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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任贵州省委书记、中宣部部长,临终前提出一请求,让人泪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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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离休21年、被誉为党内“好人”的原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朱厚泽于5月9日凌晨病逝,享年80岁。

此前,被查出口腔鳞癌转移的朱厚泽春节前住进北京医院,不久后医院下达病危通知,就在去世两天前,已插上呼吸机而不能言语的他,曾在板子上写下“马上回家”四个字。

让人泪目!

最终,家人按照他生前反复叮嘱的遗愿,不搞隆重的安葬仪式,不建豪华墓园,骨灰就安放在家乡的山岗上,陪着这片他出生、成长、奋斗了大半辈子的土地。

这位曾经的贵州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走过了波澜起伏的一生,最后选择以最朴素的方式,回到了起点。

很多人知道他“三宽部长”的名号,知道他是胡耀邦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时的重要助手,却少有人细数,这位从贵州山里走出去的干部,早年在家乡扎下身子,办了多少实实在在的事。



朱厚泽是土生土长的贵州织金人,1931年出生在织金县。

他读书的时候就接触了进步思想,在解放前夕投身地下革命工作,在家乡一带开展青年组织、群众宣传工作。那时候贵州山高路远,条件艰苦,他靠着一双脚翻山越岭,走村串户,传播革命思想。

全国解放后,他留在贵州工作,从基层岗位起步,一步步成长。

六十年代他在贵阳市任职,后来受到冲击下放劳动,七十年代末平反复出。

复出之后,他先是担任贵阳市委书记,后来升任贵州省委书记。

很多跟他共过事的老干部对他有着相同的印象:一是脑子活,不僵化,敢接受新东西;二是接地气,心里装着普通老百姓和知识分子。



那时候刚改革开放,贵州作为内陆山区省份,改革推进步子偏慢,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少地方干部还在观望,怕犯错误;城市里的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很多还背负历史包袱,难以放开手脚干事。

朱厚泽上任之后,着力推动解放思想、落实各项政策。

在农村,他支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鼓励各地结合实际大胆探索,不要怕争议。他表示,农民种了几千年地,怎么种能多打粮,他们最清楚。把地种好、让老百姓吃饱饭,比什么都重要。

在各地因地制宜推进改革之后,贵州农村生产活力逐步释放,粮食产量稳步提升,不少长期依靠救济的村寨慢慢有了余粮。

在城市,他高度重视知识分子和技术人才。

那时候不少工程技术人员、教师、文艺工作者,还面临诸多束缚,待遇偏低、作用难以发挥。朱厚泽反复强调,贵州要发展,必须依靠人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他推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为蒙冤同志平反,改善技术人员待遇,给科研、教育单位松绑,让大家安心开展工作。

贵阳市不少老工厂、老学校,就是在那时候逐步恢复元气,技术人员得以开展研发,教师安心教学。

他还重视城市建设和地方经济发展。

当时贵阳城区规模不大,基础设施欠账多,他推动道路改造、供水供电设施升级,补齐城市短板;产业发展上立足贵州本地资源禀赋,发展轻工业、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八十年代初的那几年,贵阳城市变化肉眼可见:街上商铺多了,工厂生产逐步恢复,群众的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



1985年,正在贵州省委书记任上的朱厚泽接到中央调令,赴北京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当时胡书记主持中央工作,大力推进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需要一批思想开明、敢闯敢干的干部。朱厚泽在贵州的改革实践和工作成效,得到中央认可,成为思想文化领域的重要助手。

上任之后,他没有急于推出声势浩大的举措,而是在调研、会议交流中,提出后来广为人知的“三宽”主张。

1986年,在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上,他发表讲话:

文化要发展,各行各业要发展,要让社会充满生机活力,有一件事很重要——对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和传统不一样的观点,不要急急忙忙做结论;对积极的探索、开拓和创新,要多加支持。

他把这概括为三个“宽”:对待不同的思想观点,多一点宽容;对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多一点宽厚;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环境,搞得更宽松一点。

宽容、宽厚、宽松,短短六个字,在当时的思想文化界引发广泛反响。

那时候不少文艺创作、学术研究还受较多条条框框约束,部分作品、学术观点容易引发争议。“三宽”主张提出,为文艺和学术领域营造了包容探索的氛围。

在他任职期间,坚持区分学术探索、文艺创新和原则问题,鼓励正常讨论。

对于有争议的文艺作品,立足作品本身的导向审慎研判;学术观点引发争论时,主张不随意上纲上线,保障正常学术探讨。

在他任职的一年多时间里,思想文化领域氛围更加活跃,文艺创作、学术研究涌现出新的气象。

1987年初,朱厚泽离开中宣部部长岗位,之后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后来任职全国总工会。



他在中宣部的任职时间,满打满算只有18个月,可就是这短短一年半,让很多人记住了这位“三宽部长”,记住了包容探索的风气。

离开中宣部岗位之后,朱厚泽的生活慢慢归于平静。

可他没有停下思考,持续关注国家改革发展,尤其关心农村、农民问题,经常深入基层调研,撰写文章、建言农村改革。

他的生活也一直很简朴,在北京居住,家中藏书很多,家具大多使用多年。身边工作人员回忆,他一生不喜排场、不搞特殊,衣食简朴,和普通老人无异。

年纪越大,他越是挂念家乡贵州。

常常和身边人说起织金的大山、贵阳的街巷,说起当年一起共事的老同志、乡亲,他总说,自己是贵州山里走出来的,根永远在那里。

2010年5月9日,朱厚泽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80岁。

临终前,他反复交代家人和身边人:

后事一切从简,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骨灰不留在北京,送回贵州织金老家,安葬在家乡的土地上。

他说,从山里来,回山里去,心里才踏实。



如今十几年过去,或许朱厚泽这个名字已经慢慢淡出了我们的脑海,可贵州的山山水水记得,当年农村改革的田埂上,有他推动政策落地的身影;贵阳的老街道记得,城市补齐短板的岁月里,有他付出的心血;思想文化界不少老同志记得,八十年代那股鼓励探索的风气里,有他的一份贡献。

有人说,朱厚泽的一生,起于贵州的大山,归于贵州的大山。

他从山里走出去,走到北京,站上更广阔的工作舞台;到最后,最惦念的依旧是故土,一心回到家乡。

他虽然离开了,却留下的很多财富,尤其是他当年支持改革的勇气、包容宽厚的胸襟,以及扎根乡土的赤子之心。

这样的人,无论多久,都不该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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