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享受被渴望的感觉！”54岁戛纳影后谈男性凝视，回答相当大胆

母亲是爱马仕铂金包命名的来源，自己拿过戛纳影后，夏洛特·甘斯布却说，她曾觉得自己是家里最不好看的那一个。在德国版《GQ》专访中，这位以大胆角色闻名的演员，谈起了镜头之外的自卑、伴侣间的吃醋，以及面对母亲时的拘谨。

据德国版《GQ》11月12日发布的专访报道，夏洛特·甘斯布将获颁该杂志年度人物活动的“年度女性”荣誉。

得知消息后，她高兴、感激，也有些意外：她并不觉得自己完全配得上这份肯定，甚至时常意识不到，法国之外也有许多认识她的观众。

对看过《反基督者》《忧郁症》《女性瘾者》的人来说，这样的回答或许与她的银幕形象有些距离。她演过激烈、痛苦、充满争议的角色，2009年还凭《反基督者》获得戛纳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

但她说，那种担心自己不够好、觉得自己像个冒牌货的感受，一直没有消失。

她的父亲是法国音乐人塞尔日·甘斯布，母亲是演员、歌手简·伯金，爱马仕的Birkin铂金包便以母亲的名字命名。在这样的家庭长大，进入演艺圈对她而言几乎是顺势发生的事。

母亲听说有电影在寻找年轻女孩，就在厨房桌上留了张纸条，让她去试试。她13岁拍了第一部电影，14岁凭《不害臊的姑娘》获得凯撒奖，后来几乎每个学校假期都在拍戏。

可父母并没有让她觉得，自己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他们很早就提醒她，这一切可能很快结束。因此，拍完最初几部电影后，她总会担心：下一次还会有人找自己吗？没有读过表演学校，也没有系统学习声乐和音乐，这些事至今仍让她不自在。

外貌则是另一种更早出现的压力。

夏洛特说，十一二岁以前，她像个假小子，过得很快乐。

再长大一些，开始把自己与家里的女性比较，日子就变得难熬。外祖母漂亮，母亲漂亮，继母也漂亮，连简·伯金本人都觉得自己不如母亲好看。

“我们家不会说，‘外貌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脑子里有什么。’在我们家，外貌似乎是最重要的。”

她曾想模仿母亲的穿着，可同样是牛仔裤，穿在自己身上就是没有母亲的样子。“站在她们旁边，我觉得自己丑极了。”她说，这让自己的成长过程十分艰难。

后来，摄影师姐姐凯特为她做造型、拍照片，她才发现，被拍摄也可以是一件有趣的事。再后来，设计师尼古拉·盖斯奇埃尔邀请她拍摄巴黎世家广告，让她尝试不同服装，她开始重新认识自己的外貌和身体。

如今，谈到女性在镜头里如何被呈现，她也有自己的判断。

采访者问，在人们重新审视过去的艺术与性自由时，该怎样区分创作开放与女性被物化？夏洛特先强调，女性应当拥有自己的权利，人们需要继续争取平等，结束对女性的不公平待遇与利用。

随后，她补充：

“但从男性视角被呈现，就一定是坏事吗？对我来说，这没有问题。我享受被渴望的感觉。我从未因此觉得自己低人一等。欲望是我们应该保留的东西。”

她并不回避亲密戏给现实关系带来的情绪。

她与演员、导演伊万·阿达勒会看彼此的电影，知道对方要拍亲热场面，或者亲吻别的演员，她当然也会吃醋。她猜伊万多少也有类似感受，只是这种情绪持续不了多久。

《反基督者》参加戛纳电影节前，她特意让伊万提前看过影片，避免他第一次看到那些激烈场面，是在坐满观众的首映现场。据她回忆，伊万很喜欢这部电影，也喜欢导演拉斯·冯·提尔让她展现出来的表演。

与这位导演合作，却并不总是轻松的。

夏洛特回忆，拍《忧郁症》时，她一直不开心，觉得导演对自己不满意，甚至反复怀疑自己会不会被开除。直到拍摄结束，一位制片人才告诉她，没能及时安慰她，是因为导演希望她保持不安、焦虑和不舒服的状态。

对她自己而言，那种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无法完全掌握局面的工作状态，恰恰有吸引力。她喜欢被导演带入陌生处境，也喜欢深入一个正在受苦的角色。

不过，当被问到是否喜欢主动挑衅时，她给出的回答是：“如果没有别人替我完成真正的创作，我没有足够的勇气去挑衅。”她愿意成为艺术家表达的一部分，却不确定单靠自己，是否会作出同样大胆的选择。

这种拘谨，在她为母亲拍摄纪录片《夏洛特眼中的简》时表现得尤其明显。

第一次在日本采访母亲，她直接问了那些难以启齿的问题，简·伯金随即拒绝继续：“我不想做这个了，我们停下来，我不想拍这部电影。”

项目直到两年后才重新得到母亲同意。再次拿起摄影机时，夏洛特仍小心翼翼，害怕让母亲不舒服。她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别人家的母女似乎能自然相处，自己面对深爱的母亲，却会感到害羞。

“对自己的母亲感到害羞，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拍到后来，简·伯金渐渐放下了顾虑，愿意与女儿深入交谈。她告诉夏洛特，自己也曾希望能与自己的母亲这样靠近。

夏洛特说，她感激拍摄中与母亲共度的每一分钟，也庆幸自己最终完成了这部电影。

对于父亲，她没有得到同样的机会。

采访者问，如果还能与父亲交谈，她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

她的回答只有一句：

“所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