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北京一家医院里,一名衣着破旧、身体虚弱的老人被送来接受治疗。医生很快发现,他并不是普通的山村老人,而是曾经长期从事外事工作的朱敏才。这个名字重新出现在公众视野时,距离他和妻子孙丽娜离开北京,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
消息传开后,许多人都感到意外。退休外交官,资深英语教师,原本可以安稳享受晚年生活,却突然离开熟悉的城市,常年住进偏远山区。十年没有公开露面,他们究竟去了哪里?
答案并不复杂,却足够令人震动。
朱敏才出生于1942年,贵州人。大学毕业后,他进入外经贸系统工作,曾先后在坦桑尼亚、尼泊尔等地从事相关工作,积累了丰富的语言和对外交往经验。孙丽娜则长期从事小学英语教育,是北京较早一批英语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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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人的职业不同,关心的事情却有相通之处:怎样让孩子获得更好的教育。
2005年退休前后,夫妻俩从电视画面中看到贵州偏远地区的孩子。那里山路崎岖,学校简陋,有的村寨师资力量十分薄弱,孩子们连完整课程都难以接触。画面没有煽情,却让两位老人久久沉默。
孙丽娜说:“给些书,能解决一时,可孩子总要有人教。”
朱敏才明白,捐物资只能缓解眼前困难,真正缺少的,是愿意长期留下来的教师。这个念头一旦产生,便很难再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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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没有大张旗鼓地筹备,也没有把决定讲成一场壮举。收拾好简单行李,带上教材和生活用品,两位老人就踏上了前往贵州山区的路。对他们而言,退休不是人生的收尾,而是换了一个更需要教师的地方。
他们先后到过望谟县第二小学、兴义市尖山小学、孟关乡世华小学、遵义县裕民小学和中心村小学。最艰苦的时候,学校里教师数量极少,课程设置也很有限。朱敏才教语文、数学和外语,孙丽娜则把英语启蒙、音乐、品德教育一点点带进课堂。
有意思的是,语言问题比想象中更棘手。部分孩子平时使用当地民族语言,刚开始听普通话并不容易。夫妻俩没有要求孩子立刻适应,而是主动向村民学习方言,再把熟悉的表达带进课堂。课堂因此慢了下来,却更容易让孩子听懂。
尖山苗寨支教期间,他们走访了全寨八十三户人家。哪家的孩子性格内向,哪家的孩子父母常年在外,哪家孩子缺少学习用品,夫妻俩都认真记录。教学不再只是面对一间教室,而是要先弄清每个孩子的生活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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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住宿条件也十分简陋。教师宿舍四面透风,旁边就是厕所,许多年轻教师都难以久留。年过六旬的朱敏才和孙丽娜却住了下来。他们徒步下山购买教材,再背着书本翻越山路,往返常常需要数小时。
没有操场,朱敏才便利用木棍设计简单的体育活动;缺少图书,他们用退休金购买书籍;学校设备不足,就四处争取电脑和教学资源。后来,在多方帮助下,当地筹集到约三百万元建校资金,配置了八十七台电脑,并补充了一批图书。
这些数字背后,是一笔笔并不轻松的奔波。两位老人既要上课,也要家访,还要联系外界资源。孙丽娜曾说:“只要孩子愿意学,老师多走几步也值得。”
他们并没有在一所学校停留太久。学校条件改善后,夫妻俩便继续前往更缺教师的地方。十年间,他们在贵州多地辗转,把自己掌握的知识和经验交给山区孩子,也把教育之外的陪伴留给那些沉默寡言的孩子。
2014年,朱敏才因病住院,衣服上打着补丁,身体状况并不好。长期生活在高山地区,使孙丽娜的视力受到严重影响,右眼失明,左眼视力只剩下很少一部分。朱敏才也患有高血糖、高血脂和睡眠呼吸暂停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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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住院,揭开了夫妻俩十年少有人知的生活。他们不是失踪,更没有离开社会,而是把姓名、待遇和城市生活暂时放到了一边,选择在山区做一件具体而艰难的事:让孩子能坐在教室里,听懂一堂完整的课。
2015年初,朱敏才和孙丽娜获得“感动中国”年度人物称号。颁奖现场,孙丽娜没有把荣誉归于自己,而是感谢贵州乡亲对他们的接纳,也感谢孩子们愿意听他们讲课。
2017年,根据夫妻俩经历创作的话剧《十年》在北京演出。孙丽娜到场观看,并与前往贵州支教的青年团队交流。舞台上的故事有了新的讲述者,现实中的山路也仍有人继续走。
2022年9月25日,朱敏才在北京去世,享年八十一岁。那段被误认为“杳无音信”的十年,实际是一对退休夫妇把晚年生活交给山区教育的十年。十年很长,足以改变一个人的生活轨迹;对他们来说,只是从一间教室,走向了另一间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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