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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萍说:若非博古两道命令,1945年接收上海的就是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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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秋,上海郊外,张爱萍面对一群刚刚拿起武器的青年,讲的不是豪言壮语,而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平原无险、水网纵横,游击队究竟怎样活下来,又怎样打出去?

那时的上海已经陷入战火。城市被日军占领,大批难民涌向郊区,许多人心里憋着一口气,却不知道该如何反抗。张爱萍到达上海后,担任中共浙江省委军委书记,手中没有现成部队,也没有充足武器。

他没有坐等条件成熟,而是深入难民和乡村,宣传抗日,寻找愿意拿枪的人。十多天内,一支由爱国青年和农民组成的队伍逐渐形成。人不多,装备也差,真正的难题还在后面。

这些新加入的队员大多没有受过训练。张爱萍便把临时驻地变成课堂,讲射击,讲警戒,讲侦察,也讲如何利用河道、村庄和芦苇荡隐蔽行动。他曾在抗日军政大学任教,明白新兵最缺的不是口号,而是战场上能保命的本领。

上海郊区不同于陕北山地。这里没有连绵山岭,只有平原、水网和彼此相连的村庄。张爱萍据此把队伍拆分成若干小股,分散隐蔽,昼伏夜出,必要时再集中兵力打击敌人。力量虽小,调动却要灵活。

有意思的是,这支队伍尚未完全成形,组织上的变化便接连到来。中共浙江省委撤离上海后,张爱萍原本打算留在护杭宁地区,继续经营这支游击力量。就在这个时候,南京中共代表团负责人博古发来第一道命令。

命令要求改组省军委,成立外省工作委员会,并前往浙江、南京接受新的任务。张爱萍不愿轻易放下刚刚建立的队伍,曾考虑让副书记吴仲超代为前往。但在组织关系和战局变化面前,他还是动身去了南京。

等他赶到南京,形势又变了。中共代表团已经撤往武汉。张爱萍没有立即离开,而是带人搜集国民党军遗弃的武器,准备在当地继续开展游击战。三天后,第二道命令传来:部队撤往武汉。

这一次,他不得不离开上海郊区。那支刚刚拉起来的队伍,也由其他同志继续负责。张爱萍随后转赴武汉,后来担任中共豫皖苏省委书记,到津浦路东开辟敌后根据地。一次调动,改变了他的行动方向,也让上海的抗日武装失去了一位熟悉当地情况的组织者。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上海附近并没有足以迅速控制城市的共产党主力。蒋介石方面借助美军运输力量,把部队很快送入上海,完成了接收。身在淮北新四军系统的张爱萍听到消息后,感到十分遗憾,留下了那句后来广为人知的话:“若不是博古两道命令,接收上海的就是我张爱萍了。”

这句话容易被理解成争夺功名,其实并不准确。张爱萍惋惜的,是一支抗日武装和一片工作基础被迫中断,更担心上海在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首先控制。至于个人名位,他一向看得很淡。

1933年,红军准备组建少共国际师,组织曾考虑让张爱萍担任师长。他没有把职位视为个人荣誉,最终由陈光担任师长。1941年,新四军第四师整顿期间,他也没有接受更换师长的安排,彭雪枫继续担任第四师师长,张爱萍仍在第三师任职。

张爱萍早年的经历,也解释了这种性格从何而来。他出生于四川达县一个农民家庭,少年时常听祖母讲述田产被恶霸侵占、打官司受骗的往事。那些具体而沉重的家事,使他很早便明白,贫弱不仅来自武器不足,也来自没有知识、没有组织、没有改变命运的力量。



1925年五卅运动后,他积极参加学生活动,后来加入共青团和中国共产党。1929年,他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因伤势和工作安排,周恩来曾劝他留下。但张爱萍更愿意到苏区参加红军,最终进入红军队伍,走上了职业军人的道路。

此后的张爱萍,既能在敌后组织小股部队,也能承担海军建设和国防科技任务。新中国成立前后,他参与组建华东军区海军;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时,他担任试验现场总指挥,并向北京报告这一消息。

从上海郊区的水网,到西北戈壁的试验场,张爱萍面对的始终是具体困难:没有兵,就去组织;没有经验,就去学习;没有现成道路,就在实践中摸索。至于那次未能留在上海的调动,成为他军事生涯中少有的遗憾,也留下了一段颇具意味的历史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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