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世界级指挥家小泽征尔听完二胡后当众落泪,这首让他不禁失态的曲子,竟出自一个从未进过音乐学院的街头盲人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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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来源:杨荫浏、曹安和、储师竹:《瞎子阿炳曲集》,黄鹤:《跪地而泣的大师》,《环球人物》、赵沨等:《阿炳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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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6月,北京,中央音乐学院教学楼二层的一间小教室。

屋子不大,坐了一屋子人,气氛有点微妙。

前面几个节目都演完了,掌声也鼓过了,台底下只剩一个节目。

上台的是个十七岁的姑娘,叫姜建华,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的学生,手里拎着一把二胡。

她后来成了二胡演奏家,旅居日本,可那会儿她只是个学生。

她是被临时叫来加演的,人往椅子上一坐,先低头调了调弦。

台下第一排坐着个头发蓬乱、眉眼很深的日本人,五十来岁。

头一天,他在北京指挥中央乐团演了一场,曲目里就有一支弦乐合奏的《二泉映月》。

这人叫小泽征尔。

姜建华定了定神,弓子搭上弦,拉的是《二泉映月》。

开头那几个音很低,像是从地底下慢慢渗出来的,一个音压着一个音。

屋子里原本还有些窸窸窣窣的动静,拉着拉着,没声了。

小泽征尔先是低着头听,后来抬手把脸捂住了。

再往后,他做了一个让全场都吓了一跳的动作——从椅子上出溜下去,双膝着地,跪在了那儿。

屋里的人全慌了。

有人以为他上了年纪,身体出了毛病,赶紧伸手去扶。

他摆摆手,把人挡回去,说了一句挺认真的话:这种音乐应当跪下去听,坐着和站着听,都是极不恭敬的。

他就那么跪着,一直跪到曲终。

站起来的时候满脸是泪,冲着姜建华深深鞠了一躬,说:谢谢你的演奏,要是早一点听到你用二胡拉这首曲子,我是根本不敢指挥乐队再演奏它的。

这一年,写这首曲子的人,已经死了二十八年。

那人叫华彦钧,小名阿炳,无锡人。

一辈子没进过音乐学院,没拜过一位科班老师,没留下一张照片。

晚年那几年,他靠一副白玻璃眼镜、一把胡琴、三片竹板,在无锡街上讨生活。

一个街头瞎子手里流出来的曲子,让一个走遍世界的指挥家当众跪在地上。

这事听着像编的。

可它真真切切发生过,日子、地点、人名,一样不差。



【一】

故事得从无锡东亭镇讲起。

1893年,农历七月初九,一个男孩出生在东亭镇春和村。

家里给他起名华彦钧,小名阿炳。

这孩子的出身,从一开始就有点说不清。

他从小被过继给城里雷尊殿的当家道士华清和做儿子,穿道袍,管华清和叫师父。

亲生父母是谁,他自己到死也没弄明白。

雷尊殿在无锡城中心,就在崇安寺那一带。

那地方是城里最热闹的所在,庙、铺子、摊头、书场挤在一处,从早到晚人声不断。

殿里一年到头有活儿。

初一十五的香火,人家请做的道场,丧事里的吹打,喜事里的唱赞,锣、鼓、钹、笛、笙一开腔就是半天。

阿炳从小听的不是唱片,是活的音乐,谁家请了几个人、吹的什么调、打到第几通鼓,他耳朵里都有数。

华清和不是一般的道士。

这人号雪梅,无锡东亭镇人,吹拉弹打样样拿得起来,最精的是琵琶,当地给他起了个绰号叫"铁手琵琶"。

道场上的活儿一年到头不断,吹打、唱赞、法器,样样要人上手,殿里不缺实践的机会。

道场上的分工很细:有领腔的,有吹笛的,有打鼓的,有敲钹的。

阿炳从最底下的差事干起,一样一样轮过来。

阿炳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

别人家孩子启蒙念的是《三字经》,他启蒙念的是工尺谱;别人家孩子放学去玩,他跟着师父在殿里练指法。

琵琶、二胡、三弦、笛子、鼓,一样一样往下过。

华清和教得严,一个音不对,重来;一段节奏塌了,重来。

这里得说句公道话:阿炳后来那一手功夫,根子在这儿。

他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天才,是从小被摁在琴弦上磨出来的。

小孩学琴,多半是被逼的。

阿炳不太一样。

他学得快,也上瘾。

杨荫浏后来写他的小传,说这孩子遇到自己喜欢的曲调,不管奏的人是谁,都要竭力设法跟人家学。

街上来个卖唱的,他追着听;庙里来个游方僧人,他也凑上去。

道场上的吹打、街面上流行的小调,他都往耳朵里收。

学完了回来自己琢磨,琢磨不明白再去找人。

这么练下来,本地流行的乐器,他几乎样样都会,而且都相当拿得出手。

不到二十岁,无锡城里办道场的人开始点他的名字。

长大以后,他接了师父的班,成了雷尊殿的道士。

道场上的活儿他干得漂亮,名气在城里渐渐起来了。

按说这条路挺稳当:守着殿,做着法事,混口安稳饭吃,日子一眼能望到头。

阿炳偏不走。

他太爱奏乐了。

爱到什么程度?爱到跑去跟吹鼓手混在一起。

吹鼓手是什么活儿?人家婚丧嫁娶,红白喜事,一群人在门口吹吹打打,图个热闹。

这行当在当年的体面人眼里,地位不高。

道士们更看不惯——你一个殿里的道士,跑去跟吹鼓手一块儿在街上吹,像什么话?

道士们把他挤了出去。

阿炳也没觉得多委屈,索性就当了吹鼓手。

当了吹鼓手,他还是那副德行:哪儿人多往哪儿去。

集市上支个场子,当众就拉;街上走着走着,有人喊一嗓子"阿炳,来一段",他停下就拉。

吹鼓手有吹鼓手的规矩,讲究跟着活儿走,不是自己找场子。

他这么干,又把同行得罪了。

吹鼓手们把他也挤了出去。

到这一步,阿炳没什么可退的了。

他成了一个纯粹的街头艺人。

从雷尊殿的道士,到街头卖艺的,这一路是往下走的。

他从此再没离开过街头,也再没离开过琴。



【二】

1927年,阿炳三十五岁。

这一年,他的眼睛出了问题。

起初不算大事,就是眼睛不舒服,红、疼、看不清。

那个年头看病要花钱,一个在街上拉琴的人,手里能有多少钱?

拖着,忍着,拿点土方子对付着。

拖着拖着,拖成了两眼全瞎。

杨荫浏写得很克制,只用了几个字:害眼睛,没有及时得到治疗,竟变成了两眼全瞎。

从这一年起,无锡街上多了一个戴白玻璃眼镜的瞎子。

那副眼镜没有度数,白玻璃,什么也看不见,戴上纯粹是为了遮。

无锡的街不宽,巷子多,他摸得比不少明眼人还熟,哪条巷子通哪条街,哪家门口有台阶,脚底下都有数。

他胸前挂着琵琶,背上背着胡琴,手里攥着三片竹板——那是给唱词打拍子用的——走起路来叮叮当当。

无锡人都认得他,叫他瞎子阿炳。

他自己也认这个名字。

有人喊他华彦钧,他还不乐意,说:这个名字我久已不用了,谁都不知道,你们还是叫我瞎子阿炳的好,街上很多人熟悉的,就只是瞎子阿炳这个名。

那会儿的无锡是水陆码头,运河里船来船往,米市、布市撑着半个城。

街面上什么营生都有:说书的、唱滩簧的、变戏法的、卖梨膏糖的、算命测字的。

瞎子在这条街上讨生活,靠的不是可怜,是本事。

失了明的人,日子怎么过?

很多人以为,瞎子卖艺,就是蹲在墙角伸手要钱。

阿炳不是。

杨荫浏的说法是:他跟那些寄生在街头的叫花子截然不同,从来不随便收人家一个施舍的大钱,纯粹靠演唱维持生活,从来没有向人乞怜的样子。人家叫他奏,他才奏;叫他唱,他才唱。人家给报酬,不管多少,他不道谢,也不争多嫌少。有时候人家请他奏唱,一个钱不给,他也一样高高兴兴地给人奏、给人唱。

这话听着有点硬气,其实是他给自己划的一条线:我是卖艺的,不是要饭的。

城里办红白事的人家,有时专门到街上找他,他不挑活儿,也不还价,给多少算多少。

更绝的是他的"新闻"。

那时候没有收音机,报纸也不是人人看得起。

阿炳每天上午摸到几处小摊头、香烟铺子,往那儿一坐,叫人讲当天的新闻给他听。

谁家出了事,哪儿闹了动静,市面上什么价,什么新鲜事,他一条一条听进去。

听完了,下午就上了街。

胡琴一拉,竹板一打,上午听来的事,已经变成了有板有眼、合辙押韵的唱词,从他嘴里唱出来。

一个瞎子,一天之内把新闻编成唱段,还押韵,还能唱。

杨荫浏说他有"创作歌词的天才"。

这话不是客套,一个不识字、不识谱的人,脑子里存着几百首调子,还得每天现编现唱,靠的全是记性和耳朵。

他还有一手绝活:模仿。

鸡叫、狗吠、鸟叫,男人女人的哭、笑、叹气,乃至无锡土话的腔调,他都能在胡琴上仿出来。

街上的人爱听这个,一听就围一圈。

阿炳自己看不上这些。

杨荫浏记得清清楚楚:这些"玩意儿"在他眼里不能算音乐,讲不上什么好坏,只能偶然用来在外行人中间凑凑趣儿。碰上懂行的要他玩这些,他会觉得人家是轻视了他的音乐,脸上现出失望和不高兴,拒绝得很干脆:你要听这些东西干吗?我希望你赏识的,是功夫和神韵啊。

功夫,是手上的技术。神韵,是手底下的那口气。

一个在街上讨生活的人,心里装的居然是这两个字。

就在这些年的街头,那首后来叫《二泉映月》的曲子,被一遍一遍地拉出来。

那时候它还没有名字。

阿炳管它叫"依心曲",也叫"自来腔"——心里怎么想,手上就怎么走。

他没把它当作品,也没想过给谁听。

今天在这个巷口拉一遍,明天在那个码头拉一遍,每次都不太一样,拉长了,拉短了,加个花,减个音,全看当时的心气。

一支曲子,就这么在无锡的街上,被他拉了十几年、二十几年。

没人记谱,没人录音,没人知道它叫什么,也没人问过。



【三】

1948年夏天,出了一件把阿炳彻底吓住的事。

那天他在街头拉琴,天忽然下雨,雨来得急,把他连人带琴浇了个透。

他摸着往回走,斜刺里冲过来一辆人力车,把他撞倒了。

人摔了,琴也摔了。

琵琶磕开了,人力车上拉手的柄儿,把他胡琴上的蛇皮戳穿了一个洞。

这还不算完。

当天夜里,老鼠把他胡琴弓上的马尾咬断了。

一天一夜,三样乐器,三回出事,回回都冲着琴来的。

阿炳认定这不是好兆头。

他把琴收了起来,从此再不肯动手。

杨荫浏记下了他当时的话:这些不幸的事情,又都是指定了我的乐器而发生,那绝不是好兆。

这一收,就是两年。

两年里,无锡街上那个戴白玻璃眼镜的身影还在,琴还挂在身上,可他不拉了,也不唱了。

有人请他,他摆手。

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拉,他把那天的倒霉事说一遍,末了加一句:我不敢再动手了。

1950年夏天,一个人从北京回到无锡,找上门来。

这人叫杨荫浏,无锡人,跟阿炳是同乡。

他少年时就认识阿炳,还跟着阿炳学过在三弦和琵琶上弹《梅花三弄》。

杨荫浏这次回来,是冲着阿炳来的。

他在音乐研究机构做事,手里有一台当时最先进的钢丝录音机。

他听说阿炳病得厉害,怕人撑不了多久,想赶在前头,把这个人肚子里的曲子留下来。

在这之前,同乡黎松寿往北京写过信,说阿炳病重。

黎松寿家跟阿炳家离得不远,他爱拉胡琴,跟阿炳相当接近,阿炳那些调子,他学过不少。

信里的意思很明白:人病得厉害,得赶紧想办法。

杨荫浏就是循着这封信来的。

他带着机器南下,那台钢丝录音机是当时最新的设备,声音录在细钢丝上,能反复放出来听。

找到阿炳,阿炳先给了一盆冷水:我不奏音乐,已经两年了,我的技术荒疏了,我的乐器,也都破坏得一样都不能用了。

杨荫浏没走,一遍一遍地劝。

劝到末了,阿炳松了口:我荒疏太久了,让我练上三天,再演奏吧。

杨荫浏当天就从乐器店借了一把新胡琴、一面新琵琶,送到阿炳手里。

当天晚上,街上的人就看见阿炳了。

他站在街头,拉着那把借来的胡琴,一练就是两个钟头。

第二天杨荫浏问他练得怎么样,他说,晚上在街上练了两个钟头左右。

第三天晚上,他拉给杨荫浏听。

一个两年没碰琴的瞎子,一把借来的、完全不合手的胡琴,练了三个晚上。

杨荫浏听完,只留下一句评价:何等的熟练和坚强。

1950年9月2日,晚上七点半,无锡城里一间叫三圣阁的屋子。

屋里到了八个人:阿炳,他的妻子董催弟,杨荫浏,弹琵琶的曹安和,无锡的祝世匡,黎松寿,黎松寿的妻子曹志伟,还有曹志伟的父亲曹培灵。

曹安和是弹琵琶的,跟杨荫浏一起做民间音乐的搜集;祝世匡是无锡本地搞音乐的;黎松寿两口子是帮着张罗的人。

桌上摆着一台钢丝录音机。

杨荫浏先把机器试了一遍,钢丝走得稳,才让阿炳开始。

阿炳穿戴得很整齐,身背琵琶,手执二胡,摸黑走进来,坐下。

钢丝带开始转。



【四】

第一支曲子,就是那支在街上一直没有名字的"依心曲"。

屋子很静。

钢丝带转动的细微声响,混在琴声里。

阿炳的手很稳,弓子走得不急不慢,一个音一个音往下压。

拉到一半,杨荫浏在边上没动,曹安和也没动,八个人里没有一个出声。

曲终,录音机停。

杨荫浏问他:这曲子叫什么名字?

阿炳低着头,沉了很久,说:就叫《二泉印月》吧。

杨荫浏说,"印"字能不能改成"映山河"的"映"?

阿炳说:杨老师你是读书人,学问大,就依你的,就叫《二泉映月》。

一个在街上拉了半辈子、连名字都没有的曲子,就在这间屋子里,有了名字。

接下来,他又录了五首:二胡的《听松》《寒春风曲》,琵琶的《龙船》《昭君出塞》《大浪淘沙》。

《二泉映月》一遍就过。

接下来的几天,另外五首也陆续录完。

六首曲子,一共录了几天。

钢丝带转完那一圈的时候,屋里这八个人谁也没想到,这盘带子要等二十八年,才等来一个肯为它跪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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