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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到底有多少人是由财政供养的?”这个问题,社会上可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各种口径的统计数据五花八门让人摸不着头脑。
对此,张军、马欣榕、刘志阔等三位复旦大学教授(以下简称“三位教授”)2025年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过一篇题为《中国财政供养人员规模估算与结构分析》的论文,它曾多次被人转载引用,野望谷觉得可以作为回答上述问题的一个参考。
由于论文篇幅很长,所以野望谷就为朋友们归纳一下这篇论文的关键数据与核心观点,并谈谈野望谷对这个问题的个人看法。
我们先看这篇论文的关键数据与核心观点。
(一)财政供养人员的主要数据
三位教授研究发现,以中间口径度量,2004年我国财政供养人员还是5212万人,到了2020年就增长到了6846万人。
2020年,若按照全国财政供养人员占全国常住人口的比例计算来“财政供养率”的话,那么这个财政供养率就是4.85%,即每100个人中就有接近5个人端的是财政供养的饭碗。
同时,财政供养人员中的在职人员占就业总人口的比重也从2004年的5.04%,提升到了2020年的5.54%,即平均每100个就业者中就有超过5.5个人是从财政领取薪资的上班族。
2022年,人员经费占到了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的比例大约是27%。
三位教授这里使用的是“中间口径”,它区别于公务员、机关和事业单位在编人员、在职公务员和机关单位在编人员等狭义口径,也区别于将所有国有企业职工、国有金融机构员工、自收自支类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非参公群团组织工作人员等都统计进来的广义口径,并把机关单位的编外人员、离退休的公务员和机关单位人员这些同样由财政供养的群体都囊括了进来。
简单说,这里的“中间口径”就是严格按照一个人是否主要由财政资金来支付薪酬待遇,而不是看这个人的身份、单位、是否有编制、是在职还是退休的原则来统计,应该说这是一个比较客观和严谨的口径。
(二)财政供养人员的在职状态
三位教授研究发现,2004年时,财政供养人员中的离退休人数是1468万人,占到了全部财政供养人员的28%,不到三成。
然而到了2020年时,财政供养人员中的离退休人数就提升到了2687万人,占到了全部财政供养人员的39%,接近四成。
虽说离退休人员领取养老金的直接来源是养老保险资金池,但考虑到这些离退休人员在退休前用于缴纳养老保险费的薪资是由财政发放的,退休前所在机关单位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的支出也是由财政供给的,加之历史上还存在过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体系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体系的双轨制,眼下这些离退休人员普遍享有的职业年金也主要来自于财政拨款,因此将机关事业单位的这部分离退休人员继续纳入财政供养人员的统计口径并无不妥。
由此看来,人员老龄化、离退休人员占比高已经成为了财政供养人员的第一个结构性矛盾。
(三)财政供养人员的在编状态
机关公务员编制是要考的,事业单位正式工编制也不是想得就得的。相比之下,机关事业单位中的编外人员其进入门槛就低得多了。
三位教授研究发现,2004年时财政供养人员中的编外人员只有215万人,然而到了2020年时这项数据就增长到了442万人,膨胀了超过一倍。
尽管编外人员的流动性要大一些,且是通过合同用工、劳务派遣、人事代理等方式聘用,并不占用组织人事部门的编制,支付给他们的薪资待遇在单位财务报表上也不完全会被列入“职工薪酬”相关科目;但这些薪资支出毕竟是由财政负担的,即便某一位编外人员离职了,单位也会迅速招人填补这个空缺,单位给编外人员发放的薪资总额并不会因此而减少。
之所以近些年里机关事业单位编外人员的增长速度很快,原因就是在各级政府机构改革、精兵简政的大背景下,各个部门单位都要严控编制总量,给新人提供的编制越来越少,从而只能采取自行聘用的方式保证用工需求。
由此看来,编内人员严控、编外人员猛增已经成为了财政供养人员的第二个结构性矛盾。
(四)财政供养人员的层级分布
三位教授研究发现,在2009年全国5143万名地方财政供养人员中,省、地两级的财政供养人员共计1764万人,占比34%;余下66%的地方财政供养人员都分布在县级及以下机关单位,财政供养人员的重心主要在基层。
如今十余年过去,这种人员重心朝基层倾斜的现象更加突出了,就以人员总数较为庞大、各级架构配置都相对完整的财税系统为例:
2019年,全国财政系统共有在职人员44.4万人,其中财政部仅有4265人,占比不到1%;在其余44万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在职人员中,省级、地级、县及以下级财政部门的在职人员占比分别是5%、16%和79%。
2019年,全国税务系统共有在职人员72万人,其中国家税务总局仅有1536人,占比几乎可以忽略;在其余71.9万地方各级税务部门在职人员中,省级、地级、县及以下级税务部门的在职人员占比分别是4%、24%和72%。
由此看来,人员重心主要往基层倾斜已经成为了财政供养人员的第三个结构性矛盾。
(五)财政供养人员的空间分布
三位教授研究发现,若以地级市为单位来计算财政供养人员占当地常住人口的财政供养率的话,那么就会呈现出明显的“西高东低”的区域间不平衡特征:
东部地区的财政供养率大多在2%以下,西部地区的财政供养率大多在3%以上,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则介于两者之间。
通俗地说就是,越是往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越是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吃财政饭的人就越少,财政供养率就越低;越是往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越是在人口稀疏的小城镇,吃财政饭的人就越多,财政供养率就越高。
一个较为夸张的例子,是2019年西部地区某个全县常住人口仅3.02万人的小县,竟然拥有6000多名财政供养人员,财政供养率达到了惊人的20%。
三位教授分析了这背后的原因:
其一,各级机关单位的机构设置、人员编制、部门预算都存在较强的“路径依赖”惯性,相关数目调整是迟缓的、滞后的、甚至是僵化的,无法跟随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人口流入流出、公共服务需求的变化而及时调整;
其二,越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市场的力量就越薄弱、能够提供的就业机会就越少,反之,公共部门的力量就越强大、能够提供的就业机会就越多;
其三,越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当地财政就越依赖上级财政的跨地区转移支付,这就保证了当地吃财政饭的公共部门人员的薪资收入相对稳定,不太会受到当地经济的拖累,因而也就成了吸纳当地就业的主流去处;
其四,人口净流出固然会促使西部小城市小城镇简化机构、缩招人员,从而逐步降低财政供养率,但这只能对新人适用,庞大的存量人员群体、尤其是离退休人员群体并不会减少,而且这种情况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会更加凸显。
同时三位教授还指出,由于精兵简政要求对地方各级机关单位的人员编制数目存在严格的刚性约束,因此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和大城市也很难基于人口流入、城市膨胀、公共服务需求剧增的理由而随意扩张人员编制,于是就导致了东部地区大城市的机关单位只能通过招收编外人员的办法来解决用工难题,从而导致了全国整体财政供养人员数量的抬升。
由此看来,空间分布不均衡、财政供养率与当地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呈负相关已经成为了财政供养人员的第四个结构性矛盾。
以上就是《中国财政供养人员规模估算与结构分析》这篇论文的核心内容,以下野望谷再补充谈几点自己的看法和思考。
(一)尽管三位教授根据“中间口径”统计得出的财政供养人员数据确实较为客观可信,但它仍有不足。
比如,部队官兵、武警官兵、一些承担特殊功能性职责且不以市场化利润目标为考核导向的国有企业的员工、相当于地方政府职能延伸的地方城投公司或产业投资基金的员工,这些人尽管名义上拿的不是机关或事业编制,但同样都是吃财政饭的;
毕竟部队指挥官与地方党政系统交叉任职、国企管理层与地方党政机关之间人员轮调的现象十分常见,所以不应将这部分群体遗漏统计。
(二)根据三位教授的统计,全国财政供养人员从2004年到2020年间累计净增加了1634万人,其中仅离退休人员就净增加了1219万人,因此这16年间在职人员是净增加了415万人;
而同一时期,全国总人口增加了11224万人,全国总就业人口净增加了800万人。
由此看来,体制内机关单位的人口老龄化现象要比全社会整体更加突出。当然了,这并不影响三位教授给出的结论,权当是从另一个维度提供些数据补充。
(三)西部欠发达地区、尤其是地处边陲的人口小县之所以会呈现出较为夸张的财政供养比,往往还跟当地紧要的地缘战略要冲位置、巨大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保护压力、繁重的乡村脱贫振兴任务、特殊的国土功能空间利用规划相关,并不单纯只是体制惯性、路径依赖所导致的;
尤其是对于缺少市场化经济增长动能的中西部小县城来说,财政投资和财政消费本就是牵引拉动当地经济的头号引擎,财政“以工代赈”在这些地方应该要更多、更频密才对。
所以,单纯从财政供养率与当地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呈负相关这一表象,就得出财政供养人员存在空间分布不均衡的结构性矛盾这一结论,其实是有点站不住脚的。
相比起简单比较各地财政供养率这个指标来说,将因承担国家和区域宏观职能而增加的财政供养人员从计算地区指标中予以剔除,同时再统计这些欠发达小县城的投资消费来源构成及其与当地经济增长的相关性,进而对这些欠发达小县城较高的财政供养率究竟对当地经济增长的拉动成色有几何、拉动效率有多高进行评价,才是更合理的做法。
(四)相比起财政供养人员在空间分布上的结构性矛盾来说,财政供养人员在层级分布上的结构性矛盾才是更值得关注的。大量机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分布在县级及以下的基层,这其实并不是一个值得肯定的现象。
这些年来,中央在部署机构改革时,经常都会强调“不能搞上下一般粗”,也就是下一级地方不能简单仿照上一级来设置自己的部门架构,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要越往基层就越精干才对。
古人讲究“皇权不下县”就是这个道理,“皇权不下县”并不只是受技术所限,其背后是蕴含了相当高超的管理艺术和管理科学道理的。而“上下一般粗”的弊病之所以难于化解,关键症结就是出在“属地责任”这四个字上。
如今在很多地方,“属地责任”事实上就演变为了一种“无限责任”,“属地责任”的结果往往就是“层层下指标、层层派任务、层层搞检查、层层要汇报,最后一切问题都推到基层头上”,越往基层,干部就越无暇思考、难以静心、整日都忙于应付疲于奔命。
而要真正解决“属地责任”被滥用和异化的问题,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来一轮央地事权的再分配再平衡,即逐级上收更多事权,能实行垂直管理的就尽量不实属地管理,能交给“条条”来管的就尽量不交给“块块”去管,越往基层就越要大幅缩减权力责任清单。
这方面美国就是一个很好的样例:
美国州政府的职权清单条目大概只有联邦政府的50%不到,县政府的职权清单条目大概只有州政府的50%不到,市镇政府的职权清单条目大概只有县政府的50%不到,每往下一级,政府公务员数量都会呈指数级缩减。
美国联邦政府公务员有大约270到280万人,占到了美国全国公务员总数的10%到15%;然而若在美国一个几十万人口规模的中小城市,市公务员数量可能只有几十人规模,他们全都缩在一栋不到五层楼高的市政厅里办公。
更何况,美国还是联邦制、不是单一制,理论上由美国各州“推举”出的联邦政府规模应该更简约才对。
目前,我国实行垂直管理的领域只有金融、海关、民航、铁路等少数领域,像税务、纪检是实行垂直管理与属地管理双重领导,还有像市场监督、环保是实行省以下垂直管理,但总的来说还是垂直管理的领域太少,属地管理的占了大头。如果能把这个问题给解决好了,那么财政供养人员的整体压力和许多矛盾都将迎刃而解。
(五)如果说古代王朝实行分封制、行省制等地方分权制度,还存有交通、通讯、信息方面的技术瓶颈所限,从而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的话,那么现代人就完全不存在这种担心了。
当今时代的通讯技术、网络技术、交通技术、运输技术、大数据技术、AI技术都远非古代社会所能相比,在这种强大的技术赋能和手段加持下,想要实现有效且高效的垂直管理其实并不难,着实没有将权责再层层下放给地方、下放给基层的必要。
这就好比先秦建成都江堰、秦朝广修驰道、隋朝修通大运河,这些古代王朝都是将当时最先进的科学技术运用到了社会治理当中,从而实现了朝廷治理能力提升、国家社会长治久安、居民生产生活得利的一举多得;
同时在此过程中,朝廷与地方各级官府之间的权责分工、以及相应的组织架构和吏制设计也都会随之改变,那些不合时宜的组织管理方法迟早都会被革故鼎新。
(六)前面说过,古代“皇权不下县”背后是蕴含有一定管理艺术的,这个管理艺术就在于充分发挥地主乡绅阶层的力量来辅助官府进行管理,从而既减轻了官府的压力、分担了官府的成本,又弥补了官府在基层治理上信息不对称、难以个性化周密管理的缺陷。
用现代的话来说,这种做法其实就是“小政府大社会”。政府可以充分发挥各类社会组织、群众力量的作用,而且越往基层、越往一线就越应当如此,只有这样才能既精简集约、又弹性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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