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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4 年,约翰·斯诺把伦敦一处街区的霍乱死亡病例标在地图上。住得很近的人,为什么染病的情形会差那么多?
在《识骨寻城:15000年来城市中的死与生》中,生物考古学家布伦娜·哈西特从世界各地的遗址和遗骨里辨认生长、疾病与暴力留下的痕迹。结合历史文献,她追问城市生活怎样改变了人的身体,疾病又怎样影响城市的发展。
要追查一场流行病,当时的人住得有多近、平日走哪些路、从哪里取水,都可能提供线索。
原文作者 |布伦娜・哈西特
《识骨寻城:15000年来城市中的死与生》,[英]布伦娜・哈西特 著,李润萍 译,后浪科学,202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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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感染到流行
如同许多生物考古学家,我对瘟疫兴趣浓厚。它们打破了事物的自然规律,超越了常规的风险因素直接成为考古样本,并用死亡定格人类,这不仅包括老弱病残,还包括整个(不幸的)人类群体。大规模死亡的悲剧会带来统计学上罕见的考古遗骸,他们包括构成人口主体的青少年和成年人,这类人极少出现在墓地中。瘟疫等灾祸不加区分地产生了大量死亡,由此生物考古学家才有机会克服所谓的骨骼研究悖论(Osteological Paradox),这一术语由研究者詹姆斯·伍德(James Wood)及其同事创造,目的是阐释一个令人尴尬的观点:研究古代生命时,生物考古学家借助的考古证据实际上是过去的死亡。由于没有现代医疗服务,死亡风险最高的人群是老年人和婴幼儿。对于青少年和育龄成人来说,死亡带来的威胁相对较小,除非天有不测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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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卑斯山的冰层中解冻出的遗骸。遗骸的保留使研究人员能够重建他悲惨的最后时光。
瘟疫是一场声势浩大、所向披靡的流行性疾病,它毫不顾忌身份地位与公平正义,所经之处尸横遍野,这一现象具有特殊的文化魅力。14 世纪欧洲艺术作品中的骷髅头和跳舞的骨架反映了黑死病暴发后欧洲世界的秩序被彻底颠覆的骇人景象,此时死亡成为主角,站在了欧洲文明叙事的中心。事实上,黑死病期间,令人难以置信的人口骤减的后续效应有着深远的影响,研究人员现在才开始揭示其范围与规模。黑死病不仅夺走了国王的生命,还摧毁了它所席卷过的欧洲部分地区的王权以及整个中世纪生活方式。学者们也越来越多地在其他区域开始发现瘟疫带来的影响:从亚洲与非洲的疾病暴发中心逐渐向外扩散的灾难性死亡事件,较之欧洲,它带来的后果更鲜为人知。但为何一种疾病会带来如此严重的影响?什么条件合谋杀死了三个大洲内不计其数的生命?确切地说,瘟疫究竟是什么?人类又是如何感染上瘟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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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早期城市的肮脏和不卫生的情形对当时的伦敦人来说是在空气中就可以感受到的,这也是当时插图中常见的主题。
瘟疫并不是指单独的一种疾病。尽管每当提起它,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由鼠疫耶尔森菌(Yersinia pestis)引起的腺鼠疫(bubonic plague),即广为人知的黑死病。瘟疫可以是任何能够造成大规模死亡的恶性疾病。可以理解,在此人们对“大规模”的界定取决于逝者中是否包含自己的亲朋好友,但它同样是可以一目了然的概念。流行性疾病要想取得黑死病那样的巨大影响,需要大规模人口作为基础。若宿主生物还没有传播感染就在某个孤立地域倒下,这种情况对细菌和病毒都没有益处。一些传染病有极长的潜伏期,或长期寄生在人类周围的动物体内,它们可以在小型人类群体间架起桥梁,形成有利于自己在这一地区迅速扩散的传染链。因此,地方流行性疾病发展成大规模流行病所需的两大先决条件在城市中应运而生:密集的人口与沟通人口的繁忙道路。然而,我们仍未透彻理解的是,为何某些疾病能实现质的飞跃?传染病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为何在某些时刻它会这般攻人类于不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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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与佝偻病相关的骨骼变化。一位儿童的下肢(注意骨端“未完成”的外观)明显弯曲。
城市的兴起对流行病学转变的真正贡献在于使感染转变为流行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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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怎样传到更远的地方
外出跑步时,我经过了一连串已被废弃的火车站,它们曾被用来迎接从北方工业城市前来温泉的乘客,火车轨道则沿着一条有着上千年历史的罗马道路铺设。袖珍而美好的于伯林根曾长期困在织就欧洲城市肌理的织线中,而瘟疫带来的死亡便是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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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火车进站》剧照
在此,我的观点是,瘟疫是通过接触传播的疾病。在宿主缺乏免疫力的情况下,疾病的不同环境储库(这就是我们对细菌的意义)之间的接触,为传染病全面暴发、成为大规模流行病制造了机会。对天花病毒或鼠疫耶尔森菌而言,人类实质上是行走的温床 ——“流动餐车”。此处所讨论的主要的瘟疫传播之前人们与其接触的程度,与城市的兴起以及城市对商品、携带商品的人以及争夺商品的军队的推拉效应,密切相关。
公元前 2 千纪的瘟疫,出现在地区之间相互联系伊始,那时近东与中亚、地中海东部以及很有可能更远的地区连接了起来。欧亚大帝国时期(公元前 1 千纪:如波斯、罗马帝国、印度孔雀王朝以及中国的秦朝和汉朝),货物、船只、人群以及战象的广泛流通使疾病进一步蔓延,雅典、罗马和其他地区有关瘟疫的记录便证实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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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地图追查伦敦霍乱
19 世纪 30 年代,从没有受过教育的挖煤工到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医生,家喻户晓的一件事便是疾病来自熏天臭气与有毒雾气,它们是一切苦难的源泉。疾病预防可以通过清理街头污物,或在街角点火以减少流行病空气来实现。这种态度自黑死病的时代起几乎从未改变,在那时,人们认为一把草药就能够防止重疾降临。另一个理论则认为,疾病若非来自空气,便是源自人类自身。“传染”理论的拥护者认为疾病都像流感一样,是通过接触进行传播的。无论是医生还是江湖郎中,都不厌其详地对这两种理论进行阐释,然而当“瘴气论者”与“传染论者”在报纸与讲堂中唇枪舌剑时,人们在不断地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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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早期伦敦的污染、拥挤和贫困是疾病传播的部分原因。在这张图里,伦敦被想象成“霍乱国王的宫廷”。
一位前途无量的年轻实习医生约翰·斯诺(John Snow)密切追踪了霍乱在伦敦的周期性暴发,本着一丝不苟的秉性,他钻研了每次暴发的细节,逐步汇总证据以支持一个已经存在的理论。斯诺坚信霍乱不是通过空气或接触传播的,而是通过水。他在地图上标绘出 1848 年霍乱暴发的死亡病例,发现用水取自泰晤士河污染最严重河段的居民区中出现了更多死者。1849 年,他发表了这一革命性观点,而学富五车的瘴气论者和传染论者则回应表示他对真相一无所知。至少,他需要想办法证实水会携带疾病。
这一过程耗费了 5 年时光,但斯诺终将迎来他的时机。1854 年,以布罗德街(现布罗德威克街)附近的居民区为疫情中心,暴发了一场非常严重的霍乱。仅仅一个晚上,几条街道中便有 70 人殒命。还有一整个家庭所有成员无一幸免,他们的尸体被关在屋内,直至散发出异味才被发现。住处与疫区较近的斯诺,为在这里的社区水泵中收集水样而奔走,同时也利用了地图。他在街区地图上仔细标绘出 578 起霍乱死亡案例的位置,并在每户房门上用粗线标记出死者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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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天使的一份》剧照
斯诺注意到两点足以影响他自己与历史潮流的现象。首先,居住在疫区附近贫民习艺所的贫民大部分未受霍乱影响。鉴于传染病最常影响贫困者,这显得异乎寻常。然而,习艺所中有自己的水井,这一次,当周边更为富裕的家庭难逃死神魔掌时,拘禁于此的生活竟成了一桩幸事。另一条线索是居住在死亡辐射范围东部边缘的啤酒厂工人身体依旧强健,原因是他们用工厂自酿的啤酒取代了饮用水,同时最重要的是,在啤酒酿造过程中,温度超过了霍乱弧菌的存活温度。
策划&编辑丨后浪科学
本文内容来自《识骨寻城:15000年来城市中的死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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