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 年,上海外国语学院高材生唐凤楼,执意迎娶精神失常的杨丽坤,为双胞胎停药,顺利产子后第三天突然失控,病房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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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来源
唐凤楼《我和阿诗玛的悲欢》,《广州文艺》,
杨克伟、金悦《永远的阿诗玛:杨丽坤》,
李景钦《回忆〈五朵金花〉中的杨丽坤》,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74年的上海,五月已经有些闷了。

一家区中心医院的产房外,走廊不长,墙是白的,长椅上坐着几个人。

其中一个男人戴着黑框眼镜,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手里攥着一个网兜,网兜里是暖瓶和搪瓷缸。

他叫唐凤楼,上海人,那年二十七岁。

产房里先后响起两声啼哭。

护士推门出来报喜:两个男孩,母子平安。

他愣了好几秒,才反应过来自己当了父亲。

三年前,他还是广东韶关一座铅锌矿里的技术员;两年前,他第一次在湖南郴州的一家医院里见到孩子的母亲;一年前,他在徐家汇的家里摆了一桌饭,把婚结了。

孩子的母亲叫杨丽坤。

银幕上,她是《五朵金花》里骑着马跑过苍山洱海的金花,是《阿诗玛》里眼睛亮得能照人的阿诗玛。

这一年,她三十二岁,已经在精神病院进进出出好几年。

两个孩子后来取名唐琰、唐韬。

唐凤楼后来跟人说起那天,讲了个笑话。

他说他站在产房外头,听见医生在里面喊“生了,生了”,耳朵一岔,听成了“重了,重了”。

他低头一想,确实重了,肩膀上这副担子,从此又多了一百多斤。

这话听着像玩笑,知道内情的人笑不出来。

三天之后的一个深夜,这间病房里出了事。

事情过去这么多年,讲那一夜的人不少,版本也各不一样,有的说摔了东西,有的说惊动了整层楼。

能对得上的只有一条:她的病,在最不该来的时候来了,来得又急又猛。

一个刚做了三天母亲的人,忽然不认识自己的孩子,也不认识守在床边的丈夫。

要弄清那一夜究竟发生了什么,得把镜头往回倒三十来年,从一个云南小镇上排行第九的小姑娘说起。



【一】磨黑镇的小九

1942年4月27日,云南宁洱县磨黑镇,一个彝族人家添了第九个孩子。

磨黑这地方,今天很多人没听过。

当年它靠盐吃饭,镇子周围有盐井,井里熬出来的盐巴装进麻袋,往马背上一捆,铃铛一路响到普洱、思茅,再往南走。

镇子不大,青石板路,土坯房,下雨天一脚泥。

山高,雾重,早上起来屋檐下还在滴水,太阳要等到半晌才翻过山头。

这户人家孩子多,日子紧。

小姑娘生下来,家里人按排行叫她“小九”。

后来几十年,亲近的人都这么喊她,喊到她头发白了,还是“小九”。

她的童年没什么亮色。

家里十几口人,父亲忙着一家人的吃穿,母亲操劳得更狠。

她四五岁那年,母亲走了。

衣裳没人缝,病了没人熬药,放学回来锅里是凉的。

一个孩子那么早没了娘,往后的日子是什么成色,不用细说也能想见。

母亲去世以后,家里更难。

她刚上小学,书没念多久就停了,回家放牛、下地,跟着大人干活。

云南的山里孩子天生会唱会跳,插秧有调子,放牛有山歌,赶街天对歌能对上半天。

小九嗓子好,人也灵,站在田埂上唱两句,过路的人都要回头。

1952年,她十岁,大姐杨琴把她从磨黑带到昆明,寄住在二姐家。

二姐家日子稍宽裕些,她这才重新进了学校,插班到昆明新村小学。

书本对她的吸引力大得惊人。

零用钱不多,几乎全拿去买了书。

同学在院子里跳皮筋,她抱着书坐在台阶上看,看到天黑,屋里点灯了还在看。

这个习惯跟了她一辈子,后来住进医院,床头还是放着书。

1954年,她十二岁。

那天二姐带她去看演出。

她坐在台下,个子小,穿得朴素,眼睛却亮。

台上跳得热闹,她看得入神,手脚不自觉地跟着动,脚尖在椅子底下打拍子。

台下还坐着一个人,云南省歌舞团的胡宗林。

他后来回忆,说这丫头眼睛会说话,一看就是块跳舞的料。

演出散场,他被领到这个小姑娘面前,问她愿不愿意到歌舞团来学跳舞。

十二岁的孩子哪懂这意味着什么,只知道能天天跳舞,还能吃饱饭,就点头了。

进了团,她当学员。

练功房是木地板,冬天冰凉,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压腿、下腰、跑圆场。

别人练完去吃饭,她还在镜子前一遍一遍地过动作。

膝盖上青一块紫一块,晚上盖被子都疼。

团里的人说,这姑娘有点犟,一个动作不到位,能自己跟自己较劲一整天。

第二年她就正式上台了。

先是群舞,《十大姐》《白鹇鸟》《万盏红灯》《采茶》《小卜少》《赶摆》,一场一场跟着跑。

跑着跑着,人从队伍后头挪到了中间,再后来成了领舞,成了独舞。

她跳的《春江花月夜》,团里老演员看了都说,这孩子的身子像水做的,一起手一投足,安静得很,偏偏让人挪不开眼。

那几年她过得不富,可过得踏实。

练功、演出、看书、跟着团里下乡慰问,一个月几十块钱,日子清清楚楚。

她话不多,笑起来却实在,团里的小姐妹都愿意跟她搭伴。

1956年前后,团里排大型歌舞,她开始常在台上领舞,一站就是前排中间那个位置。

台下几百双眼睛盯着,她也不怯,音乐一起来,人是松的。

团里的老师傅说,这丫头天生吃这碗饭,乐感好,记动作快,别人练十遍,她三遍就顺下来了。

她的日子过得简单。

早上练功,上午排练,下午看书,晚上有演出就上台。

发了工资,先寄一部分回磨黑,剩下的买书、买肥皂、买一双练功穿的布鞋。

她爱干净,练功服洗得发白也熨得平平整整。

休息天,她喜欢去翠湖边走走,看人下棋,看人钓鱼,看柳条垂到水里。

那时候没人会想到,这样一个在湖边慢慢走路的姑娘。

谁也没想到,改变她一生的机会来得那么快。



【二】两部电影,两个名字

1959年初,长春电影制片厂要拍一部国庆十周年的献礼片,片名《五朵金花》,导演是王家乙。

片子讲的是大理白族青年阿鹏找金花的故事。

一年一度的三月街上,阿鹏和副社长金花相识,约好第二年再见。

第二年他找遍苍山洱海,碰上四个同名同姓的“金花”,闹出一串笑话,末了在蝴蝶泉边找着了人。

片子里需要五个“金花”,戏份最重的副社长金花,人选一直定不下来。

王家乙跑到云南来挑人,看了不少演员,都不太满意。

有人把云南省歌舞团的杨丽坤领到他面前。

那年她十七岁,没演过电影,连镜头在哪都不知道。

王家乙看了一会儿,定了。

后来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这姑娘身上有股“干净劲儿”,往镜头前一站,不用演,观众就信。

拍戏在大理。

苍山、洱海、三月街、蝴蝶泉,风景是现成的,剧组只管把人放进去。

她头一回拍电影,闹了不少笑话:走位走错,笑场,看见摄影机就僵。

导演不着急,跟她说,你别想着演戏,你就当自己是金花,该笑就笑,该恼就恼。

她真就放开了。

有一场戏,她笑得很自然,一条就过,现场的人都鼓掌。

1959年国庆,《五朵金花》上映。

那是什么场面?

电影院门口排队能排到街角,放映队下乡,晒谷场上支一块白布,全村人搬着板凳来看,来晚了只能站到幕布背面看反的。

这部片子后来先后在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放映,创下当时中国电影在海外发行的纪录。

1960年,第二届亚非电影节在埃及开罗举行。

杨丽坤凭“金花”拿了最佳女演员银鹰奖,导演王家乙拿了最佳导演银鹰奖。

这是中国演员头一回拿这个奖。

开罗那边点名请她本人去领奖,她去了,站在台上,底下几百双眼睛看着她。

一个从磨黑镇走出来的彝族姑娘,二十岁不到,成了整个亚非影坛都认得的中国面孔。

回国以后,她照旧回歌舞团跳舞。

她不爱张扬,家里很多人压根不知道她拍了电影,更不知道她拿了奖。

团里排节目,她照样站队、照样练功,吃饭还是在食堂排队。

名气是藏不住的。

电影上映以后,团里常有人来看“金花”,有外单位来参观的,有记者来拍照的,有观众托人捎信来的。

她不太会应付这些场面,人家夸她,她就低头笑,问三句答一句。

上街买东西,被人认出来围着看,她后来学会了戴帽子、低着头、快步走。

有一次团里去外地演出,散场以后观众堵在后门,喊“金花”“金花”。

她从门缝里看了一眼,回头跟同伴说,走吧。

那天晚上她没怎么说话。

1964年,上海的电影制片厂把彝族撒尼人的叙事长诗《阿诗玛》搬上银幕,导演是刘琼,女主角还是她。

那年她二十二岁。

《阿诗玛》是撒尼人传了几辈子的故事。

阿诗玛和阿黑相爱,富户热布巴拉家把阿诗玛抢走,阿黑追上去,对歌、射箭、砍树,一样一样把人赢回来。

回程路上,热布巴拉家放出洪水,阿诗玛被卷走,从此山谷里多了一种回声——撒尼人说,喊一声“阿诗玛”,她就在山那边应一声。

片子拍得很讲究。

撒尼人的服饰、山歌、火把节,一样一样往镜头里放。

她演的阿诗玛,眼睛里有光,笑起来像山里的泉水。

外景地选在撒尼人聚居的地方,石林那片石头一根一根立着,人走进去像进了另一个世界。

剧组在那儿耗了不少日子,等光、等云、等雨停。

她头上的银饰和包头分量不轻,一戴一整天,晚上卸下来,额头上压出一道红印。

有场戏要她在石头间跑,来回跑了十几条,鞋底磨破了,脚也磨破了。

她坐在石头上歇气,跟化妆的师傅说,这个阿诗玛,比跳一场舞还累。

片子拍完,送进厂里,等着上映。

等来的不是上映通知。



【三】风向变了

片子压在库里,风却先刮到了人身上。

《五朵金花》说它只讲谈情说爱,不讲别的。

主演这两部片子的人,自然跑不掉。

再往后,她被关进歌舞团舞台的底下。

那地方终年不见光,地上潮,墙上有水痕,屋里只有两条长凳,白天坐,晚上并起来当床。

审的人换着班来,不让睡,问来问去就那么几句,答不上来就罚站。

一个人能扛多久?

几个月,也许一年。

她扛了几年。

她开始整夜整夜睡不着,闭上眼就听见有人在门外走。

有时候她认定窗外有人在记她的名字,有时候她连对面站着的是谁都认不出来。

她跟人说话,说着说着就停住,眼睛直直地盯着墙角。

那几年团里的人对她的病说法不一。

有人说她是装的,想躲过去;有人说她是心窄,受不得气;也有人看着她一天天瘦下去,悄悄给她塞两个馒头。

她自己也说不清怎么了,只知道耳朵边老有声音,白天夜里都有,像有人贴着她说话。

她开始怕人。

屋里进来几个人,她就往墙角缩;有人抬高了嗓门,她整个人就抖。

吃饭的时候,她端着碗不动,别人催,她才扒两口。

用今天的话说,这叫幻听、幻觉、关系妄想。

那几年没人给她这个说法,只说她“疯了”。

1969年,陈泽涛在昆明安宁的长坡精神病院见到了她。

那时候她已经住进去了,人瘦得脱了形,见了熟人也不太认得出,说话声音很小。

1970年底,上面来了电话过问这件事,她才被正式送进医院治疗。

医生给出的诊断是“心因性精神忧郁症”。

药吃下去,人慢慢安静了,眼神却再没回到从前。

1972年8月24日,她被转到湖南郴州地区精神病院。

为什么要跑那么远?

家里人的说法是,那边治疗环境相对宽松,也算让她离开云南避一避。

郴州那间病房,后来被好几个人写进回忆里。

一间屋挤着十八个人,病人和陪护睡一张床。

半夜常有男病人闯进来,闹得整屋人不敢合眼。

她就在这样的地方,一天一天地熬。

大姐在那儿陪她。

她状态好的时候,会给家里写信。

有一封信里写着一句话:“我想我暂时还会活着。”

从云南到郴州,路不近。

家里人轮着去陪,坐火车,转汽车,带的行李里一半是换洗衣裳,一半是咸菜和辣酱。

医院管得严,进出都要登记,探视有时间。

她们就在那点时间里,给她梳头,给她剪指甲,跟她说家里的事:谁家添了孩子,谁家盖了房,磨黑今年的盐卖得怎么样。

她听着,有时候点头,有时候没反应。

这句话后来被很多人引用。

字面上是报平安,读起来却让人心里发沉——一个人要把自己的命说成“暂时”,那得走到多窄的路上。

家里人为她的病奔波,也为另一件事发愁:这辈子还能不能有个家?

亲戚私下议论,这样一个人,谁敢娶。

她自己也这么想。



【四】上海来的年轻人

转机是从广东来的。

陈泽涛是杨家的世交,那几年被分配到广东韶关的凡口铅锌矿工作。

矿上有个上海来的年轻人,叫唐凤楼,比他小几岁,英语说得溜,会写会画,人踏实,脾气也好。

唐凤楼1943年出生在上海,1966年从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毕业,赶上分配,背着行李就到了矿上。

一个上海大学生,跑到粤北山沟里挖矿,住工棚,吃食堂,日子过得清苦,人倒没垮。

1970年底,陈泽涛跟他提了一件事:我认识杨丽坤,就是演金花和阿诗玛的那位,她现在在精神病院,病在好转,你要不要见一面。

唐凤楼的第一反应是“天方夜谭”。

一个矿山技术员,去见一个全国都认得的电影演员?

他觉得自己八成是听错了。

陈泽涛说得很认真,把杨丽坤这些年的遭遇一件一件讲给他听。

唐凤楼想了几夜,末了请了假,买了火车票。

1971年初春,他到了郴州,在火车站旁边的郴州旅馆办了入住。

第二天,他去了那家医院。

病房门推开,他看见的人,和记忆里银幕上那个金花对不上号。

脸色灰黄,目光呆滞,药吃了几年,人胖了一圈,手脚还在不停地抖。

他心里“咯噔”一下。

大姐在旁边轻声说:“九妹,凤楼昨天下午到的。”

她抬起头,很轻地说了一句:“我知道了。”

后来唐凤楼跟人讲,就是这一句,让他记住了。

声音甜甜的,跟她的样子完全不搭。

他在郴州待了几天。

为了试试她还清不清醒,他故意把几本名著的情节说错,她一条一条给他纠回来,还嫌他“书读得马虎”。

他心里有数了:这个人病着,可底子还在。

回矿上以后,两个人开始通信。

一封信要走好几天,来回一个月。

他写矿上的事,写上海的家里人,写外头的天气。

她回信写得慢,字一个一个抠,写着写着会断,过几天再补上。

一年多下来,信攒了一沓。

信里写些什么,如今原信看不到了。

能知道的是,他写得很勤,讲矿上的事,讲上海的弄堂,讲他小时候怎么在弄堂里踢球、怎么被母亲揪着耳朵回家吃饭。

她回得慢,字写得工整,句子短,有时候只有几句:今天好些;药换了;姐姐来了;你别老寄东西。

他后来跟人说,那些信他看了一遍又一遍,看到能背下来。

1973年,唐凤楼要结婚。

单位不肯开证明。

那个年头,娶一个常年住院、身上还挂着“帽子”的人,谁也不敢签字。

他管着公章。

他自己给自己开了一张介绍信。

1973年5月22日,上海徐家汇路345号的唐家,摆了一顿饭。

没有婚纱,没有酒席,没有鞭炮,家里人围坐一桌,吃完就算礼成。

杨丽坤穿了一身的确卡衣裤,脚上一双猪皮丁字皮鞋。

这大概是她那几年最体面的一身衣裳。

唐家的老屋在徐家汇路,石库门房子,前后几户人家,进进出出都要打招呼。

新媳妇进门,邻居都想看看这位“阿诗玛”。

她不太敢见人,头几天几乎不出房门。

唐凤楼就跟家里人说,她身体不好,别惊着她。

婚后的日子,唐凤楼干了一件外人听着有点怪的事。

他买回一堆精神病护理的书,一本一本啃。

她幻听发作的时候,他就学着幻听的语气跟她对话,顺着她的话往下接。

有一回他故意在她面前摔倒,爬起来换了另一种腔调说话,说“爷爷”跟他讲了什么。

她信了,拉着他说了很多话。

他靠这个办法,一点一点摸进了她那个混乱的世界。

1974年3月,她回到上海待产。

5月25日下午,区中心医院的妇产科,两个孩子先后落地,一对双胞胎男孩。

产房里面接连传来两声啼哭,护士快步出来报喜,两条崭新的小生命平安来到世上。

高兴了三天。

这三天里,杨丽坤没怎么吃药。

怀上孩子之后,她怕药伤着胎儿,把药停了。

医生劝过,家里人劝过,她不听。

一个做了母亲的人,脑子里只剩一件事:孩子要健康。

第三天深夜,唐凤楼推开病房的门。

他看见的,是一个连自己都不认识的杨丽坤。

针打下去,人慢慢软下来。

医生把他叫到走廊上,说得很直接。

唐凤楼站在走廊里,背后是病房,前头是楼梯口,两头都是孩子。

那一年他二十七岁,结婚刚一年,做父亲刚三天,谁也没想到的变故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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