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北京后海,一座原本空置的宅院里传出朗朗读书声。把房屋腾出来办学校的人,正是清宣统帝溥仪的四弟溥任。身份特殊的皇室后裔,没有选择靠家产度日,而是把自家房屋变成了孩子们读书的地方。
这所学校名为竞业小学。学校属于私立性质,经费并不宽裕,教师需要聘请,桌椅、课本和日常开支也都要花钱。为了维持学校,溥任变卖家中物品,有时还亲自登台授课。学生多的时候,学校有二百多人。
这件小事,恰好说明了溥任和溥仪走上的两条不同道路。溥仪一生有过五位妻妾,却没有留下亲生子女。对一个皇帝而言,这曾经是关系到继承的大事;对清朝灭亡后的溥仪来说,问题虽然失去了政治意义,个人生活中的缺憾却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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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任出生于1918年,比溥仪小十二岁。清朝覆亡时,他还是个孩子,后来长期生活在北京。与兄长不同,他没有进入伪满洲国的权力中心,也没有成为日本关东军操纵下的傀儡人物。
有意思的是,溥任并非完全不了解兄长在东北的处境。1932年以后,溥仪在日本扶植下出任伪满洲国执政,后来又于1934年称帝。溥任曾随父亲载沣前往东北探望溥仪,亲眼见到日本人对伪满事务的强势干预。
那次见闻给他的触动很深。溥仪希望家人留在东北,但载沣以身体不适为由,坚持带溥任返回北京。这个决定看似只是一次家庭安排,实际却让溥任避开了伪满洲国复杂而危险的政治环境。后来的人生轨迹,也因此完全不同。
北京解放后,溥任一家居住条件发生变化。有关房产经过处理,他们搬到东城魏家胡同。1951年,溥任将家中的金印、银册以及四十多件文物捐出,另有七千多册藏书交给有关部门。曾经属于皇室家庭的物品,就这样进入公共文化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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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把特殊出身当成一张长期饭票。溥任一生主要从事教育工作,收入并不丰厚,生活也称不上宽裕。后来他曾多次捐出工资和稿费,帮助教育事业。捐款数额累计达到数十万元,而自己的居所仍是普通旧平房。
有人问过他,既然家里条件并不富裕,为什么还要捐?溥任的回答很朴素:“能帮一点,就帮一点。”这句话没有多少修饰,却能看出他对教育的理解:读书不该只是少数人的事情。
这种家风也影响了三个儿子。长子金毓嶂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后来从事地质工作,曾在青海工作,并担任过北京市政协常委。他走的不是享受祖上名望的道路,而是长期在专业岗位上积累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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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子金毓峑从事大气污染监测,参与过有关科研和环境监测项目。这个职业听起来不像显赫职位,却需要长期面对数据、仪器和现场工作,责任并不轻。皇室后裔的身份,在这样的岗位上没有多少特殊用处,真正起作用的是专业能力。
幼子金毓岚则选择了教育事业,做了三十多年教师。父亲曾经办学校,他也把时间用在课堂上,培养过不少学生。三个儿子的职业方向各不相同,却都与公共事务和社会服务有关,这并不是偶然。
溥仪没有亲生子女,晚年生活也较为孤独;溥任则有三个儿子,子孙相伴。一个曾经坐在皇位上,却没有建立起稳定的家庭生活;一个远离权力中心,从教、捐赠、育子,过完了相对平实的一生。
2015年4月10日,溥任在北京去世,享年97岁。他留下的并非显赫头衔,而是学校、藏书、文物和几代学生。对于这个家族来说,真正延续下来的,不是宫廷旧事,而是三个儿子各自在岗位上留下的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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