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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魏春亮
这是一个让我心生惭愧,又后背发凉的新闻。
《新黄河》前两天的报道:
2024年9月,农民工景树仁因帮人讨薪、转发讨薪网帖,被作为“7人黑社会组织骨干成员”的案件,被移送审查起诉。
2026年9月,景树仁以寻衅滋事罪,一审被判有期徒刑4年。
向《新黄河》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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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案的主人公景树仁,1976年生于甘肃陇西,是一个在兰州企业看大门的农民工。
据与之相熟的周筱赟律师的说法,景树仁一个月只有两三千元的工资,每个月只给自己留200元,其余的全部寄回老家。
但他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困苦,就对他人的苦难视而不见。相反,他是个热心肠,他用自己约7万粉的微博账号,经常宣传甘肃的农产品、号召大家做公益。
更重要的是,他利用这个阵地,经常帮人讨薪、转发讨薪网帖,也终于因此惹祸上身。
而这个事件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就是周禄宝(1985年生),他是景树仁的远亲,当过兵,又曾因敲诈勒索罪获刑5年,2018年出狱后以发网帖帮人讨要工程款、农民工工资活跃于网络。
有人求景树仁帮忙讨薪,他没办法,就帮着介绍给周禄宝。
2023年3月,景树仁将商户刘秀琴的租赁保证金纠纷材料介绍给周禄宝,周发帖后引发关注,警方由此锁定周禄宝,成为全案导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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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树仁被指控9项具体事实,分为三类:
1、介绍求助者给周禄宝(3项);
2、转发周禄宝网帖扩大影响(4项);
3、转发周禄宝个人相关帖文(2项)。
虽然有这么多指控,但一审判决也承认,欠款、欠薪的“基础纠纷”均客观存在,景树仁也没有向求助者收取任何费用。
不过,公诉机关和法院均认为,周禄宝利用网络影响力发布虚假负面信息,恶意关联领导干部,景树仁作为自媒体人未尽核实义务,长期大量转发扩大影响,构成寻衅滋事罪。
这种矛盾和复杂性,是理解这件事的前提和关键。
我们来看看王英工程款案就能明白。
小包工头王英被拖欠款近6年,他找到景树仁之后,景树仁把材料交给了周禄宝。2023年9月底到10月,周禄宝就在好几个网络平台发帖子,大意都是“甘肃定西渭源县北寨镇政府恶意欠钱,法院判了都不还钱”。
实际上这笔欠款,有的是村里的项目,有的确实是镇政府签的合同。
但检察院指控,周禄宝和景树仁明明知道欠钱的不只是镇政府,还故意发帖子把责任全扣给政府,制造负面舆论、嘲讽攻击当地市县领导,想用网络舆论施压。
但有意思的是,“苦主”王英在被调查时,一直都说,周禄宝所发网帖中,涉及工程欠款的内容均属实,被询问多次后,他“承认”关联领导不妥。
另一起值得注意的案子是龙强如案。
小包工头龙强如被中铁十四局欠款13.68万元,他每次去要都被打发“等着”,找劳动监察部门也没解决问题。
景树仁收了他的工程材料后转交给周禄宝,双方说好:事情办成了,周禄宝收8000块辛苦费,龙强如也同意了。
之后龙强如跟“第二层承接人”透了底,说要发帖曝光这事。对方一听马上松口,说立刻发工资,让他先别发帖。龙强如赶紧联系景树仁叫停,景树仁也把话传给了周禄宝。
但是,周禄宝还是把帖子发出来了,巧的是,发帖才几分钟,龙强如就拿到了拖欠的工资。
后来警察介入,通过景树仁协调,帖子很快就删掉了,那8000块辛苦费自始至终也没真的给出去。
公诉机关认定周禄宝所发的《兰州8位农民工讨薪180天未果,甘肃“分包病”该谁治?》类似标题帖文8篇帖文内容不实,指控景树仁受委托靠发帖炒作帮龙强如讨薪,按周禄宝的安排收集材料,配合对方造势。
看完这两个案子,毋庸讳言,景树仁并不是完美无瑕的圣人,而是复杂的、活生生的人。
他缺乏专业的新闻素养,没有对所陈述的事情做出细致的核实,甚至还有点意气用事。
但问题是,上面两个案子,以及刘秀琴保证金纠纷案,公诉机关也并未指出“帖文反映的核心事实——欠款纠纷”是否属实。
没指出,其实就已经是种表态了,如果周禄宝的帖子里的核心事实不属实,景树仁就不只是寻衅滋事了。
所以,在景树仁这件事上,法院是不是要区分,在核心事实没问题的基础上,在细节上没有尽到核实义务,和明知是虚假信息,仍故意传播,这两者是根本不同的性质?
更重要的是,他们发帖,本意是反映问题、帮人维权,但一审却完全忽视景树仁“帮转网帖”行为的朴素动机,完全忽视发帖、转帖善意,以及公民的监督权。
而公诉人在庭审中,更是以“或为名,或为利”概括各被告人的动机,试图否定景树仁的转帖和发帖时的善意。
但正如辩护律师所说,“为利”与已经查明的事实直接冲突,而公民公开表达意见,自然希望被看见、问题被解决,不能据此推定其具有寻衅滋事的主观故意。以无法检验的“名”“利”二分法覆盖长期公益经历和具体行为事实,既缺乏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也构成对人格的轻率贬损。
我不理解的是,如果景树仁转帖和发帖是“或为名,或为利”,那那些欠款欠薪者又是为了什么?
正如周筱赟律师所说,转发讨薪微博的人被判寻衅滋事罪,欠薪者却逍遥法外。对讨薪者如此苛刻,对欠薪者如此宽容,到底是为什么呢?
真实的欠薪欠款可以被承认,但帮忙讨薪,却因为“恶意关联领导”,因为数目不对、对象不严谨,就受到刑事处罚,那以后谁还敢为自己发声,为他人发声?
正如曾找过周禄宝的令三明在法庭上的质问:
“请司法机关告诉我们农民工,面对欠薪,我们究竟该怎么办?”
这好像是无解的天问。
景树仁的一审无罪辩护词里,有一段让人看得热泪盈眶:
在已经查明的事实范围内,还有多少人能够长期无偿帮助素不相识的劳动者,在不求回报的情况下反复核实、持续发声,并为此承受如此漫长的羁押?一个民族不能一面赞颂仁爱、信义和扶危济困,一面又让践行这些美德的人因帮助弱者而承担刑事责任。这样的公民理应得到法律保护和社会尊重,不应受到刑罚惩治。
景树仁长期从事公益活动,他为尘肺病患者捐款,帮助农民销售滞销苹果;2021年,中国甘肃网以《景树仁:一个农村小伙的自媒体公益之路》为题,正面报道过他的公益经历:
2018年,他参与开展“新年新衣·启智书屋”爱心捐赠活动,为家乡二百多位老人捐赠过冬棉衣,向村妇联捐赠图书四百余册;
2019年底,他只身前往外地解救误入传销组织的同乡;
2020年,他持续反映连霍高速相关问题并推动问题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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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就是这样的人,却因为无偿为农民工转讨薪帖而获罪,我不知道这样的报道出来后,会寒了多少人的心。
更令人感到悲凉的是,在景树仁被提起公诉后,他曾经帮助过的很多人,避之唯恐不及。《新黄河》的报道里,刘秀琴告诉记者,她不想再提这件事情了;记者多次联系王英采访,未果;龙强如向记者表示,事情已经经过公安机关处理,婉拒采访。
人类不感谢逻辑。
文章开头,我说这个新闻让我心生惭愧,又后背发凉。
心生惭愧,是因为也有很多遭遇不公的人,私信向我求助,希望我帮他们维权,但我没有景树仁那样的担当和勇敢。我都是告诉他们,我不是记者,没有采访权,我所有的文章,都是对已经成为新闻的事件做出自己的评论。我自己并不生产新闻,更不是在帮谁维权。我也有匡扶正义的理想,但我能做的,也仅限于此了。
而后背发凉,是因为我看到了帮人维权可能面临的严重后果,且不说我没有采访权,就算我有,我也不敢把自己的信任都放在求助者身上。就算他们说得全都是实话,可一旦有任何细节上的出入,被揪住不放,我就可能会面临景树仁一样的下场。
更重要的是,有媒体的公开报道,我按照报道写,还可能为自己辩解,但如果信息是从求助者那里得来的,他们要是闭嘴或者改变说法,我将会百口莫辩。
所以,景树仁的事情曝光后,我能做的,也就是为他写一篇文章而已。
《财新》杂志关于景树仁的报道里,有一个细节,曾经有人劝景树仁:你一个农民工,在工地上讨生活,却昨天监督这个今天批评那个,总有一天会进去的。
景树仁回答说:大家都不讲话,这个社会如何办?
我在想,不管他二审时有没有罪,经历了这一番波折后,他还会说出这样的话吗?
想想就觉得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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