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有人会发出像李昌平那样的灵魂拷问:为什么这几年各种改革不断深化,基层吃财政饭的人员却不减反增?表面上看,大家都在吐槽编制管控不严、机构日益臃肿。
但深究其理,这其实是三套体制性矛盾叠加倒逼的必然结果。当前的基层治理中,过度依赖专项转移支付直接催生了大量应对台账和迎检的形式主义用工。
另外,财权上移而事权下压的错配,让基层干活必须抓紧添人,反正上级兜底,何乐而不为?更致命的是,基层自治的全面弱化,让大量本该由社会自理的事务强行转嫁,硬生生逼出了一个无限责任政府。为了填补社会自治缺位的窟窿,只能拼命增设行政岗位。
我们把时间线拉长来看,基层被大量琐碎事务所裹挟的困局,早已在日常的政务服务运行中初见端倪。很多本可以在基层内部协商解决的简单问题,大家也选择拨打12345。
原因很直接,拨打热线更方便,群众也会默认,打12345效果会更好。基层工作者在做基层治理的时候,必须考量两件事,一是治理成本,选择哪一种方式成本最低;二是干群关系,哪一种方式有利于维系良性的人际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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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过去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经验的价值所在。小事,甚至中等难度的矛盾,只要在街道乡镇的能力范围内,就尽量在属地内部化解。只有基层确实无力处置的事项,才向上流转,通过12345由上级统筹、向下派单。12345派单到基层部门之后,会带来哪些额外的治理成本?
尤其是热线对响应率、响应时长、办结率都有硬性要求。很多事情没办法做到又快又好,一旦被指标倒逼,部分地方会采取变通手段。有些短期无法根治的问题,基层会选择花钱买平安,用摆平的思路处理。短期看上去矛盾平息了,但是会产生扩散效应。
一旦有人通过这种方式拿到想要的结果,其他人就会效仿,治理成本持续抬升。其次,工单处置本身附带流程成本。收到12345转下来的诉求,就要走一套完整流程,撰写材料、留存台账、应对考核,消耗大量人力。还有一层,是持续的考核压力。
常说的三项核心指标,响应率、解决率、满意率。响应率,群众来电之后必须给到回应,绝大多数地方都能做到百分百响应。解决率,核查诉求有没有实质处理到位。满意率,不管问题有没有彻底解决,最后都要回访群众,询问对处理过程和结果是否满意。这套指标带来的压力非常大。
很多地方会定期排名,排名结果会影响干部的考核评价,哪怕不直接关联晋升,也会带来不小的心理压力。之前网上有一个观点认为增加专项资金和专人对接能解决问题,但现实是,这不仅催生了形式主义用工,更让吃财政饭的人员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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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社会、市场三者的边界,需要梳理清楚,维持平衡。很多物业相关的矛盾,本质上就是市场层面的问题。举一个物业纠纷的例子。群众投诉物业服务不好,典型场景是垃圾清运频次。物业一天清运两次,业主希望增加到三次甚至五次。
业主和物业之间,本质上属于市场关系。双方的权利义务,写在物业服务合同里面。正常情况下,应该由业委会监督物业,按照合同约定提供服务。业主如果认为物业没有达到合同约定的标准,合理的维权路径,是依据合同协商,或是走民事调解、诉讼渠道。
政府在这里的角色,不是直接替物业完成保洁工作,而是搭建规范的维权渠道,督促业委会正常履职,监督市场主体遵守合同约定。如果跳过这套市场规则,直接通过12345要求政府出面勒令物业加派人手、提升频次,就混淆了市场和行政的边界。
政府一旦承接这类诉求,就很容易变成无限责任,所有市场交易里的分歧,最后全部转化为政务工单。放到更大的范围来看,三类主体各有分工。市场负责提供商品化的服务,物业、家政、各类商业服务,都属于市场范畴,依靠契约约束双方。
社会对应的就是社区自治组织、业委会、居民议事会、邻里调解队伍,负责熟人或者半熟人圈子里的协商、磨合、自治,处理没有明确法律条文、依靠人情和共识就能调和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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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负责兜底,管好公共领域事务,比如公共安全、基础设施、公共政策,还有市场和社会都调节不了的冲突。只有当市场失效、自治失灵的时候,政府才出手干预。现在很多矛盾的根源,就是边界模糊。大家习惯把所有不满意,不分类别,全部打包交给政府。
12345作为统一入口,进一步放大了这个趋势。顺着这套“事事找政府兜底”的逻辑,基层承担的事权被无限放大,这也解释了为何在财权上收的错配体制下,基层只能主动选择增加吃财政饭的人员来填补治理缺口。
物业只能提供两次垃圾清运,无法增加到三次甚至五次,背后是物业服务本身存在成本约束。不少小区的物业费标准,还停留在十年前每平方米一元的水平,按照当下的市场行情,同等服务对应的收费标准,可能已经涨到每平方米两元或者三元。但很多居民不愿意缴纳更高的物业费。
站在物业的角度来看,在现有收费不变的前提下,想要提升服务标准,本身就很难实现。居民不愿意和物业反复沟通,会直接拨打12345政务热线。工单会先派发到街道,再由街道转交给社区。社区接到诉求之后,就要着手处理居民反映的问题。
像是路面破损这类情况,居民提出诉求,就需要给出解决方案。物业会如实说明自身成本上限,表明没有能力完成整改。在这样的局面下,部分地方政府出于对12345诉求办理排名的考量,会选择自行兜底。政府出钱安排人员清运垃圾、修补破损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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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属于物业和业主之间基于服务合同形成的权责关系,最后演变成由政府来承担相关成本。出现这类矛盾,并不代表社区和政府完全没有责任。当纠纷发生时,社区可以出面组织协调业主和物业双方。如果物业确实存在服务不达标的情况,政府和社区也具备监督物业的职责。
但有一条边界需要理清,社区和政府不能直接替代物业去完成本该由物业承担的服务事项。这个案例,很直观地展现出政府、市场、社会,还有个体之间的权责关系。
很多居民选择拨打12345,本质上是不想陷入反复拉扯、看不到进展的协商流程。不过生产性治理,还有群众自主调解这类互动模式,在基层治理里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治理的过程本身,和最终的结果同等重要。如果居民不愿意承担本该属于自己的沟通成本,这份成本并不会消失,只会转移到其他人身上。
而由他人代为承担成本,也未必能换来理想的处理效果。依靠热线诉求,指望政府包揽所有问题,本身并不现实。
每一个主体都需要找准自身定位、摆正角色,不然整个社会运行的成本会持续走高。当时很多人认为只要扩大财政供养规模就能包揽一切,但现实是,社会自治的缺失直接让基层超载运行,这导致吃财政饭的人员越来越多,机构也随之陷入臃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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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治理,核心要回答由谁来治理,也就是治理主体是谁的问题。在刚性考核的模式之下,基层长期处于被动状态。矛盾上门之后,基层只负责被动处置工单,更像一个事务处理员,很难主动思考如何长期优化整个社区的环境。居民的角色同样会发生偏移。
居民慢慢变成单纯的诉求拨打者、服务评价者,不再参与到协商和治理当中。治理和管理最核心的区别,就是普通居民本身也是治理主体。
居民如何参与公共事务、如何参与多方协商,这些参与过程,本身就是治理当中十分关键的一环。可只要处在高压严苛的考核环境里,这些漫长的协商过程、居民参与的环节,都会很难落地推进。
一个运转顺畅、具备活力与弹性的社区治理模式,在现实里很难自然而然形成。从理想的愿景来看,成熟的基层社区,应当同时兼顾秩序与活力。有几个关键词,可以概括这种理想状态下的基层治理。首先是信任。
社区和居民之间,不应该是居民投诉、社区处置的对立关系,而是共同商量事情的合作关系。这些深层困境无不印证着一个沉重的现实:基层政府的承载力已经逼近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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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结底,专项转移支付逼出的被动行政、财权事权错配引发的刚性增人,以及基层自治瘫痪造成的无限兜底责任,这三股力量层层叠加,共同织就了一张越收越紧的网。
基层吃财政饭的人员越来越多,绝不仅是简单的编制管理松懈,而是整个体制运行摩擦力的具象化体现。面对越来越沉重的财政负担,仅仅指责基层无济于事。
想要真正破除这个怪圈,唯一的出路就是大刀阔斧地改革财政体制、理顺权责结构,并彻底唤醒社会的自我治理能力,让政府回归有限责任的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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