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5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劳动节的人群刚刚聚拢,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便成了最醒目的所在。有人抬头端详,有人低声议论。看了片刻,一句疑问在人群里传开:“主席的耳朵怎么只有一只?”
这并不是一句玩笑话。画像中的毛主席侧着脸,头略微扬起,目光投向远处。构图有气势,笔法也无可挑剔,可侧脸遮住了另一只耳朵,画面便显得有些生硬。更重要的是,天安门上的画像不是普通肖像,它代表着新政权的形象,群众自然格外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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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画的作者,是北京市人民美术工作室副主任辛莽。1950年4月,他接到任务时,距离劳动节已经没有多少时间。画像长约6米、宽约4.6米,尺寸远超普通画作。辛莽虽有扎实功底,却没有绘制如此巨幅肖像的经验,压力可想而知。
他从大量照片中挑选范本,特意避开生活气息过浓的画面,最后选定一张毛主席侧身、仰头远望的照片。在辛莽看来,这个姿态庄重而有远见,适合悬挂在天安门城楼。有关方面审看后也认可了这一构思,绘制工作随即展开。
巨幅画像最难的地方,不只是比例放大。画家站在画布前,只能看见局部,必须不断退到远处观察整体,再回来修改细节。辛莽和助手们在画架之间来回奔走,一天要跑上许多趟。颜料、比例、光线,任何一处失误,挂到城楼上都会被成千上万双眼睛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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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月后,画像赶在劳动节前完成。辛莽站在城下,看着作品升上城楼,心里自然松了一口气。可他没有想到,画像只悬挂了一天,便在5月2日凌晨被撤下。
问题很快传到画室。群众提出的意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侧脸导致只看见一只耳朵,二是毛主席仰头远望,显得距离群众较远。有人说得很直白:“画像要像主席,也要有主席的气度,不能只照着照片搬。”
这件事之所以引起重视,和天安门画像此前的变化有关。1949年2月12日,北平和平解放后不久,毛主席画像首次出现在天安门城楼。那天正值元宵节,城里张灯结彩,百姓久违地过了一个安稳节日。毛主席没有到场,中央便决定悬挂几位领导人的画像,让群众以此表达对新生活的欢迎。
新中国成立后,天安门画像并非始终悬挂。早期通常在劳动节、国庆节等重要节日使用,画像也会根据实际效果不断调整。开国大典上的画像曾被认为不够庄严,后来便有了重新绘制的安排。对一幅公共肖像来说,画得像只是基础,是否端正、亲切、庄重,同样不能忽略。
辛莽得知意见后,并没有辩解。他意识到,自己过于依赖照片,忽略了画像本身的象征意义。随后,他把侧脸改成微侧,调整了眼睛的方向,使毛主席由仰望变为平视,面部也显得更沉稳和亲和。
1950年10月1日,修改后的画像重新挂上天安门城楼,反响明显不同。此后,画像还经历过多次调整。到1960年代中期,画家王国栋承担了绘制任务。他每逢国庆前重新制作画像,既要保持固定形象,又要处理色彩、神态和远距离观看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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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前后,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形成了较为固定的正面形象:面部端正,目光平视,神情既庄严又不失亲和。王国栋后来将这项工作交给葛子光,天安门画像的绘制由此形成延续。
1980年,邓小平曾明确表示,毛主席画像要永远保留在天安门前,作为党和国家缔造者的象征;但画像不应到处悬挂,纪念也不能流于形式。这个判断,说明天安门画像的意义早已超出一幅画本身。
从“一只耳朵”的质疑,到后来固定下来的正面形象,变化看似发生在画布上,实际反映的是一个国家如何选择自己的公共象征。天安门城楼上的画像经过更换,却始终保留至今,成为广场整体形象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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