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16日,郑州经开区巡视组走进春岗村委。实名举报人郑喜田当面追问了一句再具体不过的话:纪委查出的9处宅基地、27万元涉案资金,“是否存在干部及家属”?他请求现场核查,村干部多次阻拦推搡,巡视组的回应是“回去反映核实”,现场核查的请求被婉拒。这一幕之所以刺眼,不在于群众问了什么出格的问题,而在于它恰好发生在中纪委连抓三年农村集体“三资”整治、河南省市区三级会议层层要求“问题不解决不松手”的时间窗口里。中央的“攻坚决战”,落到春岗村村口,变成了一场被阻拦的追问和一句被搁置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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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纸政务处分,消解不了一个“体外循环”的违法链条
春岗村的事,事实轮廓并不复杂。2024年10月至11月,村委干部未召开村民代表大会,未履行公开程序,将十余处村集体闲置土地以宅基地名义出售,单价3万余元一处,总金额30余万元。这笔钱自始至终没有进入村集体账户,而是存放在本村信贷员个人处。经开区纪委介入后,查实27万余元,涉事村干部的说法是“大部分用于偿还村委陈年旧账”,最终整个案件以政务处分结案。
问题恰恰出在“政务处分结案”这个终点上。
对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2026年11月4日推文的定性框架,春岗村干部的行为落在多个禁止性条款的交汇处:设立“小金库”、坐收坐支集体收益,对应《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行职责规定》第七条第(一)项;违法违规办理宅基地申请、使用事项,对应第(四)项;擅自处置集体资产、资金脱离法定账簿监管,则触及“其他擅权妄为、谋取私利行为”的兜底条款。中纪委推文明确要求,认定此类行为要“先厘清资金性质与主体身份,再区分行为类型适用对应条款,最后判断是否需要纪法衔接处理”。“政务处分”只回答了“违纪”这一层,却没有回答“是否涉嫌犯罪、是否需要移送”这一层。
《刑法》第二百二十八条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的追诉标准写得清清楚楚:基本农田五亩以上,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十亩以上,其他土地二十亩以上,或者非法获利五十万元以上。春岗村30余万元的获利总额,单看金额确实未触及五十万元线,但“十余处宅基地”所对应的土地性质和面积,才是罪与非罪的关键闸门。这些被以“宅基地”名义卖出的土地,究竟是村集体建设用地、闲置地,还是耕地?面积折算下来,有没有触及十亩、二十亩的红线?经开区纪委以政务处分结案,有没有对土地性质、面积做过独立的核查,有没有将可能涉嫌犯罪的线索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审查,外界看不到任何书面依据。办案人员口头给出的“违纪不违法”结论,替代不了对追诉标准逐项核查的程序义务。
河南省纪委监委2026年2月通报的新郑市孙贵州案,同样是集体资金脱离监管:40万元补偿款转入个人账户用于归还欠款和证券投资,结果是开除党籍、移送检察机关。同样的“三资”领域、同样的资金不入集体账户,春岗村与全省通报典型案例之间那道“政务处分”与“移送司法”的落差,不能用一句“情节不同”轻轻带过。
“返还”的逻辑悖论:钱回到的,恰恰是违纪者继续掌管的账户
据郑姚管理区某领导透露,纪委查处后的剩余涉案资金,又返还到了春岗村。
这就构成了一个在纪法逻辑上很难自圆其说的局面:一边认定村干部非法处置集体土地、资金不入账构成违纪并给予处分,一边把查处的涉案资金“还”回被处分村干部所控制的村集体。 处分是对行为违法性的否定评价,“返还”则意味着这笔钱在纪委看来应当回到村集体账户。可春岗村的村集体账户,恰恰是这起违纪行为中资金“从未进入”的那个账户。钱从体外循环回到违纪者继续掌管的集体账户,违纪的经济后果就被简化成了一个技术性的走账问题,纪律处分的惩戒分量随之被大幅稀释。
更值得追问的是村干部口中“偿还村委陈年旧账”这句话本身。还谁的旧账?欠了多少年?有没有欠条和债权人身份的核实?有没有经过村“两委”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研究?用非法出售集体土地所得去清偿旧账,本身就是在旧的债务之上叠加了新的违法。 如果这笔钱从一开始就进入集体账户,还旧账也必须走审批、走公开、走凭证。现在钱在账外,还账也在账外,村集体的收支完全绕开了制度监管。纪委在作出“返还”决定之前,是否查清了“旧账”的真实性、债权人与涉事干部之间有无利益关联,举报人至今没有从任何书面材料中得到回答。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2026年10月8日的推文说得很直白:集中整治以来,全国追回侵吞、挪用、截留、套取集体资金18.52亿元,“有力推动一批长期游离在监管视野之外的集体资产回到农民群众手中”。全国在“追钱”,春岗村却在把查处的钱“还”回去。方向反了。
口头告知站不住脚:程序正义不是可以省略的“末端环节”
举报人郑喜田至今只收到经开区纪委田主任的一句口头告知,没有拿到任何文书材料。
《纪检监察机关处理检举控告工作规则》第二十七条的指向是明确的:实名检举控告的处理结果应当在办结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检举控告人反馈,反馈内容包括处置方式、属实情况等;举报人对结果有异议的,申请复查、复核的权利,以书面反馈为起点。口头告知在实际操作中或许不被某些办案人员视为“违规”,但它制造了一个举报人无法跨越的程序障碍:没有书面文书,就不知道处分的具体依据,不知道27万元资金返还是否经过了合规审批,不知道“9处宅基地是否涉及干部及家属”这个问题究竟有没有被核查过,也就无法有针对性地启动复查、复核程序。用一句口头告知收束一个实名举报案件,等于在程序末端把举报人的监督权利悬在了半空。
巡视组进村那天,郑喜田当面问的“9处27万是否存在干部及家属”,是这起案件中最具实质意义的问题之一。如果涉案宅基地的购买者中包含村干部本人或其近亲属,那么行为的性质就从“程序违规处置集体资产”滑向了利用职务便利自我交易、变相侵占集体利益,纪法衔接的判断基准会截然不同。村干部阻拦推搡、巡视组婉拒现场核查,使这个本应在办案阶段就查清的事实,至今停留在“追问—回避—搁置”的循环里。
老百姓“买了个违法”,谁为那份限期整改通知书兜底
案件审理期间,郑姚管理区向购买宅基地的村民下发了限期整改通知书。
村干部违纪,一纸政务处分结案;老百姓花钱,换来一纸“违法”认定。处分落下去的时候,没有人为这些村民的购房款去向给出一个交代。 他们是向村集体交的钱,钱没有进集体账户,但交钱的事实发生在村干部以村委名义处置土地的过程中。纪委追回了27万元,返还给了村集体,可村民手里的宅基地被认定无效,钱和地两头落空的风险,沉甸甸地压在了最没有决策权的一群人身上。中央纪委推文反复强调“让老百姓得实惠”,春岗村这起案件迄今为止呈现出的,却是一个处分给了干部、整改通知给了群众、追问被留在了村口的断面。
中央纪委连抓三年“三资”整治,盯的就是“资金脱离监管、资产违规处置、资源暗箱操作”这些具体事。春岗村的27万元并不大,但它检验的是一套制度在末端的真实成色:当一笔集体资金在账外循环了一年,当“偿还旧账”可以成为不公开、不研究、不留完整凭证的理由,当“是否涉及干部家属”的追问可以被一句“回去核实”悬置,当实名举报的终点只是一句口头告知——三级会议的层层要求,究竟在哪一个节点上失去了传导力?
“9处27万”的追问不能再石沉大海。如果中纪委连抓三年的“三资”硬仗,在春岗村打成了一件“处分给了、钱退了、刑事不追、追问搁着”的半截子事,那么所谓“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就还没有真正走到这个村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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