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一年约57亿包,日本约46亿包,中国的方便面又是什么量级?比数字更值得追问的是:同样是热水一冲就能吃的面,为什么在韩国几乎成了“国宴”,在中国却多半只是忙碌时随手对付一顿的选择?
新海诚来中国宣传《铃芽之旅》时,晒出了北京宣传首日的晚餐,一顿人均约800元的火锅。随后他又晒出在韩国的晚餐:一碗泡面。
有人认为这是在阴阳怪气,这种解读未必成立。待客之道,本来就是把自己认为最好的食物拿出来招待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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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这个标准,韩国人请他吃泡面,至少也算国宴级别。连韩国网友都说,光看照片,拉面确实更诱人。这话未必是嘴硬:韩国曾连续8年人均泡面消费量世界第一,直到2021年才被越南超过。
要理解韩国人对泡面的偏爱,得先看韩国料理的构成。它大体由传统朝鲜料理和现代韩国料理两部分组成。
前者包括泡菜、饭卷、烤肉等,主要受中国影响;后者则更多受日本和美国影响。可以说,韩国料理史几乎就是一部被外部力量反复塑造的历史,而泡面称得上集大成之作,因为韩国的泡面文化与中、日、美三国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切,要从“拉面”这种食物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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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叫“拉面”,在中日韩却是三种不同的东西。在中国,拉面更像一种工艺,理论上凡是用面团拉扯而成的面条都能叫拉面,流传最广的是遍布全国的兰州牛肉面。
日式拉面其实已与手拉无关,用的是制面机做的面条,配浓厚汤底,再加叉烧、海苔、溏心蛋等配菜,《火影忍者》里的一乐拉面就是典型。真论匠人精神,中国的拉面师傅恐怕人人都称得上“拉面之神”。
到了韩国,看过韩剧的人都知道,拉面指的就是泡面。《请回答1988》里一说要吃拉面,镜头里出现的就是用小黄铜锅煮泡面的场景。同一个词在三国的含义从手艺变成机器面,再变成工业速食,背后其实是一条清晰的传播链,而这条链的中间环节在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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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式拉面起源于中国,早期在日本被称作“中华荞麦面”,与本土的日式荞麦面相对。它之所以能胜过清淡的荞麦面,要放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背景里看。
纵观各国饮食文化的演变,有一个共同点:大量劳动力从农村涌入城市,这些新增人口迫切需要价格低廉、热量充足的饮食。在日本,这种食物就是拉面,类似的还有日式煎饺。
1959年日本宣布主办奥运会后,新一轮大型土木建设随之铺开,上百万年轻人从乡下迁入东京、大阪、名古屋等大城市。便宜又方便的拉面成了他们补充热量的首选,甚至出现了“拉面、煎饺加米饭”这种碳水严重超标的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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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每天扛着体力活的工人来说,吃饱远比吃精致更重要。除了人口流动,推动日本人吃面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美国。二战战败后,美国成了日本实际上的掌控者。
当时日本经济凋敝,稻米歉收,陷入严重粮食危机。战胜国起初认为日本只需维持最低生活,但混乱的日本反而给管理添了麻烦,稳定的日本更符合美国长远利益。
在麦克阿瑟游说下,美国最终同意对日粮食援助,其中就有大量小麦。日本原本是吃大米的民族,面食并非主流,但饥饿当前,有吃的就行。
冷战开始,加上国内经济需要,美国把粮食援助变成长期计划,小麦是其中的重要工具。1954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农产品贸易发展与援助法》,目的主要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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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1953年全球小麦价格下跌,美国储备大量过剩,跨国粮商盯上了亚洲:如果以米饭为主食的亚洲人也改吃面食,剩余小麦就不愁销路,因此援助初期主要集中在亚洲。
其二,战后缺粮普遍,粮食援助有助于塑造人道主义形象;在美苏对峙中,向日本等亚洲地区倾销小麦,也能把它们牢牢绑在自己一边。其三,民以食为天,掌握一国粮食就掌握了一国命脉,这项法案让日本在相当长时间里对美国粮食形成依赖。
改造甚至深入校园,1954年日本通过学校午餐相关法律,面包和小麦制品由此成为一代孩子的日常饮食。
面粉充足、城市劳动力渴求廉价热量,速食面便在这样的土壤里诞生。上世纪50年代,安藤百福在日本反复试验,1958年终于做出油炸面块,配上调味粉,用热水一冲就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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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起初在日本本地销售,并没有掀起多大动静,却慢慢普及开来,此后又出现了便于携带的杯装面。这项技术随后从日本传向周边国家,在各地逐步本地化。
韩国的处境与日本相似。战后同样面临大米短缺,同样接受美国小麦援助,面食的推广有着现实需要。
60年代,韩国三养公司学习日本技术,于1963年推出自己的方便面,还特意调入辣味以贴合本地口味。从这一刻起,日本的发明、美国的小麦和韩国人的口味,被压进了同一块面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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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让韩国泡面走向巅峰的,是乐天创始人辛格浩的弟弟辛春浩。他创办的乐天食品工业在60年代加入战局,1970年推出牛肉面,面条炸得酥脆,汤汁鲜美得像鸡汤。
借助广告推广,销量迅速上涨,到70年代中期已跻身行业头部。其中一则兄弟互相谦让、请对方先吃面的广告,更成了几代韩国人的记忆。
讽刺的是,广告之外,辛春浩与辛格浩的矛盾已无法调和。辛格浩禁止弟弟继续使用“乐天”之名,1978年,乐天食品工业更名为农心。兄弟反目反倒逼出一个独立品牌,而这家公司很快就会迎来改变整个韩国泡面格局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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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后,农心推出以辣为特色的辛拉面,韩国泡面之王就此诞生。“辛”既是辛春浩的姓,又有辣的意思,一举两得。
当时全斗焕政府正筹办1986年汉城亚运会和1988年汉城奥运会,为展示韩国近三十年的发展成果,政府把辣确立为韩国食品的代表性味道。
农心作为两届赛事的拉面指定供应商,此前推出的碗装牛肉汤面也在赛事期间热卖,再借辣味热潮让辛拉面一炮而红,这正是《请回答1988》里频繁出现吃泡面场景的时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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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城奥运会次年,韩国拉面市场爆出最大丑闻。一封匿名信寄到汉城地方检察厅,称有公司用工业牛油制作拉面。
这场“牛油风波”引发轩然大波,包括三养在内几乎所有厂商都受到波及,唯独使用棕榈油的农心成了最大受益者。无论真相如何,辛拉面从此再无敌手,稳坐韩国泡面之王的宝座。
即便韩国早已走出大米短缺,饮食习惯却已彻底改变,泡面成了国民食物,韩国也一度成为全球人均泡面消费最多的国家。从历史看,韩国人爱吃泡面和日本一样,有大米短缺、美国援助等原因,但这很难解释经济好转之后,韩国人为何依然如此钟情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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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小时候都迷恋过泡面,觉得天天吃泡面简直是神仙日子,想不通电视剧为什么总拿它表现生活困苦。长大后这种念头自然消失,偶尔嘴馋可以,天天当主食肯定不行,辛拉面味道再好也吃不了太多。因此,另一个原因或许可以概括为三个字:没得选。
中韩两国对泡面的态度就能说明这一点。中国人叫它“方便面”,图的是方便和便宜,大多时候只是替代性食物,一旦有别的选择就会放下。
技术传入中国的时间并不晚,1970年上海就有工厂尝试生产,但产量小,主要供应本地。真正的爆发在90年代,同样以人口流动为背景,可即便是体力劳动者,也很少把泡面当长期主食,因为可选的食物实在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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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高端泡面生意难做的原因:价格稍高,消费者就会转向别的食物,各种把泡面玩出花样的噱头,热度一过便归于冷清。但“不当主食”不等于“吃得少”。
中国有上百家规模较大的生产企业,还会从韩国、日本进口一部分。按世界方便面协会的统计,中国(含香港)每年消费量常年在四百亿份上下,远超日韩之和,稳居世界第一。
所以,若把三国放在一起比较,大致是韩国人均最高,日本品质讲究,中国则胜在规模,消费基数庞大。而在韩国,人均每周吃两次泡面,侧面说明同等价位的选择可能确实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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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韩国电竞选手来中国比赛时,在行李箱里塞满泡面,生怕在中国吃不上东西。也许在一些韩国人心里,泡面真的就是最好吃的东西。
回头再看新海诚的那碗泡面,它并非怠慢,而是一段历史的缩影:中国拉面东传日本,美国小麦改造了东亚餐桌,安藤百福把面条变成工业品,韩国又用辣味和兄弟恩怨把它推上国民食物的位置。
韩国的57亿包、日本的46亿包与中国的四百多亿份,数字背后,是三国各自不同的吃饭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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