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亚洲,日本是个极为特殊的存在。
同样被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国门,其他国家要么沦为殖民地,要么签下一摞不平等条约.
唯独日本,不仅挣脱枷锁,还转身加入列强行列,把洋人对付自己的那一套拿去对付邻居。
1853年,四艘美国军舰开到日本家门口,日方一枪未放,就打开了紧闭两百多年的国门。
四十二年后,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击败大清,逼对方割让台湾、赔款二亿三千万两白银,差不多相当于日本当时四年预算。
大清的洋务运动起步更早,为什么日本学成了,大清没学成?
答案要从江户湾海面上的那几柱黑烟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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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7世纪30年代,德川幕府就接连颁布锁国令,严禁日本人出海,也严格限制外国船只来日,违禁者一律重罚,只在长崎划出一小块地方与荷兰人和中国人做生意。
到1853年,这套体制已经维持二百多年,日本没几个人想过要学西方。
这一年7月,江户湾海面上缓缓升起几柱黑烟,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领舰队驶入海湾,四艘船中有两艘是蒸汽船,船身涂满黑色防水沥青,不靠风帆就能逆风航行。
日本人从没见过这样的庞然大物,称之为“黑船”。
佩里递交了美国总统的国书,要求开港通商,又在湾内停留九天,派船测量水深、鸣放空炮示威,临走丢下话说明年带更多船只来听答复。
整个江户城一百万人口顿时人心惶惶,富人收拾细软准备出逃,武士四处搜寻盔甲刀剑,旧盔甲的价格一下被抬高几倍,市面上的粮食也被抢购一空。
面对黑船,幕府手里其实没有牌,沿岸炮台年久失修,火炮的射程和威力都够不着铁甲军舰,不少炮台还摆着早该淘汰的旧炮,硬拼等于以卵击石。
二百多年来幕府一向独断专行,这一次却当众承认自己拿不定主意,权威的裂缝从这一刻就已经出现。
第二年,佩里果然带着七艘军舰、更庞大的舰队回来。
幕府既不敢战,也拖不起,无力讨价还价,1854年签下《神奈川条约》,开放下田、箱馆两港供美国船只补给,还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
1858年,美国领事再逼幕府签订《日美修好通商条约》,增开港口、承认美国人在日居留,荷兰、俄国、英国、法国依样画葫芦,一窝蜂签了类似条约,史称“安政五国条约”。
这批条约中有两条最致命。
一是领事裁判权:外国人在日本犯法,日本官府无权审判,要交给其本国领事处理;
二是协定关税:日本对外国货收多少税,自己说了不算,要同洋人协商。
一个国家连自己土地上的罪犯都审不了,连海关都做不了主,说到底就是被人骑在头上。
这两道枷锁,日本后来用了四十年才拆掉第一条,五十多年才拆掉第二条。
拍板签约的幕府最高长官、大老井伊直弼没等天皇批准就自己落笔。
京都朝廷和各地武士一下炸开了锅,井伊直弼索性大开杀戒,抓的抓、杀的杀,史称“安政大狱”。
前后上百人受牵连,吉田松阴被押上刑场,更多人被流放、监禁或革职,举国上下人人自危。
1860年3月一个下雪的早晨,他在江户城樱田门外被一群浪人刺杀,头颅被砍落。
幕府头号人物在自家城门口身首异处,幕府二百多年的威信就在那一天跟着他的头颅一起落进了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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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府如此窝囊,各地武士开始喊出“尊王攘夷”的口号,意思是尊崇天皇、赶走洋人。
当时的天皇已经做了几百年摆设,住在京都有名无实;真正掌权的是江户的将军。
将军之下,全国分为二百多个藩,各藩有自己的藩主、武士和财政,有点像中国春秋战国时的诸侯。
喊得最凶的是两个远离江户的西南大藩:九州最南端的萨摩藩,和本州最西端的长州藩。
两百多年前决定天下归属的关原之战中,这两藩站错了队,败给德川家,此后一直受幕府打压,怨气足足积了两个世纪。
长州藩有个年轻读书人叫吉田松阴,1854年佩里第二次来时,他趁夜划着小船靠上黑船,想偷渡去美国看看洋人究竟有什么本事,结果被美国人拒绝,送回岸上坐牢。
吉田松阴本人则在安政大狱中被井伊直弼处死,年仅二十九岁。
攘夷口号喊得响,真跟洋人动起手来才知道什么叫天外有天。
1862年,几个英国商人骑马冲撞萨摩藩的出巡队伍,被萨摩武士当场砍死一人。
第二年英国舰队开到鹿儿岛问罪,双方开炮对轰,萨摩炮台虽打伤几艘英舰,鹿儿岛城却被烧掉一大片。
同一年,长州藩在下关海峡炮轰过往外国商船,次年英、法、荷、美四国派出十七艘军舰报复,不到几个小时就把沿岸炮台全部轰平,英军登陆后还把大炮当战利品搬走。
两个最激进的攘夷大藩先后被一巴掌打醒,很快明白,口号赶不走洋人,要赶走洋人,先得变得跟洋人一样强。
萨摩藩转头和英国人密切往来,在五代友厚等人推动下买船买炮、兴办近代产业、派遣留学生。
伊藤在英国亲眼见到工厂和铁路,才知道攘夷是死路一条。
另一个长州人高杉晋作,1862年搭乘幕府商船去了一趟上海。
他看到城市最繁华的地段都在洋人手里,租界里中国人要靠边行走,而大清刚打完第二次鸦片战争,连圆明园都被英法联军一把火烧毁。
高杉晋作在日记里写下恐惧:日本如果不变,下一个就轮到自己。
回到长州后,他组建“奇兵队”,不问出身,农民、商人、猎户只要肯打就收,采用西洋枪炮和操法训练。
在一个由武士垄断征战、平民连刀都不许带的社会,这种做法简直离经叛道,但正是这支杂牌军,后来成为长州倒幕的主力。
高杉晋作本人没能等到那一天,1867年他因病早逝,年仅二十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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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摩和长州本是死对头,1864年长州出兵京都想挟持朝廷,在禁门之变中被萨摩与幕府联手打得落花流水,长州还被扣上“朝敌”的罪名,第一次征长之役随之而来,长州人对萨摩恨之入骨。
这时,土佐藩出身、脱藩做了浪人的坂本龙马站了出来,他在两藩之间奔走,发现彼此各有所需:长州想买洋枪,却被幕府封锁;萨摩需要米粮,而长州盛产大米。
坂本龙马用萨摩的名义替长州买枪,再把长州的米运到萨摩,一来二去,两个死敌建立起信任。
1866年初,在他的撮合下,萨摩的西乡隆盛与长州的木户孝允秘密结成萨长同盟,昨天的仇人今天就能坐下来喝同一壶酒。
同年,幕府第二次出兵讨伐长州,号称十几万大军,竟被长州几千名手持新式步枪的士兵打得节节败退,坐镇大阪的将军德川家茂也病死军中。
幕府连一个藩都打不赢,家底彻底露了底。
1867年,末代将军德川庆喜眼见大势已去,主动宣布把统治权交还天皇,史称“大政奉还”。
他心里的算盘是:交出名义,凭德川家天下第一的家底,在新政府里照样做老大。
但萨摩、长州不会给他翻身的机会。
可悲的是,一手促成这一切的坂本龙马没能看到后来的局面——大政奉还一个多月后,他在京都近江屋被刺客杀害,年仅32岁。
1868年1月,朝廷宣布“王政复古”,要德川家交出领地和官职。
德川庆喜手下的武士按捺不住,在京都城外的鸟羽、伏见与萨长联军开战。
幕府军人数是对方三倍,打到第二天,萨长联军阵中突然竖起天皇御赐的锦旗,幕府军发现自己一夜之间成了叛军,军心大乱,德川庆喜连夜坐船逃回江户。
官军一路东进直逼江户,当时江户人口超过一百万,一旦开打必定血流成河。
幕府重臣胜海舟与官军总指挥西乡隆盛谈了两天,最终幕府无条件交出江户城,史称“江户无血开城”。
此后东北各藩组成同盟抵抗,北海道还有幕府残部据守五棱郭,1869年夏天最后一支残部投降,统治日本二百六十多年的德川幕府正式落幕。
改朝换代后,年号改为明治,江户改名东京,天皇也从住了一千年的京都迁往东京。
这群人出身不高、没什么包袱,又亲眼见过洋人枪炮,清楚旧东西不拆不行。
最后一条尤为关键——日本从一个锁国两百多年的国家变成公开宣布要向全世界拜师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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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府成立之初其实是个空壳,天皇手上无兵无钱,全国二百多个藩照样各自为政,藩主照旧收税、养兵,中央号令连东京都出不去。
要建立真正的现代国家,必须拆掉这二百多个独立王国。
1869年,萨摩、长州、土佐、肥前四藩带头把土地和人民交还天皇,史称“版籍奉还”,但藩主摇身变成地方长官,仍是说了算的人。
真正的大手术在两年后,1871年夏,三藩抽调一万兵力进入东京充当亲兵,政府随即召集藩主,一纸诏书宣布废藩置县,长官全部由中央委派,二百多个藩主一朝变成退休人员,迁居东京。
这场手术一滴血没流,背后有现实原因,大部分藩早已穷得见底,新政府承担藩的债务,又保留藩主俸禄和贵族头衔,让他们迁居东京做富贵闲人,不少人松了口气。
真正的输家是藩下几十万户武士,连家眷近两百万人,饭碗从那天起开始倒计时。
废藩置县仅四个月后,明治政府把政府核心的一半高官一起派出国考察。
新政府成立才三年,国内随时有人造反,主事者却敢丢下国家出去游历,可见心急。
他们原本想谈修改不平等条约,第一站在美国就发现自己毫无底牌,对方无意让步,于是把出访变成大规模取经。
一年九个月里走遍欧美十二国,工厂、学校、议会、军营、银行、监狱,见到什么都记下,回国后整理出一百卷考察报告。
最大的震撼是日本与西方的差距不是几年,而是一整个时代,但欧洲列强的繁荣也不过是近四五十年的事,换句话说,未必追不上。
在柏林,他们见到德意志帝国宰相俾斯麦。
俾斯麦在宴会上说,所谓国际法,大国有利时就讲,没利时就改用拳头;德国从前也是被欺负的小国,靠的是自己变强。
大久保利通由此认定日本最该学德国,后来日本的宪法、军队和官僚体系处处有德国的影子,根源就在这场宴会。
使节团出国后,西乡隆盛为首的留守政府看家。
双方说好大改革等使团回来再动,西乡等人却已推出新学制、征兵令,还把历法改为公历。
1873年9月使团回国,迎接他们的是一场大风暴。
当时朝鲜拒绝承认明治新政府,以西乡为首的一派主张出兵,西乡甚至愿亲自出使,若被杀就有开战理由。
他想打,还想给几十万失业武士找用武之地,把国内怨气引向国外。
但刚从欧美回来的大久保利通、岩仓具视、木户孝允坚决反对。
他们见过西方的强大,知道日本连自己都没站稳,贸然开战,万一列强趁火打劫,就是万劫不复。
大久保与西乡是从小一起长大的生死之交,在这件事上却寸步不让。
最终大久保胜出,西乡辞官回鹿儿岛,跟着走的还有一大批军人和官员。
两个兄弟就此分道扬镳,四年后兵戎相见。
征韩论虽被压下,但只是放进抽屉,二十年后日本拿出来的正是这份计划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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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走反对派,大久保利通成为政府实际掌舵人,他推行的方针用四个字概括:富国强兵。
要富国先要有钱,要强兵先要有人,而要有钱有人,先得有识字的国民。
明治政府最核心的三大改革,就是税、兵、学。
江户时代收米税,米价时高时低,收入跟着飘忽。
从1873年起,新政府推行地税改革,重新丈量土地,按地价3%收税,一律缴现金,政府收入从此稳定,可以做预算。
这笔地税在明治初年占政府收入七八成,日本建工厂、修铁路、养军队的钱,很大一部分从农民身上一分一毫攒出。
农民不断暴动,政府后来被迫把税率降到2.5%,但整个国家的底子始终是农民血汗撑起来的。
同年颁布征兵令,规定男子年满20岁服兵役三年,不论武士还是平民,推手是山县有朋。
征兵告示用了“血税”二字,乡下人以为真要抽人血,各地爆发十几场暴动,史称“血税暴动”。
比征兵令早一年,政府已颁布学制,目标是全国普及小学教育,口号是“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
一开始阻力很大,学费要家长自掏,农家又要靠孩子下地干活,但政府咬住不放。
到甲午战争前后,学龄儿童入学率已升到六成左右,再过十年接近普及。
识字的士兵看得懂操典,识字的工人看得懂机器说明书,识字的国民看得懂报纸,这是明治维新最不起眼、回报却最长远的投资。
税、兵、学之外,还有“殖产兴业”,即政府亲自下场办工业。
1872年政府在富冈开办官办丝厂,聘请法国技师、引进法国制丝机械,是日本第一家近代机器缫丝厂;同年新桥到横滨的第一条铁路通车,全长二十九公里。此后电报、邮政、造船厂、兵工厂、矿山相继建起。
为抢时间,政府高薪聘请两三千名外国专家,有些月薪比政府最高长官还高,钱花得心疼,买回来的却是几十年时间。
如今一万日元纸币上的涩泽荣一是殖产兴业中最关键的人物,他出身农家,年轻时是激进攘夷愤青,曾密谋火烧横滨洋人居留地,计划流产后进入德川家,又跟团去法国,亲眼看到银行和股份公司如何运作,整个人脱胎换骨。
回到日本后他辞官下海,创办日本第一家银行,一生参与创立的企业超过五百家,日本近代经济的骨架很大一部分由他搭起。
一个想烧洋人房子的愤青,最后成为“日本资本主义之父”。
思想上影响更深远的是上一版一万日元纸币上的福泽谕吉,他出身低级武士,三次出洋,所写《劝学篇》开宗明义:人生而平等,贵贱贫富的差别只在于有没有学问。
这本书据说卖出三百多万册,当时日本人口三千几百万,差不多每十人一本。
一个国家的改革,只靠上面几个人推动,很容易人亡政息。
当整个社会的读书人都认定要变,这个势头就再也拉不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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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代价最先落在武士头上,1876年政府先禁止武士带刀,又把世袭俸禄换成公债,让他们自己谋生。
刀是灵魂,俸禄是饭碗,两样一起没了,等于把他们连根拔起。
有些武士学做生意赔得精光,有些转行做警察、教师和军官,更多人一肚子怨气。
从1874年起,各地武士接二连三起兵,都是几百几千人规模,很快被镇压。
真正的大风暴在1877年,这年2月,鹿儿岛武士拥立西乡隆盛起兵,一万三千人挥军北上,整个九州为之震动。
政府的王牌是征兵令练出的农民兵,西乡军以为一冲就能攻下熊本城,守城官兵却死守五十多天;之后在田原坂血战十七日,武士拔刀冲锋,官兵步枪齐射,硬是顶住。
打到9月,西乡军从三万人只剩几百人,退回鹿儿岛城山。
9月24日,西乡中枪重伤,让部下帮自己了断,终年49岁。
西南战争是日本最后一场内战,也是武士时代的葬礼,等于向全国宣告,以后打仗不靠身份血统,而靠制度和训练。
这场仗政府军费花了四千一百万日元,约为一年财政收入,为筹钱滥印纸币,引发通胀。
更令人唏嘘的是三杰结局:木户孝允病死京都;1878年5月,大久保利通在上朝途中被武士伏击身亡。
通胀烂摊子由松方正义收拾,他1881年出任财政长官,收紧银根、缩减开支、回收纸币,又成立日本银行统一发钞。
猛药让物价急跌,大批农民交不起地税,被迫卖田,沦为佃农或流落城市;但货币很快稳定,为工业起飞打好地基。
同一时期,政府把大部分官办企业贱卖私人:长崎造船所卖给三菱,富冈丝厂卖给三井,三井、三菱、住友等财阀,正是这时吸饱养分。
所谓官商勾结,在明治日本不是秘密,而是国策。
政治上,从1874年起,板垣退助等发起自由民权运动,要求开设国会、制定宪法。
农家子弟能做到全国最高官员,在江户时代连做梦都不敢想。
宪法规定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军队统帅权直属天皇、不受内阁和议会约束。
这一条像在日本心脏埋下定时炸弹,几十年后军部正是靠它骑在政府头上,把国家拖入深渊。
1890年第一届帝国议会开幕,有投票权的只是年缴十五日元以上直接税的男性,约四十五万人,占全国人口1%左右。
就在这届议会上,首相山县有朋提出:一个国家要守住主权线和利益线,前者是国境,后者是同安全息息相关的周边地区。
利益线在哪里,他没明说,但人人心照不宣,就是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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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盯上朝鲜,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过去二十年,明治日本把西方用在自己身上的一套,原封不动搬到邻居身上。
1885年,福泽谕吉主持的报纸刊出社论《脱亚论》,大意是日本不能再等邻国觉醒,应同亚洲这些落后邻居划清界限,对待中国和朝鲜就照西方人对待他们的方法去做。
1871年,日本同大清签订《中日修好条规》,双方平起平坐,是大清近代少有的平等条约。
但同一年,一艘琉球船漂流到台湾南部,船上几十个琉球人被当地原住民杀害。
1874年,日本派兵三千多人登陆台湾南部,大清最终虽令其撤兵,却赔了五十万两,还在协议中写明日本出兵是“保民义举”,等于间接承认琉球人是日本人。
五年后的1879年,日本出兵废除琉球王国,改设冲绳县,大清虽提出抗议,却无人理会。
1875年,日本军舰开到朝鲜江华岛挑衅,引发炮战;第二年就用炮舰逼朝鲜签订《江华条约》,开放釜山、元山、仁川等港口,日本取得领事裁判权,还获得在朝鲜沿岸自由测量海域的权利。
二十多年前佩里怎么对日本,日本现在就怎么对朝鲜,连剧本都几乎一样。
条约第一条写明朝鲜是“自主之邦”,表面是尊重,实际想一刀斩断大清同朝鲜几百年的宗藩关系。
此后十年,朝鲜宫廷亲清、亲日两派斗得你死我活。
1882年,朝鲜旧军士兵因长年欠饷、发下的米粮又掺沙,愤而发动兵变,焚烧日本公使馆,公使花房义质仓皇出逃。
大清立刻派吴长庆率军入朝平乱,23岁的袁世凯随军入朝,表现果断,后来留在朝鲜练兵、控制大局.
策动兵变的大院君则被清军拘捕,押往保定软禁。
1884年,金玉均、朴泳孝等一批亲日开化派在日本公使支持下发动政变,试图脱离大清,袁世凯带兵冲进皇宫,三天内就把政变镇压下去,开化派的“三日天下”草草收场,日本公使狼狈逃到港口。
这两次交手,大清都占了上风,日本一时没占到便宜。
表面看大清没吃亏,实际日本凭这一条取得同大清平起平坐、随时派兵入朝的权利,等于在朝鲜问题上给日本留了一道随时可以推开的门。
九年后,日本正是抓住这一条堂而皇之把军队开进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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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的洋务运动早于明治维新,大清学西方最卖力的是海军。
1885年在德国定造的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驶抵中国,每艘七千多吨、装四门30.5厘米巨炮,是亚洲最强战舰。
1888年北洋水师成军,吨位、火力均为亚洲第一,日本人从此把它当成头号假想敌。
日本针对定、镇造了三艘装32厘米巨炮的巡洋舰,又从英国订购吉野等快速巡洋舰,靠航速和速射炮取胜。
大清北洋成军后即停购军火,到1894年再没添过新舰,弹药捉襟见肘。
慈禧挪用海军经费修颐和园的数额史学界至今争论,但1894年她六十大寿、朝廷忙于庆典是事实。
日本明治天皇1893年宣布每年从皇室拨三十万日元补贴军费,官员也捐出十分之一薪俸。
一边勒紧裤腰带买船,一边大摆寿宴,气势未战已分高下。
陆军上,日本以德国为师,建起参谋本部和动员体系。
大清八旗、绿营早已腐朽,湘军、淮军各自为政,枪支杂乱。
外交上,1894年7月日本同英国签订新约,英国废除领事裁判权,更需要日本在远东制衡俄国。
九天后,日本海军就向大清开了第一炮。
1894年春,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大清应朝鲜请求派两千多人进驻牙山,并按约通知日本。
日本一个月内派八千人入朝,三倍于清军,直接开进汉城。
等朝鲜政府同起义军讲和,日本却拒绝撤兵,执意共同改革朝鲜内政。
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在回忆录里说得坦白:就是要把大清逼进两难,退则控制朝鲜,不退则有开战理由。
北京朝廷却吵翻了天,光绪帝主张开战,李鸿章清楚北洋实力,只想靠列强调停。
皇帝想打、统帅不想打,这仗没打已经输了一半。
7月23日日军冲进朝鲜皇宫,扶植亲日政权。
两天后,日本三艘巡洋舰在丰岛海面突袭北洋护航舰,又截住李鸿章租来运兵的英国商船高升号。
船上一千一百多名清兵宁死不从,浪速号舰长东乡平八郎下令击沉,落水清兵还遭扫射。
8月1日两国宣战,陆上首战牙山,清军战败,统帅叶志超却谎报捷报,反被委任为平壤总指挥。
9月15日日军围攻平壤,守北门的老将左宝贵中炮阵亡,叶志超当晚挂白旗弃城,一路退过鸭绿江,把朝鲜拱手让人。
打败仗还能升官,军队的血性就这么流干。
围攻平壤那天,明治天皇把大本营移到广岛坐镇。
9月17日黄海海战,北洋十舰对日本十二舰,从中午打到傍晚。
北洋排一字横阵想发挥定、镇巨炮威力,日本巡洋舰绕到侧翼和后方,用速射炮轮番轰击。
开战不久旗舰定远信号桅杆被打断,丁汝昌受伤,舰队失去指挥。
致远舰管带邓世昌见船身中弹倾斜,下令全速冲向吉野,想同归于尽,中途中弹沉没。
邓世昌落海推开救生圈,又把游来救他的爱犬按入水中,一人一狗一同沉海,全舰二百多人仅七人生还。
此役北洋损失五舰、死伤过千,日本一舰未沉,但定、镇凭厚甲没沉,主力还在。
可李鸿章下令退守威海卫、不准出海,黄海制海权拱手让人。
10月日军兵分两路,一路渡鸭绿江攻入东北,一路登陆辽东直扑旅顺。
这座号称东亚第一的要塞,11月21日一天陷落,日军随后在城内大屠杀,遇难军民数以万计,西方记者把消息发回欧美,举世震惊。
1895年1月,日军登陆山东半岛,陆路包抄威海卫,调转清军大炮轰击港内舰队,又派鱼雷艇夜袭。
定远中鱼雷搁浅,管带刘步蟾炸舰后服毒自尽;丁汝昌拒绝劝降,2月12日自杀,部下随后用他的名义投降,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镇远被日军拖走编入日本海军。
伊藤只丢下一句:答应,或不答应。
3月24日,李鸿章途中被日本右翼青年开枪击中面部,国际舆论哗然,日本怕列强干涉,主动停战并把赔款从三亿两减到二亿两。
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大清承认朝鲜独立,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赔款二亿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口,允许日本在通商口岸设厂。
六天后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日本忍气吞声,却又多要三千万两赎辽费。
日本此战军费约二亿日元,收回赔款却折合三亿六千万日元,倒赚一笔。
赔款大部分用于扩充海陆军,一部分建八幡制铁所(今日本制铁前身),一部分存伦敦做准备金、推行金本位;台湾成为日本第一块殖民地,被统治整整五十年。
从1853年被大炮逼着开港,到1895年逼别人割地赔款,四十二年之间,日本由猎物变成猎人。
同样被大炮轰开国门,同样学习西方,大清起步更早,最后却被日本后来居上。
最核心的原因是:大清学的是洋人的船和炮,日本学的是洋人怎么造出船和炮的整套制度。
大清讲“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祖宗规矩不能动,只在上面加装洋枪洋炮;日本干脆连底子都换掉,废藩、废武士、改税制、改兵制、改教育、立宪法,把旧国家拆碎了重新拼。
北洋的军舰同日本一样先进,指挥它的却仍是一部讲人情、讲派系、打败仗都能升官的老机器。
再就是危机感,日本国小人少,黑船一到,刀就架在脖子上;大清地大物博,鸦片战争输了、割了香港,京城照样歌舞升平,多数官员还当洋人是皮外伤。
还有一点是谁来改:日本的改革由一群在旧体制里翻不了身的中下级武士发动,他们连自己的阶级都敢亲手废除;大清的改革则由旧体制里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主持,能改多少,先得算算自己会不会吃亏。
甲午尝到的甜头,后来变成戒不掉的瘾:打一场仗,就有土地、有钱、有地位。
十年后日本打赢俄国,再过五年吞并朝鲜,之后趁一战出兵山东,再之后就是九一八、七七事变,一路打到太平洋,最后在1945年的广岛、长崎输到一无所有。
从1895年到1945年,又是五十年。
教训很清楚:赢得太快的人往往不知道什么时候收手,一场豪赌赢了,最危险的不是输,而是从此以为自己永远会赢。
明治日本用二十多年从被人欺负的小国变成欺负人的强国,又用五十年证明了一件事,靠刀枪抢来的东西最终还会被刀枪收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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