是那座连接龙水与棠香街的公路桥。
她把能给的都给了。卡里的钱，包里的现金。她求他们，钱都拿走，放她回去。家里还有父母在等她，她第二天还要上节目。
她以为，钱给出去，人就能回去。
毕竟，劫财的人要的是财。财已经到了手，人就没有用了。
车在桥边停了下来。
凌晨一点过，龙水镇的这段路上没有车，没有人，只有桥下很浅的溪水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