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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博馆刊|1949-1952年天津区街政权的重建与体制调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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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革命不应当是新的阶级利用旧的国家机器来指挥、管理,而应当是新的阶级打碎这个机器,利用新的机器来指挥、管理。”对于“打碎旧国家机器”这一核心革命逻辑,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武装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自1947年战略反攻拉开帷幕起,基于“破旧立新”与长期建设的指导思想,中共便开始在新解放的城市中积极践行这一重要革命论断。其中,区街政权的重建对城市的接管与建设至关重要。区街不仅是政治权力触达基层的末梢组织,也是国家调控社会的关键节点。正如彭真所言,区街政权构成了国家“政权组织在下面的腿”。

在推动城市基层政权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刘少奇1949年的“天津讲话”发挥了重要的先导作用。天津市率先启动区街政权的重建与调整,其探索经验迅速辐射至北京、石家庄等华北乃至东北重要城市。然而,囿于长期农村工作的历史惯性,尽管当时党在战略上已明确工作重心的转移,城市基层政权的构建仍面临复杂的治理困境。就区街行政体制而言,由于对区级政权的性质与定位尚未完全明晰,区街组织在较长时期内处于动态的调适之中。直至1952年底,经反复实践,以天津为代表的主要城市才逐步探索出一条适应城市特点的基层政权治理模式,其核心架构沿用至今。

显然,在区街政权重建的理路上,天津的实践提供了一个“先行先试”的观察样本。但梳理现有学术史可以发现,学界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区街政权的研究存在明显的区位“跃迁”现象,多侧重于对北京等城市的历史考察;或在探讨时,视角呈现出“重心下移”倾向,多运用嵌入理论阐释居民委员会的沿革脉络。相较之下,专门针对天津这一重要“源头”城市的区街政权演变的研究却并不多见。鉴于此,本文拟以天津为个案,运用档案等史料,梳理1949-1952年间天津区街政权的重建与调适历程,剖析该时期区、街政府(公所)演进过程中的组织效能,及其多次体制调整背后的历史动因。同时,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厘清“市—区—街”三级纵向架构以及区街内部各部门的整合过程。最终,希望借此历史维度的分析,透视中共城市基层政权的价值理念,从而为当下城市治理研究提供有益的历史参照。

政权重建:入城初期区街政权基本框架的构建

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机器”的战略思想指导下,1949年初中共接管天津后,首要政治任务之一即是对原有城市统治体系予以彻底重构,并建立适应人民政权需求的新型组织体系。天津区街政权基本框架的构建,正是在这一背景与现实诉求下渐次展开。

追溯至解放前夕的国民党统治时期,天津城市政权组织体系主要依托于“市—区—保—甲”的管理体制。在该体制下,市政府之下依次设立区公所、保办公处与甲等行政层级。当时,国民党在天津“全市共有11个区”,其中“市区5个,市区附带郊区6个”。各区设区长,保设保长,若干保合为一区。根据南京国民政府的制度设计,在市区的关系上,“区公所只是市政府辅助机关”,因而区级行政力量较为孱弱。据解放后天津市民政局总结的《自入天津后三个月来关于区街建政的综合报告》(简称《综合报告》)统计,全市11个区仅有309名工作人员。此外,各区及其下辖保的划界与规模,亦并非依据人口、交通及地域毗连等条件进行科学划分,而是带有浓厚的半殖民地“分割”色彩。例如,最大的第十一区辖有34保,而最小的第十区仅辖14保。


图一 《天津市举办全市地籍整理警察各分局所及地方保甲人员协助办法》(部分),1946年3月20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036-1-000407-004

在日常运作中,国民党设立区保等基层组织体制,其初衷本欲借推行社会公益之名延伸治理触角,进而强化对基层的严密控制。然而,随着其对底层社会进行竭泽而渔式的资源汲取,区保等行政末梢彻底异化为“统治、压迫、剥削人民的工具”。与之相伴,区保人员的社会形象日趋恶化。因此,天津解放后,彻底废止区保管理体制,不仅是贯彻“除旧布新”的逻辑必然,更成为天津市政府入城后安定民心、重建城市基层秩序的破局之举。

早在平津战役前夕,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便已着手对天津“干部及党政机构的配备”、以及接管后区街政权的初建问题进行全局性谋划。1948年12月13日,毛泽东在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华北局的电文中明确指示:“黄克诚为天津市委书记兼军管会主任,黄敬为天津市长。”随后,在致天津市委的相关电文中,更是旗帜鲜明地强调:“对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政治机构,如国民党的军队、警察、法庭、监狱及其各级政府机构,是应该彻底加以破坏的,而不能加以利用。我们必须重新建立新的政治机构来进行统治,在旧的政治机关服务的人员亦只能在经过改造后分别加以任用。”毛泽东的系列论述,为黄克诚、黄敬等天津市党政领导人入城后彻底废除旧有行政体制、开展区街建政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与行动指南。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后,天津市军管会、市委及市政府迅速启动区街政权的初建工作,逐步探索并构建“市—区—街—闾”的新型行政组织架构。入城伊始,市军管会与平津卫戍司令部即联合发布布告,勒令“国民党、三青团及一切反共反人民组织,即日宣布解散,停止任何活动”。与此同时,为使区街建政工作有章可循,天津市政府参照农村革命根据地时期“县政府、区公所、村公所”三级建制经验,并结合国民党原有城市政权组织体制,制定颁布了《天津市区街人民政府暂行编制规程草案》(简称《草案》)。

该《草案》作为天津市解放初期区街建政的纲领性文献,系统勾勒了新型区街人民政权的组织蓝图,其主要内容包含以下方面:其一,明确区街定位与阶级基础。规定区街政府为市政府的执行与辅助机关,强调政权须紧紧依靠工人、学生及劳动群众,彻底剥离旧式区保的阶级底色。其二,重构区街行政区划。出于接管便利的考量,虽宏观上全市仍维持11个区(含单设的水上街)的划界,但在微观上对旧制予以彻底拆解,实行“并三(或二)保为一街,以原保划为闾,以原甲划为邻”,确立“市—区—街—闾”的行政架构。其三,充实基层力量与革新作风。针对旧政权区级行政力量孱弱的弊端,《草案》规定区政府编制为30至35人,街政府为18人,切实充实一线管理队伍。同时为防范“坐机关”的官僚作风,注重从群众中吸收积极分子参与社会治理。


图二 《国民身份证式》,1946年10月29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064-1-000007-021(从封面到封底共四页。第一页有“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字样,及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籍贯等基本信息。第二、三页有教育程度、职业、特征、相片或标准指纹、公职候选人资格、公民资格、家属、役属等信息。第四页有保甲番号、住址及注意事项等)

尽管在区街建政思路上确立了依靠积极分子的原则,并公开宣布解散国民党旧有的区保组织,但在入城初期的过渡阶段,区街政权在实际运转中,仍不得不“暂时保留并利用”旧保甲人员。究其原因:一方面,“入城干部数量不多,质量也不高,绝大多数不了解城市,没有城市工作经验,人地生疏,急急忙忙”;另一方面,发动积极分子存有一定难度,“由于国民党的长期统治及特务分子造谣欺骗,群众中的思想顾虑很大”。此外,按照党既有的群众工作经验,最先发动的积极分子可能鱼龙混杂。正如黄敬所指出的,这类人中“可能有相当一部分‘坏分子’”。

为化解上述区街初建的多重阻碍,防范接管初期可能出现的治理真空与投机钻营,天津市在区街政权建设中采取了审慎的策略。针对旧“区保人员”的短暂留用问题,市政府巧妙地将“戴罪立功”与“听候差遣”的政治规训嵌入其中。具体而言,先以区为单位集中训导,申明“伪保甲是反动阶级用以对人民进行压迫统治的工具,必须解散”,并强调配合交接是其“求谅解于人民”的唯一出路;随后,迅速下沉基层,“再以保或几个甲为单位开群众大会”,向人民群众揭露旧体制的反动本质。通过这种双管齐下的方式,市政府不仅在政治上划清了阶级界限、有效震慑了旧有人员,更极大激发了民众参与区街政权的政治热情。


图三 《对伪公用局接管计划方案》,1948年12月31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X0053-Y-000021-001

同时,通过举办“街干部训练班”,有计划地在群众中甄别并选育积极分子。在各区公委会领导下,军管会率先派遣工作组下沉至基层各保,以“一揽子方式”推进工作,“广泛地宣传党的和人民政府的各种政策来教育群众”,并以此作为发掘基层潜在骨干的重要契机。随着群众政治觉悟的初步提高,各区相继将普遍发动群众与骨干培育有机结合。以第三区为例,自入城至1949年2月27日,为培养街政干部,该区“已先后举办两期街干部训练班”,集中吸收了151名在赈济、贷款等工作中涌现出的工人、学生、店员及妇女等各阶层群众。与之类似,第七区亦于3月下旬相继开办“行政训练班”。

除此之外,面对接管初期区街干部严重不足的困境,部分接管人员曾一度提议,试图通过合并原有区保、变更区划规模来缓解治理压力。针对“有的区建议,几个保合为一个小区”的设想,时任天津市委第二副书记黄火青结合哈尔滨等城市的经验指出,在政权架构中“多一级不好”,加之干部治理经验不足,区街政权的管辖范围不宜过大,否则将难以实现有效管理。

因而在接管初期,天津区街干部结构呈现出鲜明的过渡性特征,大体形成了以入城干部为主导的“工作组”、经政治规训暂时留用的旧“区保人员”以及新发掘的“积极分子”三方并存的区街治理格局。正是依托这一务实而临时性的组织安排,天津市得以在各区街迅速推进清理战场、收容战俘、急赈贫民、兑换“金圆券”等一系列繁杂的善后事宜。在此过程中,区、街两级政权的组织机构亦得以初步建立。据1949年2月的《天津市区街组织建立及干部配备统计表》(表一)所示,全市应设街公所318个,已设305个,街公所组建工作已基本完成。这标志着天津城市区街政权初步实现了从国民党“区保管制”向人民政权新型“区街治理”的转换。


表一 1949年2月天津市区街组织设置及干部配备统计表(资料来源:《自入天津后三个月来关于区街建政的综合报告》(1949年4月),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X0065-Y-000027-001)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中共“破旧立新”的革命初衷以及初建阶段区街权力结构的过渡性特征,决定了这一时期的区街政权尚难承担长期社会改造的重任。随着接管工作基本完成,社会秩序初步稳定,区街干部“在工作上多少摸到了一些头绪”,围绕区街体制运行状况的检视与调整也渐次展开。

体制调整:区街层级压缩与“警政合一”的实施

自1949年4月起,天津城市治理逐步转入常态建设。初建区街体制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开始面临新的治理要求,区街组织架构与城市常态化治理之间的张力逐渐显现。在刘少奇的倡议与推动下,天津率先在全国范围内尝试弱化区级行政职能,并逐步推行以“警政合一”为核心的区街治理实验。

具体而言,从行政运行层面考察,初建区街体制的内在张力最直观地表征为组织扩张与干部力量供给之间的失衡,并由此造成“街干部不健全”的现实困境。如表一所示,尽管街公所的组织架构已初步建立,但实际上人员配置情况并不理想。在全市11个区已设立的305个街公所中,足额配备、符合编制标准者仅27个,而编制不足者则多达86个。

这种人员配置上的捉襟见肘,除源于干部绝对数量的短缺外,还深层折射出“市—区—街—闾”纵向架构中区街政权职能定位的模糊。换言之,在城市建设中,区街政权究竟应确立何种地位、发挥何种功能,即“区街政权的经常工作任务应该是什么”,彼时仍处于摸索之中。接管初期,依靠区街政权进行战后善后,固然展现出较高效率;但及至1949年3月底、4月初,随着城市治理转入常态运行,区街政权的经常性工作内容因缺乏规范而陷入模糊,致使在区街治理上出现了“无论在工作任务上、工作步调上、力量配备上、工作方法上均较以往为乱”的现象。


图四 《关于加强区公所组织机构的决定》(部分),1950年2月28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X0053-Y-000041-001

叠加市政府为防止干部“坐机关”、克服官僚主义作风而倡导的基层下沉导向,进一步加剧了区级行政力量的分散。入城初期,出于“急于建立基层组织”的现实考量,天津市有意识地将较强干部直接下派至街一级。然而,这种“区把较强干部都压到街去了”的配置方式,不仅未能从根本上扭转街级力量薄弱的局面,反而使“干部力量大大分散”,更在客观上造成了“区的力量也削弱”的体制性窘境。

在新生干部力量稍显匮乏且被过度分散的双重制约下,暂时留用“区保人员”的权宜安排,在实际运作中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一定问题。一方面,部分旧区保人员积习未改,甚至借人民政府之名延续旧有威权作风、欺压民众。如旧保甲长穆祥武、侯长元等人曾以“扭秧歌庆祝解放”或“慰劳解放军”等名义暗中勒索、摊派;更有甚者,公然散布言论威吓群众,宣称“我们保甲长过去给国民党办公,现在共产党来了也一样办公,保甲长就是‘干部’”。另一方面,旧区保人员的持续滞留,也在相当程度上阻碍了干群关系的重建。由于长期遭受区保人员的压迫,不少群众难以将这些留用人员与新生区街干部加以区分,进而对区街工作产生抵触情绪,并习惯性地以“‘捣乱’‘装傻’或明知故问”等方式消极应对。

因此,旧区保人员滞留所衍生的新的治理挑战,使清理旧制残余、妥善解决其去留问题成为天津调整区街体制的首要环节。随着“掌握了一批积极分子,对旧区保甲人员也有了初步了解”,天津市开始有步骤地推进对旧区保人员的甄别与处理工作:区公所层面送训70人,遣散132人;保公所层面送训40人,遣散194人。


图五 《区人民政府及区公所组织通则》(部分),1951年1月4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X0053-Y-000114-001

然而,这种针对旧区保人员的清理虽在一定程度上荡涤了区街政权内的旧制残余,但依然未能从根本上触及体制内生的结构矛盾。天津接管后区街运转中暴露的系列问题,也逐渐引起党中央的关注。作为新中国成立前后城市工作的主要擘画者,刘少奇敏锐地意识到,“城市工作并不像一些同志想象的那样容易,问题还是很多的”。为进一步了解天津接管后的实际情况,1949年4月10日,刘少奇受党中央委派赴津开展调查研究。

针对天津区街建设中面临的挑战,刘少奇在听取天津市委有关汇报后,对城市区街政权的组织原则提出了明确指导。4月18日,在天津市委会议上,刘少奇指出,城市有别于农村,其基本特点在于“集中”,因而城市工作“一切应该以集中为原则,不应以分散为原则”。据此,刘少奇认为,接管初期天津所确立的区街组织架构,是“把农村组织方式搬到城市里来”的体制错置。

立足于城市“集中”的特性,刘少奇主张对天津区街工作需重新加以配置,实行统一而集中的领导,强调“一切都要集中到市”。关于区级政权的职能定位,虽肯定“区政府是需要的”,但强调其“与农村的不同,应是市的派出机关”。在这一逻辑下,区级机构在政策执行上“不能独立决定问题”,因此主张“区委也不应太大”,而应“把最强的干部摆在市级”。为扭转天津区街治理中存在的失序现象,刘少奇进一步要求对既有区街建制进行调整,切实做到“组织要调整,干部要重新配备,领导方法要重新考虑”,最终构建起职责分明、运行协调的区街政权体系。

根据刘少奇的指示与建议,天津市委迅速响应。同年6月,经党中央批准,天津市在全市范围内启动区街体制调整,并试行“警政合一”的制度试验。6月16日下午,市人民政府召开区街干部扩大会议,正式公布区街组织变更方案。此次改革以“市级为城市工作之基本单位”的原则,明确提出“在市以下不需要再有区街政府,一切行政集中在市”。在此原则指导下,区政府改组为“区公所”,街公所则被全面撤销并入派出所。经此调整,天津区街行政体制由初建时期的四级架构,实质上骤变为高度集中于市级的行政结构。

在这一行政架构的重组中,区政权的功能降格、街组织的派出化改造、以及公安系统在区街治理中的全面扩张,构成了此次体制调整最为鲜明的特征。在区级层面,依循新的方案设计,改革后的区公所已不再具有一级地方政权属性,而被明确界定为市政府的派出机关。其职能范围被严格限缩于处理“目前尚未能集中到市或尚未移交至公安部门之行政事务”,主要负责执行市政府交办事项、掌握辖区动态,以及办理“临时授权或‘令’‘示’事项”等辅助性事务。其机构名称亦由原先带有独立政权意味的“区人民政府”,更名为“天津市人民政府第×区区公所”,以制度形式凸显其性质的转变。在组织架构方面,区政府原有业务被大幅裁并。凡生活、总务、会计等事项,能够与公安分局合并办理者,原则上均实行“一律统一办理”,即所谓“区局合并”。在人员编制上,市内各区除区长、副区长或秘书外,仅设助理员、干事5人及炊事员1人,共计7人;部分兼具农村性质的市郊区,因尚需承担农业生产等事务,其编制略微放宽至9人。

相较于区政权的收缩,街组织的调整则更具根本性。原有街公所被悉数撤销,全面并入公安体系,街干部原则上统一转入公安机关工作,即推行“街派合并”。重组后的派出所除设正、副所长外,视干部条件与实际工作需要调配人员,由所长兼理辖区内民政及行政事务,另设文书1名负责日常公文处理。这一变革意味着,原先兼具多重职能的街组织被完全纳入公安系统内,天津的区街治理由此呈现出高度“警政化”的趋向。

综上所述,这场以“警政合一”为路径的改革,确实将“政策性问题、重大问题集中到市”。但面对解放初期亟待恢复与重建的城市系统,“政府不可能全部把工作都集中起来”。因此,此阶段的体制调适在实践中又衍生出新的治理张力,为随后区街政权的进一步调整埋下了伏笔。

制度定型:区级扩充与区街治理体系的形成

任何组织若要履行其预设职能,不仅需要依托相应的组织形态,更有赖于内部系统的协调自洽。此前区街组织“集中于市”的体制调整,虽是因应城市常态化建设的现实诉求,但当这种方式导致市级政权失去“腿”的有力支撑、难以实现内部自洽时,体制的再度调适便成为必然。因而,在行政体系调整月余、过度集中的内在张力渐次显现后,天津市迅速调整策略,转而致力于区级行政架构的扩充与完善。通过重新理顺“市—区—街”之间的纵向权责关系,“区—街(居)”基层治理结构最终得以确立。

事实上,在天津区街体制行将调整之前,天津地方政府对区街组织未来走向的研判,仍倾向于继续强化既有治理架构,而非压缩其行政空间。在1949年4月的《综合报告》中,市民政局在总结前期建政经验时仍明确提出,今后“还必须加强区街建设与其各方面的工作”。这一表述表明,彼时天津市政领导人对于基层行政组织的制度认知,尚停留于“继续健全”而非“削减”的思路之上。

也正因如此,加之此前政策酝酿与组织准备尚不充分,此次调整的消息甫一传出,便首先在部分区街干部中引发了较为明显的思想波动。其中,这种情绪在新提拔与外来干部群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对于新近培训的区街干部而言,面对区街机构骤然撤并,部分成员开始对调整后的工作去向产生顾虑,甚至担心“以后会失业”;而一些外来干部则由于对人民警察缺乏充分认识,“且存在着轻视公安工作的倾向”,“许多人不愿穿警察制服,因此在思想上引起对城市工作不感兴趣,而愿到乡村去工作,以致在工作上也表现了某些散漫消极的现象,存在‘等待’思想,使工作遭受到一定的影响”。

为扭转干部思想上的分歧,天津市各区于6月18日至19日相继召开区街干部扩大会议,传达市政府关于变更区街组织的指示,并依据市秘书长吴砚农所作《变更区街组织》报告及公安局局长许建国关于《改造与建立新派出所问题》的报告精神,“批判和纠正了干部中的错误思想,同时具体布置了办理交代的步骤”。

然而,随着调整工作的逐步展开,调适后的区街体制在实际运行中并未完全达到预期,并在实践过程中面临新的治理挑战。首先,日常政务流转陷入“市府无力办、区所无权办”的结构僵局。作为一座拥有近两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天津的城市管理事务本就纷繁复杂。以文教事务为例,当时全市“有中学54校,小学333校,中学生20637名,小学生102330名,中学校教职员1448名,小学教职员3310名”。区街调整后,原先分散于各区管理的学校改由市教育局统一领导,大量基层事务随之直接汇集于市级机关,其管理范围显然已超出市级机关所能直接承载的限度。结果,市政府既难以有效统筹纷至沓来的具体事务,区公所亦缺乏相应处置权限,以致“区公所之请示事项,亦常无结果批回”,从而在客观上造成了行政效率的低下。

其次,“市—区”间权责关系的模糊,导致区公所深陷“多头领导”的困境。根据《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区公所组织与任务的决定》,在调适后的“市—区”结构中,区公所虽与公安、工程处、卫生事务所等市级派出机构同属平行机关,但在实际职权运行中,“市级各局院在主管业务范围内及既定政策下,对区有指导关系”,且“区公所亦须向局、院作有关工作业务之报告”。这种制度安排在实践中造成职权边界的不清晰,进一步诱发“市级各部门由于不能解决问题,纷纷在区设分支机构”的现象,致使区公所陷入“上级头太多”的复杂局面。

最后,“警政合一”体制的推行,也在客观上加剧了行政机关与公安系统之间的矛盾。街公所撤销后,“在区级只有公安组织是直接深入到市民中去的”,这使得区公所向下传达和推动各项工作时,几乎均需依赖公安分局及派出所的协助,从而导致公安机关被迫承担大量行政事务。据统计,仅公安一分局配合各单位办理的事项即达25种,另一分局更高达51种。在此结构下,若公安系统拒绝配合,极易引发相关机关的不满,“在警政关系上酿成一些不必要的意见分歧”;而若全面承担配合任务,则势必挤压本职工作的开展。

更为严峻的是,部分派出所存在的拖沓作风,已逐渐引发部分天津市民的不满。不少群众反映,涉及自身日常生活的诸多事务长期得不到及时处理,对市民民主权利的保障亦显不足,对人民民主的尊重“还不够”。因此,不少市民开始明确向政府提出,希望办理民事事项时不再与派出所合署办公。

为回应区街体制运行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1949年7月29日,天津市开始初步加强区公所的工作。依据颁布的《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区公所组织机构的决定》,此次调整主要围绕扩充组织机构与强化职能权限展开。相较于此前区公所仅承担“辅助性”职能的状况,调整后的区级组织行政职权得到明显强化。除区长、副区长外,区公所重新增设了“一室五股”,即秘书室与民政股、调解股、文教股、卫生股、农田股等专门机构,各区编制人数也由原先不足10人扩充至24至34人。同时允许在区公所框架内设立优抚、调解、文教、卫生等各类委员会,以协助相关工作的落地。此外,根据新的规定,区公所在市政府直接领导下,对辖区内的公安分局、工程处等机构“有施行监督指导之责”;而对卫生事务所、医疗站等单位,则与其业务主管部门形成“双重领导关系”。

尽管经过此次调整,区公所在组织规模与职能设置上均有所扩充,但由于其性质上仍属于市政府的派出机构,在日常运转中仍存在诸多纠葛。其中,不少区公所干部“对自己的任务的认识还是盲目的”,再加之区公所并非一级地方政权,致使部分干部“仍感觉区公所工作没前途”。区公所与各市级派出机构之间的权责关系也并未因此理顺。以卫生事务所为例,按照新的制度设计,其虽与区公所形成“双重领导关系”,但卫生事务所方面却明确拒绝接受区公所领导,理由在于“区里没卫生人才,领导不了”。不仅如此,工程养护处、养护段等机构对区公所的监督与指导亦多持消极态度,致使区公所执行过程中原有的协调问题未能得到有效缓解。

就在天津围绕区街体制如何进一步调整之际,苏联专家所介绍的城市治理经验及党中央有关区公所工作的指示,为天津随后区街体制的再度改革指明了方向。1950年春,来华苏联专家在介绍莫斯科区苏维埃经验时指出,在莫斯科,“不但有区苏维埃,而且组织很大,管的事很多”。这一经验的引介,对当时城市治理体制探索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党中央经过反复讨论,并结合苏联经验,认识到有必要进一步扩充区级组织。1950年6月16日,周恩来在出席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明确指出,“要想把各级政府的工作做好,就要层层负责,分区负责”。

7月21日,在天津市人民政府委员与各界协商委员第五次联席会议上,天津市副市长周叔弢传达了党中央及周恩来关于区政权建设的指示精神,并明确提出应进一步加强区公所组织建设。同日,市政府正式颁布《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再次加强区公所任务与机构的决定》,对区公所组织体系作出扩充。依据新规定,区公所原有“一室五股”的组织架构被扩充为“一室九科”,在“不包括兼职、合作科、勤杂人员及合并、改组”人员的情况下,各区编制人数增至31至40人,并明确规定,文化馆、合作社、房屋管理所等市局派出机构均划归区公所统一领导。

随着区公所职能与机构的不断加强,为便于各项工作的贯彻落实,密切政府与市民间的联系,克服由派出所“办理民政事务”带来的弊病,天津市开始重新在区以下设立派出机构—街公所,并以“每一派出所为一设置单位”,在市民中建立居民委员会,统一由区街组织领导。此外,天津市还拟率先于三个区开展试点,将原有区公所改称“区政府”,将其作为一级地方政权,以进一步推进区政权建设工作。

在此后两年多的实践中,天津区街体制继续围绕基层政权建设不断调适。但加强区级领导、健全区级组织、恢复街道行政机构并建立有力的区街政权体系,已成为天津区街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

不过,这种体制调整并不意味着对“市级统一集中领导”的削弱;分区负责的制度设计,其旨归亦非追求权力分散,而是为了实现更高层次的集中。换言之,“凡是属于全市性的问题或重要政策问题,仍须集中于市来统一解决,区只能在市的统一方针政策下,在市的统一指挥与计划下,执行一定的工作任务。”

到1952年底,历经此前数年反复探索,天津市通过颁布一系列政令,实现了区街体制的最终定型。10月11日,《天津市建立街公所暂行办法》明确规定:“在区人民政府之下,得建立街公所。”同日,市政府原则通过《天津市建立居民委员会试行办法》。继而,10月22日颁布的《关于市局与区人民政府关系问题的决定(草案)》进一步明确:“为了适应城市建设与发展之需要,今后区公所改为区人民政府,确定为市政权之一级。”至此,“区—街(居)”基层组织结构正式确立,天津城市基层政权体系逐渐走向制度化与规范化。

结语

1949至1952年间天津区街政权的重建与调适,本质上是中共由乡村迈入城市、重构城市基层政权体系的集中体现。在“破旧立新”的指导思想下,废除旧有管制体制并非难事,但如何建立契合城市特点且高效运行的新型区街政权体系,却远较“破旧”更为复杂。天津区街政权的数次调整,某种程度上正反映出新旧治理模式在转换过程中所呈现的内在张力。

入城初期,在党的领导下,天津迅速建立起“市—区—街—闾”的行政架构,以恢复社会秩序。然而,这一带有明显接管色彩的运行模式,在城市管理逐渐转入常态后,其运行中的制度张力也逐渐显现。干部力量分散、行政权责关系尚待理顺以及旧区保人员遗留等因素,使区街治理在运行中面临新的挑战。为回应上述治理挑战,天津通过压缩行政层级的方式对区街体制展开调适,这一改革适应了解放初期集中管理的现实需要。但从城市治理的实效来看,现代城市社会的高度复杂性,以及新中国初期国家政权建设对“全能型政府”的制度追求,又决定了过度依赖高度集中化的治理模式难以维系。随着基层治理需求的扩展,天津最终转向加强区级组织、恢复街道机构并建立居民委员会的制度方向。

表面观之,该时期天津区街政权由“区—街”向“区—街(居)”的演变,似乎呈现出制度层面的循环往复;但实际上,其核心在于不断探索集中统一与分区负责之间的动态平衡。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了党对城市治理的逐步深化,也折射出新生人民政权向城市基层社会整合的历史趋向。

(本文首刊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6年第10期,原题为《1949-1952年天津区街政权的重建与体制调适——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案为中心》。作者王雅宁,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

来源:王雅宁(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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